徐惠（四川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　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现代的中国，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知识分子们都曾倡导创造观念，纷纷阐发自己的创造思想，推进当时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一代大儒梁漱溟在“生生宇宙观”的基础上提出人生的意义在创造，在于彰显生命的创造本性；人生中不但要有物质生活的富足，而且更要有精神生活的和谐，即创造有广义狭义、成已成物、外面内里等区分；教育的本意就是要把人们养成有本领有能力，帮助人创造；人生第一要务是破除理智化的“分别计较”之执着，才能让人的本心自由创造，人的本性自由发挥。如此而人生自然刚健，情意自然感通，以参赞天地生生之德，这对我们在新常态下，推进创新、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

　　近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乱了中国的传统发展脉络，旧的秩序与观念被打倒，进化论、“动的哲学”风行一时，“古今中西”之争各派竞相亮相。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对话、中西文化激荡中，寻得中国的出路，并融合创造出更理想的文明，成了当时的首要课题，也是我们今日仍必须探讨的根本性问题。“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运动者。”〔1〕一代大儒梁漱溟在“生生宇宙观”的基础上提出人生的意义在创造，在于彰显生命的创造本性；人生中不但要有物质生活的富足，而且更要有精神生活的和谐，即创造有广义狭义、成已成物、外面内里等区分；教育的本意是要把人们养成有本领有能力，帮助人创造；人生第一要务是破除理智化的“分别计较”之执着，才能让人的本心自由创造，人的本性自由发挥。如此而人生自然刚健，情意自然感通，以参赞天地生生之德。“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2〕在新常态下，对梁漱溟创造思想的挖掘，将对我们推进创新、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有着宝贵的启示意义。

　　一、梁漱溟的创造思想

　　梁漱溟思想的发展过程非常复杂，在1949年以前，其思想可分为三大阶段：功利主义时期、佛家时期及儒家时期。创造思想的本体论基础也由佛家“变化历程观”发展为儒家“生生的世界观”.

　　（一）“变化历程观”到“生生世界观”

　　梁漱溟于二十至二十九岁之间信佛，结合当时流行的进化论物理学上“质能互换”与“以太”等新说法，梁漱溟在自修学佛基础上认为宇宙万物的本质乃是“变化”,离此不断变化之历程别无所谓本体、本质或真实。万事万物本无常，一切执名言、物相、规律、理则以为实有之见皆为无明，而为种种烦恼与迷妄的根源。人们须离此一切无明妄见，方能解脱众苦。梁漱溟变化历程观最早表现于1916的一篇名噪一时的文章：《究元决疑论》，并且因为这篇文章受到蔡元培的赏识，梁漱溟得以进入北大哲学系教书。

　　梁漱溟用进化论与当代哲学的演化观来证成佛学变化的历程观，认为：印度化在晦塞的东方本无以自明，唯以有进化论后所产生、所影响之科学如生物学、心理学及其它，所演出、所影响之哲学如实验主义、博格森及其它，而后佛家对宇宙的说明洞然宣达，印度化才好讲，唯识方法才好讲。这种变化的宇宙观既以变化为一切之本质，自然视一切名言、律则、观念、物体、形质等有形相分别者为假，而唯有那离一切分别相，是以不可思议言说者方为真实。此时的梁漱溟讲无常变化，却并不言进化。

　　北大的入世生活和新文化运动深刻地影响着梁漱溟，他认识到，救中国与找到中国文化的新方向要求一种比较积极入世的思想，佛学太消退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由此，梁漱溟由佛入儒，转入以儒家为主的“生生的世界观”.他说：我心目中代表儒家道理的是“生”,代表佛家道理的是“无生”.〔4〕又说：中国自极古的时候传下来的形而上学，作一切大小高低学术之根本思想的是一套完全讲变化的—-绝非静体的。〔5〕我很看得明孔子这派的人生哲学完全是从这种形而上学产生出来的。孔子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说这个的。……这种形而上学本来就是讲“宇宙之生”的，所以说“生生之谓易”.由此孔子赞美叹赏“生”的话很多，像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6〕
　　
　　（二）人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

　　梁漱溟认为，生、活、生命、生活等概念实质上“纯然是一回事”,只是字样不同，意思就是指“向上创造”.“向上创造就是灵活奋进，细分析之可有两点：（一）向上翻高，（二）往广阔里开展。”〔7〕1926年至1927年期间，梁漱溟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演讲中强调：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在创造！人生的意义在创造，是于人在万物中比较出来的。宇宙是一大生命，从古到今不断创造，花样翻新造成千奇百样的大世界。这是从生物进化史到人类文化史一直演下来没有停的。〔8〕他认为除了人类之外，现在别的生命不再具有创造能力了，人类是唯一的创造者，因而人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但到现在代表宇宙大生命表现其创造精神的却只有人类，其余动植物界已经成了刻板的文章，不能前进。例如稻谷一年一熟或两熟，生出来，熟落去，年年如是，代代如是。又如鸟雀，老鸟生小鸟，小鸟的生活还和老鸟一般无二，不像是创造的文章，而像是刻板文章了。亦正和推磨的牛马一天到晚行走不息，但转来转去，终归是原来的地方，没有前进。〔9〕为什么现在只有人类还有创造性呢？梁漱溟认为这是“因为人的生命中具有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生下来一无所能，而后竞无所不能的那副聪明才质。换句话说，亦就是能创造的那副才质。”〔10〕
　　
　　（三）成己成物的两类创造

　　梁漱溟认为，“人类的创造表现在其生活上、文化上不断的进步。文化是人工的、人造的、不是自然的、本来的。”“是人运用他的心思来改造自然供其应用。而人群之间关系组织亦随有迁进。前一代传于后一代，后一代却每有新发明，不必照旧。前后积累，遂有今天政治经济文物制度之盛。今后还有我们不及见不及知的新文化新生活。”〔11〕由此，梁漱溟把创造进行了广义狭义、成已成物和内里外面的划分。梁漱溟认为，“是不是创造，要看是否用了心思；用了心思，便是创造。”〔12〕“严格地讲，人类的生活，一言一动，一颦一笑，都不能不说是创造。但我们普通说话，言及创造，必特指其超出寻常，前所未有者，有重大价值者。”〔13〕这样，以心思和价值为标推，区分了广义的创造与狭义的创造。梁漱溟进一步区分狭义的创造，把它区分为成已与成物两种创造：成已就是在个体生命上的成就，例如才艺德性等；成物就是对于社会或文化上的贡献，例如一种新发明或功业等。〔14〕梁漱溟看到，“任何一个创造，大概都是两面的：一面属于成已，一面属于成物。”但细讲起来，成物者，同时亦成己。如一本学术着作是成物，学问家的自身的智力学问即是成己；政治家的功业是成物，政治家的自身本领人格又是成己了。反之成己者同时亦成物。如一德性涵养好的人是成己，而其待人接物行事亦莫非成物。又一开明通在的人是成己，而其一句话说出来，无不明白透亮，正是成物了。〔15〕
　　
　　（四）教育培养创造
　　
　　梁漱溟很注重人才创造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教育就是帮助人创造。它的工夫用在许多个体生命上，求其内在的进益开展，而收效于外。无论为个人计或为生活打算，教育的贵重，应当重于一切，可惜人类直至于今，仍然忽视创造，亦就不看重教育（还有许多不合教育的教育），人类生命的长处，全按压抑而不得发挥表现。”〔16〕无论是在邹平还是曹州六中抑或早期的北大梁先生都是提倡创造的，提倡学习与实践结合的。梁漱溟认为，真正的教育使人类努力创造、团结向上，从而向理想的社会迈进。“我们理想的社会：第一、人与人没有生存竞争，而人与人合起来控制自然利用自然；第二、社会帮助人生向上，一切合于教育意义，形成一个完全教育化的环境，启人向学之诚，而萃力于创造自己；其结果，亦就是学术发明文化进步，而收效于社会。这样，才合于‘人生在创造’那意义。”〔17〕
　　
　　（五）当今时代需要人类共同创造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梁漱溟认为，当时的“我们实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就整个人类来说，是处在一个人类历史空前大转变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文化需要大改造的时代。”〔18〕“现在不单是中国，即世界其他各国，关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会都是在思想分歧冲突里面……问题既多，思想又复杂，恰是一个极混乱的时期。……生当今世，自一面言之，几乎人人无所适从，易陷于苦闷，易落于被牺牲。自另一面言之，实为对人类一个好试验；试验人能否在困扰中站立得稳，能否发挥人之创造力，刺激人之生命，使其活泼而有力量。”〔19〕“而就中国一国来说，几千年的老文化，传到近百年来，因为西洋文化入侵正叫我们几千年的老文化不得不改造。我们不能象其它时代的人那样，可以不用心思。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亟待改造；因为要改造，所以非用心思不可。也可以说非用心思去创造不可。”〔20〕我们生在今日谁都推脱不了这责任。你们年轻的同学，责任更多。你们眼前的求学重在成己，末后却要重在成物。眼前不忙着有表现，却必要立志为民族为世界解决大问题，开辟新文化。这样方是合于宇宙大生命的创造精神，而实践了人生的意义。〔21〕更为宏伟的志向是：我们要用心思替民族并替人类开出一个前途，创造一个新文化。这一伟大的创造，是联合全国人共同来创造，不是各个人的小创造、小表观，乃至要联合全世界人共同来创造新世界。不是各自求一国的富强而止的那回旧事。〔22〕

二、梁漱溟创造思想的价值

　　从1840年到1949年，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中国的思想家们把目光投向了“创造”,从哲学的角度对创造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梁漱溟是一个独创的思想家，他尝试用柏格森的生命进化论印证传统儒学和佛学，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创造思想。

　　（一）提出了创造的世界观

　　梁漱溟把视角从客体为中心转向主体为中心，提出了创造的世界观。自然界、社会和精神自身都是创造的、前进的、向上的、发展的。整个世界都是创造的。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现代的进化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不同民族发展的速度有快有慢，发展的阶段有先有后，发展的水平有高有低，究其原因，民族创新能力的大小是一个主要因素。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的世界观，有助于创新意识的提高，创新自觉性的提升。

　　（二）提出了创造的人生观

　　梁漱溟的“生生世界观”指导着他的学术生活与日常行事。他否认人生目的，但他承认人生有价值有意义，人生的意义在创造，同时把现实的创造完全地归结为人的创造。而且，梁漱溟不仅在人生价值观上强调创造，在人生苦乐观上也强调创造：“人生乐趣有两点：（一）和气，彼此感情好，彼此能敬爱，大家都忘了自己，融成一体之情。（二）创造，说得平常些就是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身体或心思向前去干一些事情，于工作上有自得之乐。”〔23〕创新不容易，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付出，意味着风险。人生的乐趣在创新这一理念支持着我们“积极”、“勇敢”地在创新之路上走下去。创新是人的自觉自发，是人自我发展的基本路径。新的创造方式创造新的自我！

　　（三）梁漱溟提出了创造的道德观

　　梁漱溟创造的世界观、创造的人生观都最终落实在道德的创造上，因为要实现最重要的主张，就是重新创造一个富强的、新时代的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伦理本位的社会”.所以梁漱溟严格区分了“成物的创造”与“成已的创造”,区分了“外面的创造”与“内里创造。”虽然他偶尔也谈到“帮助理性开展的是经济”等物质条件的力量，但那只是“帮助”而已。他反复强调和极为重视的，不是成物的外面的创造，而是以道德修养为核心、以科学理性为外围的成已的内里的创造。创新涵盖众多领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创新，可以分为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艺术创新、商业创新等等，但我们始终要记得创新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四）提出了创造能力培养在教育思想

　　创新是科技之本，经济可持续发展之关键，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怎样才能实现创新？如何培养创新能力？梁漱溟认为，创造能力培养就在教育，“教育就是帮助人创造”,否则就是“不合教育的教育”.他主张教育必须立足于创造人生，“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里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24〕梁漱溟主张教育要给学生自己创造的自由：“我根本的主张，是要学生拿出他们的心思耳目手足的力量，来实做他们自己的生活。”〔24〕而无视或忽视创造力的培养和开发的“不合教育的教育”,则使“活泼化为消沉，自动转为被动”,培养的学生反而有害于自己、家庭、学校和社会。〔25〕梁漱溟认为，必须重视创造，重视创造教育，“无论为个人计，或为社会打算，教育的贵重，应当重于一切。”〔26〕
　　
　　（五）提出放下“理智”成就持续创新

　　梁漱溟认为人生天地间，种种问题都因执着而来。然而人既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万物且迁化不已，“我”又何存？“执着”又何所附？其实“我”本无我，“我”与一切执着皆起于私念私智所造成的分别观。而人生第一要务便是破除这种理智化的“分别计较”之执着，才能让人的本心自由创造，人的本性自由发挥。“私心人欲不一定是声色名利的欲望之类，是理智的一切打量，计较，安排，不由直觉去随感而应。”〔27〕梁漱溟最反对的，也就是西方近代与中国当时所盛行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个人私欲、小集团主义也时刻干扰着我们今日的创新。创新包括各个领域，每个领域的各个层面，每个层面的各个环节，创新是一个集体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不是单纯为了个人私欲的满足、小团体利益的实现。例如，产品创新需要市场研究人员、系统工程师、产品研发链条上各人员通力合作，才能形成一个可执行、有成效的创新产品。

　　三、梁漱溟创造思想的局限

　　面对西方坚船利炮、文化的冲击，梁漱溟既希望采取西方的长处以改善中国传统的不足，又恐怕因此而伤害民族的高尚本质，表现出中国近现代建立的第一个完整而深刻的现代保守主义体系所面临的局限和困境。

　　（一）对“理智”的否定内含对西方文化的根本否定

　　一方面，梁漱溟肯定中国亟需西方文化，同时，他又对西方的人生态度不欣赏，要将西方文化改成“要大家向前动作，而此动作最好要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于欲望的计虑”.〔28〕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向前奋进的时代精神与改革态度，但是正如梁漱溟所言，西方文化的创造力根源于其特殊的人生态度与思维方式，将其基本态度改了，又排斥理智的计算，究竟引进西方的什么文化并扎根于中国呢？

　　（二）夸大了少数英雄人物的创造力

　　受英雄史观的影响，梁漱溟夸大了少数英雄人物的创造力。他曾说“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中国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而且，“天才之创造能力，实在无假于外”.他甚至认为，中国文化所以异于西方文化，是因为“西洋人太笨，而中国自黄帝至周公孔子几个人太聪明”.〔29〕例如，梁漱溟论述了人的本心自由创造、人的本性自由发挥的第一条件是破除理智化的“分别计较”之执着。但在他看来，合乎这种理想人格的，只有孔子一人。他说：孔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一切不认定。易经上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论语上就明白指出所持的态度说：“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一认定，一计算，在我就失中而倾敧于外了。〔30〕
　　
　　（三）把创造思想局限于道德创造

粱漱溟看到了西方文化发展中呈现出来的功利主义、物化的危害，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正由于此。他把其创造思想基本局限于创造人生观、创造道德观等问题之中，且归结为伦理本位的道德创造，而未能广泛全面地展开其创造思想。早年的思想主要用力于宇宙人生的一些根本问题，对于实际的政经制度，他自己也屡次承认并无足够的研究。后来，梁漱溟真正投身于实践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虽有好转，但由于对创造的片面理解和阐发，而将一切改革均置于传统道德之下，试图以道德手段解决一切问题，从而带有道德乌托邦的性质。

——《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12期，第56-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