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重视礼义廉耻、奉行仁孝忠公诚信为核心的传统美德体系。这种精神追求，通过古代的文明规范体系“礼”，形成了中华“礼义之邦”的社会风尚¹。

“德”字在《左传》中出现330次，在《国语》中出现250次，其伦理道德内涵在向多向度展开，得到了不断地彰显和完善。《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记载九德：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

在中国古代，美德成为衡量贤人品德的重要标准，圣贤人格化渐渐成为道德操守的理想目标，从而忽略了经纬天地的广德视野与赞天地之化育的大德本性。前者指向个体心灵道德的教育，后者关乎民族创造力的觉醒、文化生命力持续不断的更新，两者不可或缺。

重德思想以孔孟为代表，通过“仁学”、“仁政”的一脉相承在儒家学说中得到发展，形成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特征之一。《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成为千百年来志士仁人的道德操守与精神追求；修齐冶平的家国情怀，使中华民族历经历史的洗礼依然能够屹立在世界之林，这与重德思想的道德自律与文化自觉息息相关。

《论语》一书中孔子给他的学生们提出“志于道，据品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修学阶梯。“志于道”代表中华文化的最高追求，指向参天地化育的广德，这恰恰是当下美德教育中被忽略掉的重要方面，或是只完成了美德教化与传承的基础篇，而停滞了下学上达的提升与蜕变篇。

以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唐凯麟（湖南师范大学伦理中心主任）、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为代表的四位专家纵论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为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的转化与建构提出了高瞻远瞩的指导意见与具体措施。通过问题解决法，剖析现今社会存在的问题、现象，指出其解决根源仍在文化自觉与美德创造性转化。

“二十世纪十大中国哲学家”之一的张岱年先生曾提出新哲学、新文化建设纲领——“综合创造论”（以下简称“综创论”）。张先生认为，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新文化、新哲学最少须能满足如下四点要求：一是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二是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三是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四是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

张先生在解释《易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观点时说：“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是创造，生生即不断出现新事物。”文中出现一个关键性的转语：“生即是创造。”张先生以生生日新为起点，通过向“创造”新范畴转换，提出了天、地、人通贯的“广义创造观”，从而确立了“创造”作为“新的一贯大原则”的地位。如果把中西文化、诸子百家、科学技术都视为人类“创造”的结晶，则中华文化将不再是与现代科学隔阂的传统文化，而是迈向以创造为核心的生机勃勃、充满创新活力的中华新文化²！

《诗经》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我们在继承优秀文化的同时，更肩负着唤醒创造本性，赋予美德以新命的文化自觉。这自觉正是中华美德的旧邦新命。

1、专家纵论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中华文化大学http://zhwhdx.ustc.edu.cn/zhwhdx/news/detail_197566.htm

                                                             （中华文化大学学员 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