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笑敢

这一结构虽然是笔者个人的表述,但却是努力贴近老子哲学本来可能有的理论结构的尝试,故可称之为模拟性重构,以区别为现代社会需要而创造的现代理论结构。

        一、引言
       本文的直接目的是尝试依据《老子》文本中所体现的历史上的“可能”的思想原貌,建构一个模拟性的老子的思想体系。这样做的背后,有三点方法论的考虑。
       第一,关于中西古今。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古代传统,而“哲学”的概念是经过日文翻译的西方的philosophy,因此,我们参照西方的philosophy的标准和内容来理解什么是哲学,什么不是哲学,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做可能产生两种效果:其一,为中国传统思想带来新的视角和元素,有利于中国传统思想和哲学的发展和更新,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有利于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明之中,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新的精神资源。这显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一面。其二,这种随着西方哲学的不断更新而重新审视、评价、改塑中国传统哲学的做法,如从借用古希腊哲学和康德、黑格尔,到引入语义学、诠释学、现象学,等等,最终的结果很容易偏离中国古代哲学的“可能”的历史面貌越来越远而不自知,反而自以为更接近历史真相,或更新潮和更高明。但结果很可能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成为西方哲学的附庸或原始材料而不断延续,却遗弃了中国哲学思想自身传统的脉络、重心、特点,忘却了自身文化之生命力所在和局限性所在。
      这里有必要再澄清一下作者对于借鉴西学研究中学的立场。首先,应该自觉地、理性地了解一切外国文化和文明,同时有选择地借鉴和引入一切其他文明中对本国文化和政治经济发展有益的理论和实践;不应该将国学、儒学与西方及其他外国文明隔绝起来或对立起来。其次,在借鉴外国文明时要避免“简单地”套用西方思想的概念、模式、框架来解释中国的思想文化,避免总是随着西方思潮的演化而设定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课题、新方法。最后,关于如何面对和处理中西、古今的不同的问题,不可能、不应该有固定的或“最好”的模式,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因此,如何面对古今、中西的差异性和相似性要看具体课题的对象和目的,要不断尝试、思考和探索,特别需要的是同行之间就各种方法、各种尝试的理性的切磋和讨论。
       第二,关于两种取向。每个人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取向,或方向、目标。在各种取向中,有两种最基本、最重要的取向往往被忽略,却非常值得注意和区别。一种取向是客观的、历史的、文本的研究取向,另一种是个人的、现实的、未来的理论取向。这两种取向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是存在的,这里要强调的是自觉意识,即自觉地向着客观地理解、解释古代思想的方向努力,或自觉地为现代社会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而工作。两种取向混淆不清,就会造成对历史的探索和新思想的创造相互混淆、干扰,以至于在忠实于历史文本和现代创造两个方面互相干扰,两头不到岸。两种定向或取向是针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发展中的特有传统而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借助经典注释与诠释的形式建构新的思想体系。这种传统有“借题发挥”的倾向,不能适应现代学术重视客观性、实证性研究的一面,也不能适应在面对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严肃的理论创造或建构的一面。两种定向各有明确的不同的目的、标准和要求。(1)
       第三,关于两种重构。自从诠释学引入中国以后,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重构”变成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但我们没有追问所谓重构是为现代社会需要而对传统思想进行的自觉地重新改造的新的理论建构,还是对古代思想可能的结构进行的尽可能忠实的再现。如何重构,为何重构,重构是以模拟原有的思想为目标还是以建立现代新体系为目标,这是上述两种定向在重构或建构中的体现。
      讲到思想的重构,似乎隐含着一个思想的多方面关系的重构,这就涉及了对古代思想家之思想体系的把握问题。中国哲学研究曾经以所谓“四大块”的模式来表述古代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即从每个古代人物的思想文献中抽出若干资料,分别放入自然观、认识论、伦理学、历史观等“抽屉”之中,从而构造出古人的“思想体系”。这种做法不是以历史遗留的思想资料为基础和依据,而是以某种流行的理论为框架剪裁古代的思想资料。这种公式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受到批评和冷遇,随之而来的是范畴研究,这是一种比较贴近文献和历史的研究。那么,如何从个别的具体的概念范畴研究过渡到哲学家思想体系的把握或重构?可能的途径是在全面理解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选定古代思想家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概念或理论,分析这些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将这种关系清晰地表达出来,这就构成了对一种思想体系的某种重构,这种重构以尽可能再现古人思想的整体面貌为主,可以称为模拟性重构,简称为“拟构”。另一种以面对现代需要为目的的对古代思想的重新建构可以称之为创造性重构,
简称为“创构”。(1)
      具体到本文来说,关于中西古今的关系,以老子研究为例,笔者有如下尝试: (1)尽可能避免直接将现有的西方哲学概念套用于对老子思想的解释之中。(2)必要时创造新的用语,试图比较准确地解释老子的思想,比如尝试用功能性描述的方法解释老子的道,将之解释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和总根据,以期避免将现代或西方现成概念当成古代已有的思想概念。(3)在无法避免使用某个西方术语的时候,笔者会指出该西方术语与老子观念的不同。比如,当我们使用“形而上学”来讨论老子的“道”的时候,我们并非在希腊哲学的语境中使用这一概念,并非预设形而上与形而下世界的区隔和对立,而是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意义上用“形而上学”一语,换句话说,作为中国哲学的概念,老子的“道”并不是与形而下世界对立与区隔的西方式形而上学。在中国哲学家的心目中,世界是连续一体的。中国的“形而上”与西方的metaphysics有重要不同。
        关于两种定向与两种重构的区别,本文重点是探求《老子》原文所体现所包含的“可能的”古义或本义。所谓“古义”或“本义”都是笔者客观性的工作取向,而不是对笔者结论的定性和承诺。虽然无人可以宣称自己的研究成果就是古人的本义,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本义”或“真相”的探求和追索。如果放弃对客观性的追求,学术研究就将成为无锚的漂流之船,或自说自话,或人云亦云,或竞相标新立异,失去必要的基准和方向。笔者并非轻视中国哲学研究对现实与未来的可能的重要意义,并非忽视面对现代的理论建构或创构的工作,而是将其作为另一项工作任务,不作为本文的重点。

此外,在思考对老子思想的各种理解和解释时,笔者发现同行之间的各种分歧也来自于一些基本的方法问题。其一,不少同行简单地用现代哲学概念来解释两千年前老子的思想,如将老子的道理解为本体、本质、规律或宇宙论、本体论等,这样做没有办法反映老子哲学不同于现代哲学的特质。其二,有些同行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西方词语的意思来理解老子的思想,比如用nature的意思来理解老子之自然,用辩证法来解释老子的正反观。这样不能反映老子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古代原创精神。其三,有些同行用某个西方思想家的具体观点来理解老子之思想,如将老子的自然解释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 ,或用“场”等概念解释老子的道,这样也无法描摹老子古代思想特有的理论内容。其四,有些同行将词汇的最基本的意思当作老子的哲学思想,如将万物“自己而然”当作老子的哲学思想,这样就磨灭或降低了老子思想的哲学性、理论性和价值性。其五,以上各种分歧大都与如何阅读古代哲学文本有关。针对诸多分歧,笔者的路径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素朴的、直接的、贴近文本的阅读,有意避免将其他人的、后人的、现代的、外国的概念和思想读入某一部中国古代的著作;另一个原则是相对的一致性原则,即是说《老子》五千言既不是散乱的格言的杂凑,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建构。(1)这两个原则为笔者此文的客观性、文本性、历史性取向服务,如果是有意识地将古人思想引入某个现代课题,或建立某种新的理论,满足现代社会的某种特殊需要,那就另当别论了。

总之,笔者相信同行之间的不少分歧都可以通过背后或明或暗的广义的方法问题的讨论得到理解、解释或解决;所以本文在论述老子哲学时特别重视有关研究方法的讨论和梳理。本文的尝试是剖析老子哲学中最主要的三个概念,通过这三个核心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揭示老子哲学的一个可能的理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