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碰撞

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似乎儒家学派就成为了主流。儒家讲究克己、爱人，敬鬼神而远之。这种思想在为大一统的进程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似乎当今世界的有一些声音却持续将中国在科学上的无法进步归罪于儒家思想，甚至在历史上出现过打倒孔家店的这种声音。虽然咋一听有些道理，可是仔细思索历史上发生的事件，那明治维新又算怎么回事呢？明治天皇用的也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啊，可是日本却凭着这儒家思想跻身为列强，完成了西学东渐。所以儒家思想并不能够完全承担一切的罪责，而我们也应当将儒家思想重新带回到春秋战国时代，以一个新的视角看待儒家思想，而不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而对儒家思想既爱戴又畏惧。

谈到创学，从历史上追根溯源，会发现有一种在战国时代就兴盛起来的思想，杨朱之学与其有些许相似之处。正所谓“杨墨之言盈天下”，当时的杨朱之学可谓称的上是天下的显学，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位于领头的地位。甚至孟子本人也说过“天下之学，不是杨家的便是墨家的”，由此得以窥得见这杨墨之学的天光一角。

那么创学与杨朱之学到底有何相似之处呢？杨朱之学的一句精髓为“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这句话代表了杨朱之学的中心思想“为我”，即我不为别人付出，我也不要别人的东西。虽然看似自私，其实却涵盖了一定的道理，曾有不知名的高人对此做出过讨论，他的问题是，今天我拔了一根毛而利天下，那明天天下需要我砍掉一只脚来利天下呢？我究竟是砍还是不砍？这样再看杨朱之学似乎就变得有些微妙了，因为这似乎与西方哲学又产生了一些共同之处。出现于 17 到 18 世纪的“天赋人权”的思想在贾立坤、李雪老师的解读下是这样的，天赋人权着重突出的是人自身的权力，而不再是附着于王权和神权下的附属权力，权力应当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不是王权或者神权给予的。整个思想宣扬了人本主义，从自然人的角度出发，以至于带来理性的思考，发扬理性的光辉。其中的人本主义正与杨朱之学中的“为我”不谋而合。那么我们姑且可以将杨朱之学总结为理性主义。

而创学的基础不正讲求的是自然物质创造的人吗？那么创学，杨朱之学和天赋人权的本心可以都理解为是自然给予人自然权利，人是自然生成的，那么“我”自己做斗争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我对张岱年先生所提出的创学的理解即为人既然是自然所创造的，那么也就是宇宙所创造的，那么人所做的一切也属于自然的权力，也属于自然的作用（张岱年）。

那么仁学的基础则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儒家思想了，陈来教授对此的解读是，儒家思想本就是仁学的本体，仁学讲究的是为别人考虑，对待别人应当像对待自己一样。要为 他人所考虑，为别人的处境着想（陈来）。这样总结看来，仁学大致可以归结为感性主义，即要以情感来看待天地之间的万物，给予于一切以情感，才能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

其实仁学与创学并不矛盾，正如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中的一些道理是可以共通的。综创学的出现恰好可以化解掉仁学与创学中互不相容的地方，而使综创学可以成为一条同归之道，即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的结合。

理性主义即为探寻事物的原因，而感性主义则为用情感来思考事物的处境。我认为综创学即为变通，人既然是宇宙中自然产生的，那么所有人做出来的事情就都是合理的，这些事情也算在宇宙的自然法则里面。用历史上的一件事可以解释我所理解综创学的真理，那就是威尼斯的崛起。

因为是语言系的学生，所以对西方的一些历史事件有所了解，而威尼斯的崛起正符合了我对于综创学的所感所想。威尼斯以海上贸易崛起，虽然信奉的是天主教，但是威尼斯却可以用理性主义在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尤布王朝之间进行东西贸易，由此壮大自己的发展，而不是一味的拘泥于自己的情感，而使得商机白白流失走。当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军费付不出来的时候，威尼斯又可以利用感性主义让军队帮自己消除潜在的威胁，匈牙利的附属国，曾经威尼斯的背叛者，扎拉城，用感性主义中的野心动员基督教的军队攻打同样是基督教的扎拉城。这样的操作使得威尼斯得以崛起，甚至是一度征服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这个古老强大帝国的首都。

由此可见，无论是理性主义的道路，还是感性主义的道路，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胜利。那么既然两条道路有共同之处，那么为什么不能取捷径而行之呢？两条道路看似殊途，其实同归罢了。

当今时代，我们的国家包括整个社会都在追求创新，那么综创理念为何不可加以利用呢？如果将综创学作用于科技，感性主义为其提供方向道路，而理性主义为其提供动力，那将势必会使得科技的发展得以畅通无阻，不必拘泥于单一的方向或者道路。这便是这个时代的又一次西学东渐，用西方的理性主义加上东方的感性主义可以得出新的哲学，即两者中你辅助我，我推动你，那么得出的哲学即能回归自然宇宙，即造福于我们人类自己。

所以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的结合不仅仅是对殊途同的阐释，也是对综创学的理解。

作者简介 李若柯，澳门科技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