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惠玲（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

【摘要】著名中国哲学家方克立先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研究历史上的思想文化现象和评析当代思潮。他支持、倡导、阐扬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核心理念与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综创学派”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综创学派”第二代学者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关键词】方克立  综合创新学派  马魂、中体、西用

方克立先生2020年4月21日不幸逝世，谨以此文纪念方先生！

方克立先生（1938—2020），湖南省湘潭县人。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工作。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科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召集人等。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和文化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方克立文集》、《方克立序跋集》、《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等，与张岱年共同主编全国高校人文素质课公用教材《中国文化概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参考书《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首席专家。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上的思想文化现象和评析当代思潮，与张岱年先生一起倡导“综合创新论”。他于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十六字的文化方针，又于2006年概括为“马魂、中体、西用”论思想，是继张岱年先生创立“综创学派”后，对于“综创学派”的建设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成为“综创学派”第二代学者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综创学派”由著名中国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创立，方克立先生对这一学派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有的学者把张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看作是当代中国“综创学派”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1]1999年，在张岱年先生90大寿之际，方克立先生曾致函祝寿，张岱年先生复信说：“您的哲学观点和文化观点，与我的哲学观点和文化观点基本相同，我十分高兴！十分感谢！我晚年又得一同调和知音，实属莫大荣幸！”^[2]由此可见两代学者在思想上的薪火传承与心心相印。张岱年先生提出“综合创新论”后，起初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方克立先生是最早表示心契和赞同、并旗帜鲜明支持这种文化主张的学者之一。他还多次强调给“综合创新论”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他更以自己的理论慧识，不断对“综合创新论”进行新的概括、阐扬与发挥，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16字诀，到“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理论硕果，使“综创学派”的思想内容更加丰富，思路更加清晰，具有更强的理论说服力。

正是由于方克立先生的创造性深刻阐述和系统论证，推动了“综合创新论”由张岱年先生个人的中国哲学文化论，上升成为“综创学派”的基本文化主张，并把它与党的文化方针政策，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前进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逐渐被众多学者所认同。方克立先生更是积极呼吁对“综创学派”的研究，鼎力“二张研究中心”的成立与展开工作。他的辛勤耕耘与大量的创造性工作，使“综创学派”真正发扬光大并得到广泛认同，成为实现中国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支主流学派。关于方克立先生对“综创学派”的建设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可总结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给“综合创新”学派以应有的地位

早在20世纪30年代 ，张岱年先生就提出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综合创造论”观点，并通过《天人五论》（1942—48年撰写），初步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1987年，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3]但是，这一重要的文化主张，开始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对于这种情况，方克立先生非常不满。他说：“前些年，有的同志曾把国内文化讨论中的不同观点归纳为‘儒学复兴’、‘彻底重建’、‘西体中用’、‘哲学启蒙’四派，我总觉得很不全面，因为它没有给文化讨论中众多主张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进行综合创新的一派观点以应有的地位。”他指出：“我认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派（可简称为‘综合创新’派），是80年代文化讨论中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派别。”^[4]翌年，他在回答南开大学《研究生论坛》记者的问题时又重申了上述观点。怎样认识80年代文化讨论中不同派别的思想分野，要不要给综合创新文化观以一定的地位，应该给予怎样的地位，方先生与当时一些学者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在他看来，“综合创新”论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主张，它不但是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三大思潮”之一，而且是众多老、中、青年学者共同坚持的基本文化立场，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只看到“新启蒙”、“儒学复兴”、“西体中用”等说热闹一时，而对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论”视而不见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他认为应该给“综合创新”派以应有的地位。

在对学界漠视“综合创新”派不满的同时，方克立还表示了对一种“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现象的不满。他说：“国内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美籍教授林毓生讲‘创造的转化’很受人青睐，而张岱年先生讲‘综合创新’却似乎响应、阐扬的人不多，这大概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吧！”^[5]他指出，海外有些站在自由主义或新儒家立场的学者，近年来也讲“批判的继承”、“创造的转化”，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教授也提倡对文化传统进行“创造的转化”，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也讲“批判的继承”、“创造的转化”。方先生认为，他们正是在与国内“综合创新”等学派观点的交流互动中，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他们所属文化派别的某些偏颇观点，而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说有了某些共同语言”。1994年，方克立先生在《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一文中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某些海外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观点是一件好事，这正说明了对待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方针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和接受。他说：“有的海外华裔学者提出了‘批判的继承’、‘创造的发展’、‘创造的转化’等文化主张，实际上都是受到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影响，是在一定意义上认同这种正确的文化观点。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我们自己的原版经典反而不受重视，这就是不正常。”^[6] 方克立先生的这种看法有没有根据呢？杜维明先生曾坦荡地说：“有人认为综合创新说可以取代儒学复兴、全盘西化，我也认为如此。”^[7]他甚至把“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讨论也作为综合创新的一个例子。尽管杜先生和张岱年、方克立两先生对“综合创新”的具体诠释不尽相同，但此言出自一个现代新儒家学者之口，确实反映出“综创学派”的思想理论所具有的真理力量和巨大影响。

正是由于有以上两个方面的“不满意”，方先生认为，应高度重视张岱年先生所倡导的“综合创新”论，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又符合中国的国情，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规律，还指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他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之说既符合中国的国情，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大力提倡。”^[8]“有必要对综合创新派的文化理论进行比较深入的总结和研究，大力宣传，让这种正确的文化观深入人心，有力地推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9]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他不仅首次将“综合创新”派列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强调要给它以应有的地位（即作为中国先进文化代表的主导地位），而且还大力宣传和阐扬，把它称为“我们的文化主张”，即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创学派”的文化主张。2011年，方克立先生在“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发言，也强调：“明确和确立二张思想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应有的历史地位。”他对于11世纪出现的著名哲学家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与20世纪出现的一对著名的兄弟哲学家张申府（1893—1986）、张岱年（1909—2004）先生进行比较，指出二张所“指出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不仅已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所证实，而且在21世纪，甚至在更加长远的未来，都具有指导意义，将成为一种主导的哲学和文化理论。”[10]多年来，他一直为发展“综创学派”的理论研究与建设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阐扬与发挥

1990年，方克立先生在接受关东访谈时，首次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来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基本文化主张，创造性地阐扬、发挥和发展了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这不但是自觉的文化认同，而且对于准确把握“综合创新论”精神实质、扩大其学术影响起了很大作用。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概括？方克立先生曾两次说明这样做的自觉意图。第一次是1991年，他在回答《天津日报》记者王伟华的提问时说：“这几句话都不是我概括出来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贤们早就说过了的。‘批判继承’是我们继承历史遗产的方针，包括区分历史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对精华也要经过扬弃、批判、改造，经过‘创造性的转化’，才谈得上继承和利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说明继承、利用古代的或外域的优秀文化成果，其目的是为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综合创新’则是讲继承历史遗产和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的发展不能只有继承，没有创新，而创新又必须以前人已取得的成果为基础。上述四句话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方针，对时代课题——古今中西问题的完整回答。”^[11]第二次是2002年，他在回答《哲学动态》记者访谈时又讲到了这个问题。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方先生的思考也更加深入、更加切近百年来的历史和现实了。他说：“我之所以把‘综合创新’与‘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结合在一起，主要是把这种文化观同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联系起来，就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的主题，给予一个比较完整、明确的回答。”^[12]这就充分说明了方克立先生是自觉地把“综合创新”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与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联系在一起的。

方克立先生所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十六个字的概括，为全面理解“综合创新”论，为它的理论深化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是他对“综创学派”的一大贡献。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方克立这里的概括，把综合创新派的基本思路和文化价值取向进一步明晰化了，同时也在理论上深化并升华了它。”^[13]还有学者指出：“这个概括是准确和完整的，它既总结了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自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是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的，对促进当前的文化研究和建设很有意义。”^[14]

三、对“综合创新”论的系统论证

方克立先生十六字方针的概括，对“综合创新”论进行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深化与发展，尤其重要的是经过他进一步深刻阐述和系统论证，揭示出其“高明”所在与理论优越性，具有了较强的说服力，使“综合创新论”由张岱年先生个人的文化观点，上升成为“综创学派”的基本文化主张，渐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

（一）“综合创新”论是四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经验的批判继承和科学总结。通过对16世纪末叶以来中西文化关系问题讨论的回顾，方克立先生发现：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曾用不同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并且积极地探索实践着的一个正确的文化方向。它已在历史的实践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在理论上不断发展深化，发展到今天，理应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认识形态”^[15]。通过从徐光启到毛泽东、张申府等中西文化融会贯通主张的简要的历史考察，他指出“综合创新”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某个人偶然的发明创造，而是对于前人合理思想的批判继承和科学总结，是人类历史与人类认识进步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综合创新”论理论优越性主要在于能够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和解决古今中西文化问题。方克立指出：“在对待古今中西文化问题上，综合创新论之所以比各种偏颇或折衷的文化理论高明，是由于它始终贯彻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综观16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化主张，大体上不出四种类型：一是国粹主义，二是全盘西化，三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折衷调和，四是主张发扬民族主体精神，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的中国文化。这四种类型的主张中，前三种在方法论上都是形而上学的，固执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各走极端，或者折衷调和；唯有第四种辩证的综合论是正确的。”^[16]方克立指出：持综合创新文化主张的学人“在方法上不是折衷调和，而是在对古今中西文化进行科学分析、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进行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更高形态的新文化。”^[17]在《“综合创新”实已内涵有“辩证发展”的精神》一文中，方克立再次强调：综合创新文化观在方法论上的特点，就是坚持了全面的发展的辩证观点，从而与极端的西化派和国粹派，以及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派和“西体中用”派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在方法论上都是形而上学的。

（三）指出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具有四个要点。按照“综合创新”的文化方针来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应该遵循哪些基本的思想原则？方克立提示了四个要点：第一，古今中外人类文明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我们都要学习、借鉴、继承、吸收。就学习和继承的对象来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全方位开放的，是全面的历史主义的态度。第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学习借鉴西方文化，都是立足于中国今天的现实，都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就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确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继承、选择的目的和标准，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第三，学习、借鉴、继承、选择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域文化的方法是辩证法的批判继承法，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继承法。这是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具体分析与综合的过程。把握“扬弃”这个概念，就能了解“批判继承”的实质。第四，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综合与创新相结合。文化系统的解构与重构，是一个既有分析又有综合的辩证过程。各种不同成份、要素的重新组合，有机合成，就创造出一个新东西。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规律。^[18]四个要点的概括，充分显示了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特有的理论优越性。

四．主张用“综合创新”论来淡化“东化”与“西化”之争

在世纪之交，方克立先生十分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走向问题，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先后发表了《21世纪与东西方文化》、《儒家文化与未来世界——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二十一世纪，能否淡化东化与西化之争？》、《经济全球化情势下的中华文化走向》、《“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主张：面对新世纪用“综合创新”论来淡化和消解“东化”与“西化”之争。他还指出，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方克立先生认为，从“综合创新”论的视角来审视东化论和西化论，可以发现，虽然二者各树一帜，尽领风骚，但由于各走极端，其所提出的文化主张，都不符合东西文化交流融合、共存发展的当今世界潮流，也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他指出在中国现代化道路、模式的选择问题上，现实的选择既不是“东化”，也不是“西化”，而是只能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和模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吸取全人类的文明智慧去进行创造和实践，因此只能走中西结合、综合创新的道路。在这一现实的选择面前，“东化”与“西化”之争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方克立先生指出，从思维方法来说，东化论者与西化论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执着于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都喜欢“走极端”。他们不愿意主动接受亦此亦彼的“兼容”、“共存”概念，但最后却在事实上可以接受一个折衷调和的结果。虽然他们“拼命走极端”的主张，其中包含着策略的考虑在内，其苦衷有值得令人同情之处。但是，方法的选择应从事物的本性出发，事物的发展本来是矛盾诸方面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我们就应尊重事物的辩证法，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去认识和处理这些现实的矛盾。像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一类“不同”的事物，当然也可以说是一对矛盾，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你存我亡、水火不容的绝对对立的关系。对于这一类矛盾的认识和处理，就不宜只强调其“不同”，采取“非此即彼”的绝对互相排斥的方法，而是应该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正确地发挥“和”即辩证同一性的作用，通过二者的“共存”、“结合”、“合作”来达到相反相济、良性互动的效果。

方克立先生指出，二十一世纪的时代主潮，既不是西方压倒东方的“西方化”，也不是东方压倒西方的“东方化”。世界文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东西文明交流对话、互动互补、和谐共进、综合创新。他坚信中华文化在21世纪一定能够重新崛起，但不赞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而是主张东西文化“并驾齐驱”论。他指出：“在未来世界各民族文化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格局中，中西文化互补将成为最重要的内容和特色。”^[19]“综合创新”论把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与东西文明的交流融合、共存共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有利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化解“东化”论与“西化”论的尖锐对立。

五．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的具体思路

“综创学派”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虽然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方克立先生注意到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必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不断深化，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他又适时地提出了如何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的问题。[20]他从理论、历史和方法等不同层面提出了极富卓识的四点设想：

（一）要研究“综合创新”文化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自从16世纪末叶，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中西文化之间就既有交流也有冲突，四百年来古今中西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方克立认为有必要对这四百年来的文化论争作一系统的清理，对各种不同的文化主张及其相互关系作具体的历史的考察，那么不难发现“综合创新”论与其中那些积极的、健康的、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文化主张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有明显的历史继承关系。

 （二）要从理论上对“综合创新”文化观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方克立认为有三方面：其一，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是建立在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与可重构性、文化要素之间的可离性与可相容性这两个理论前提之上。对于这样的基础理论问题，我们的研究必须深化。其二，还要讲清楚辩证综合与折衷调和、简单拼凑之间的原则性区别，“综合创新”与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之间的区别，其三，要从理论和方法上研究文化的分析与综合、解构与重构的关系，特别要深刻阐明辩证的综合与创造、创新之间的关系。

（三）要用中外文化史、文明史的大量历史资料，说明“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规律。方克立认为“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规律的例证在中外文化史上不胜枚举。文化没有异质文化的加入，不改变原来的文化形态，就没有发展和创新。在一定意义上说，辩证综合正是反映了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规律。

（四）要研究、探索怎样综合创新的方法，力求具有可操作性并考虑到方法的多样性。方克立认为既然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规律，通过对中外文化史的总结研究，就可以得到许多具体的方法论的启示。我们在探索综合创新的方法时自然也应该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综合”进去，在方法论上的中西结合和互补可能是一条比较好的创新思路。

六．“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创造性阐扬与发挥

方克立先生长期关注中国新文化的体用问题，并且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在张岱年先生去世后，他在原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及走向，尤其是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处理中、西、马三者之间关系，于2006年，在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的启发下，明确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把“综创学派”的核心理念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对中、西、马三大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做了准确定位和有创意的学理说明。方克立先生对“综创学派”的最大贡献，正是在于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

“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基本表述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关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基本内涵，方克立先生明确指出，“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所谓“魂”，实际上更多的是强调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体系中精神指导原则之重要性。[21]“中学为体”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在此，“中学为体”之“体”，其含义已不再是“中体西用”论者所指的精神指导原则，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亦即一种文化系统中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这里的“中学”并非清末“中体西用”论者所讲的儒家之“伦常名教”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而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方克立先生指出，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西学为用”是以中国之外所有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资源作为学习和借鉴的对象。“西用”不仅是对于作为精神指导原则(“魂”)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的，同时也是对于作为接受主体(“体”)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来说的。对于精神指导原则来说，它是“应事之方术”，对于接受主体来说，它便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方克立先生“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于“综创学派”的成熟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体现了“综创学派”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自觉。对于“马魂、中体、西用”论与张岱年“综合创新论”之间的渊源关系，方克立先生讲到:“我是把‘马学为魂,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三句话与张申府、张岱年先生的‘三流合一, 综合创新’思想联系在一起, 来认识‘五四’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基本走向和基本道路, 进一步阐明和深究‘综合创新’文化观。”[22] 以深化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为理论目标，方克立受到学界讨论中、西、马关系问题的影响，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用“魂、体、用”三元模式取代了传统的体用二元模式，提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五句话。“马魂、中体、西用”论作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最新理论形态，不但深化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突破了传统文化体用观中西对立、体用二元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别出心裁地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来表述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所处的地位、价值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坚持对外开放的文化方针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由此, “马魂、中体、西用”论不仅是对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的补充、重新解读和提升, 而且对于“综创学派”来说，既彰显了主题，又拓宽了论域，更加强了研究深度。 “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在“文化综合创新论”旗帜下，对中、西、马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定位，体现了“综创学派”探索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理论自觉。

（二）“马魂、中体、西用”论是针对“马、中、西”三者关系的明确回答，体现了“综创学派”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刻体悟。1990年方克立先生把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这十六个字正确处理了古今中西问题，但是并没有给出如何正确处理中、西、马关系问题的明确答案，最多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路和分析解释框架。方克立先生经过长期思考和探索，“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就是对这个问题做出的正面回答。“马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中体”是中国文化的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 “西用”是西方文化和其他外国文化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作为中国文化学习、借鉴的对象。 “马魂、中体、西用”论，不但明确了“马、中、西”三派文化在中国当代思想领域中的各自价值、功能和合理定位，而且还排除那种对张岱年“综合创新”论是一种“没有原则的‘文化融合论’”的责难，正确解决了中、西、马三者之间的关系。“马魂、中体、西用”论既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 又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不可动摇性, 同时也重视西方文化的效用性。

（三）“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现实道路的积极探索，体现了“综创学派”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正确方向。方克立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路。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要解决中、西、马三种文化传统、三大文化思潮的关系问题。”[23]“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等比较而言，“马魂、中与其他的文化主张如：“全盘西化论”、“复兴儒学论”、“体、西用”论不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地思想地位，保证了中国当代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又坚持中国文化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地位，保证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民族文化主体性；以及坚持西方文化（外来文化）洋为中用的“他山之石”地位，保证了中国当代文化的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社会主义方向、民族文化主体性、面向世界的开放性三者有机统一，辩证地“化合”在一起，综合创新出一种适合于今日中国需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最切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代表了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就是综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马魂、中体、西用”论更准确地回答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现实道路问题所做出的最新理论创新，是对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经验、发展道路、演变规律和未来形态的精辟概括和科学总结。“马魂、中体、西用”论，反映了作为“综创学派”第二代最杰出代表的宽阔胸襟和高度的文化自信。它已经被百年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并将为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建设和发展进一步证明。

（四）“马魂、中体、西用”论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高度契合、高度一致，体现了“综创学派”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强大生命力。2013年11月, 习近平在山东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明确提出,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4年12月, 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提出, 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 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马魂、中体、西用”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对外开放的方针辩证统一，对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切实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当前我国新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大趋势与迫切需要。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关定向，才能行稳致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丰厚的哲学思想和广博的包容态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扎根成长、开花结果提供了亲和适宜的文化沃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还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即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把中华民族五千年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当作宝贵的资源，也要吸收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为我所用。“马魂、中体、西用”论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高度契合、高度一致，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是一条最符合现当代中国国情的、能够创造中华文明新辉煌的建设性发展道路。

很显然，“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张岱年先生“文化综合创新论” 的“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从张申府早年“孔子（中）、罗素（西）、列宁（马）三流合一”的思想；到张岱年先生“唯物（马）、理想（中）、解析（西）综合于一”的哲学主张；再到方克立先生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理论，鲜明地呈现出“综创学派”两代学者之间的思想是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在学术上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中、西、马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当代文化格局中，从体用二元模式过渡到“魂、体、用”三元模式，能更准确地揭示出当代文化发展的实质内容，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近代以来，尤其五四以后，中西文化论争形成了中、西、马“三足鼎立”的格局，体用二元模式陷入困境，用“魂、体、用”三元模式取代传统的体用二元模式，顺应了时代发展，确实可以较好地解决中、西、马的关系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心问题。

七．倡导加强对“综创学派”的研究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世界各民族国家任何一个思想文化大繁盛时期， 几乎都是以众多“学派” 的激烈涌现、异彩纷呈，薪火不断，发挥起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华文化走向新辉煌，必然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程中各家“学派”的交相辉映、薪火传承交织在一起。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让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智慧元素不断延续，发扬光大，释放出新时代进步的能量。方克立先生也一直认为，学派现象一直都是客观存在的，百家争鸣是学术繁荣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哲学史学会张岱年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以及河北师大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都是由方克立先生建议设立。一方面深化了对张岱年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扩大了“综创学派”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们形成共识，自觉集合到以张岱年为代表的“综创学派”的旗帜下。方先生更是明确提出：“开始注意和逐渐加强对以张岱年先生为旗帜的综创学派的研究。”[24]关于“综合创新”学派本身的深入研究，方克立先生指出：

（一）“综创学派”就学派归属来说，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张岱年先生积极倡导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新中国文化。“综合创新论”自张岱年先生创立后，又经方克立先生等不断发展完善与倡导高扬，越来越多的学者集合在“综合创新论”的旗帜下传承发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事实上已经形成了“综创学派”，有的称之为张岱年学派，或者叫做“综合创新”学派，也有的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等。

（二）“综创学派”核心理念是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申府、张岱年最先明确以“孔子、罗素、列宁，三流合一”、“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思想形式将“综创学派”的核心理念揭示出来。方克立在“综合创新”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更准确地回答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现实道路问题，从而形成了“综创学派”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核心理念。

（三）“综创学派”哲学基础是“兼和”理论。张岱年先生的文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共同的思路是将中西不同文化中的优点，综合于一体，以创新中国文化。其实，这就是“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 (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也即是，“创造的综合”论以及“综合创新”论都是“兼和”思想在文化观上的体现。综合不是简单的裁剪，或是七巧板式的拼凑。因此对于“综创学派”，方克立指出：“其哲学基础是张岱年先生继承传统‘和而不同’思想、并且把它上升到唯物辩证法高度的‘兼和’理论。”[25]

（四）“综创学派”形成与确立的标志是1995年在澳门召开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研讨会。由澳门中国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协办，澳门文化司赞助，1995年底，在澳门举行了“‘综合创新’文化观研讨会”。大陆、澳门、香港的30多位学者与会，对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思想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而有意义的讨论。会上共宣读论文20多篇，学者们就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内涵和意义、其所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具体而实际地进行综合创新的重要性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等等，进行了详细地探讨。与会学者们认为，“人类文化都是推陈以出新、综合而创新的，综合创新论既是对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总结，也体现了当前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中外文化交流和综合的新时期，这一文化观将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26]说明“综合创新论”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可以看作是 “综创学派”已经形成和确立的标志性事件。

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而可以形成传统的“师承性学派”。“综创学派”从上个世纪30、40年代发展至今，逐步形成了正如方克立先生所说的“一个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学说主张、有某种思想传承关系的学术群体”。“综创学派”以张申府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为学派的萌芽，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为学派的创立，一大批受教于张岱年先生的第二代学者高度认同与推进阐扬而为学派的形成与确立，第二代学者的再传弟子形成的人数众多的第三代学者们而为学派的深化与实践，历经三代学者薪火相传，使得“综创学派”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显学和最具影响力与最富生命力的学派之一。以“综合创新论”为文化旗帜，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综创学派”几代人传承不辍、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程中，必须继续增强学派意识，使张岱年先生、方克立先生薪火相传的“综创学派”得以永续传承、不断发展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做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