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中华文化大学十周年

杨凤华

作为一名学员，与大学堂同行十年。今又值金色秋日，愿将点滴学习成长心得分享一二，以不负导师教诲。

我是一名基础教育一线的语文教师。长久以来，我们在教学中多注重教学技能、各种教学法的训练，语文教学中注重字词句篇的训练，当然这也是需要的，个人认为这是在“器”的层面的努力；而语文学科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需要两条腿走路，文以载道，文字所承载的是文化，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所以要“道器不离”，凸显人文性，“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在中华文化大学多年的学习，常常给予我信心。自觉以民族文化自信尝试擎起整个语文课堂教学的精神大厦。

前几日，第五轮教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一课。

多年来在初中生语文学习中盛传一句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想必这两类文章艰涩难懂，又是考试重点。

十三年前第一次教鲁迅先生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像这类不好理解课文，最初基本上就是教科书上的参考内容灌输给孩子，能理解也理解，不理解就强记，自己觉得教的没有滋味。

“困而学之”，大概我是孔夫子所说的“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其后的第三类人吧。由此竟幸运地走进中国科大人文学院刘仲林教授创办的“中华文化大学”，了解到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是“道”，“道”的核心是亲证实践。那我就在语文教学中进行实践吧。

而今，对文本越来越熟悉，随着人生阅历增加，加上大语文教学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十年来接触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有了些许中国文化的底色，不经意间，在教学中就出现了不同以往的课堂生成，拙笔小记，聊以自娱：

“百草园”这一部分的内容，七年级的学生还好理解，随着进入第二部分“三味书屋”，就会觉着有些生涩，理解起来不那么单一了。周作人在文章中说：“关于三味书屋名称的意义，曾经请教过寿洙邻先生（按寿镜吾的次子、周作人的塾师），据说古人有言，‘书有三味’，经如米饭，史如肴馔，子如调味之料，他只记得大意如此，原名以及人物已忘记了。”也有说法是“经书之味，史书之味，子书之味。”

于是，就这一部分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讨论：“你喜欢三味书屋的先生吗？鲁迅对先生又是怎样的情感呢？”这个问题和孩子们生活贴近啊，容易有共鸣，有话说。

引导同学们结合文章具体描写，理解人物形象，认识到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随着进一步探讨，大家注意了一个问题，于是渐渐成了焦点，有同学对于寿镜吾老先生不回答鲁迅问“怪哉”虫的这个事情提出看法。

这正是牵扯到语文教学参考书中提到的文章主题的其中一项内容（这篇文章的主题，历来也存在争议）：此文批判了封建教育对儿童的束缚。我正琢磨如何更恰当地在引导中呈现给孩子，数日来一直在深入思考的问题。正巧，这个话题由孩子摆在了面前。

讨论起来了，讨论热情不减，我随即在课堂上组织了小辩论会......辩论越来越有意思，正方同学说：如果老先生的方法不得当，怎么有鲁迅后来这么优秀的发展？如果三味书屋没有给他一个良好的启蒙教育，怎么随后鲁迅先生进入江南水师，然后去日本留学，成为我国的文学家，思想家？我也适时出示相关课件资料予以支撑此观点：“在三味书屋学习了6年之后，鲁迅顺利考入江南水师学堂，继而入南京铁路矿务学堂学习，1902年又获得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这一切都离不开鲁迅在三味书屋里打下的基础。”然后我提醒大家，要注意当时的那个年代和环境。

最后辩论并没有走向两个极端，即很对抗的两个极端。好像大家默默从心理上接受了寿镜吾老先生这个做法。我随即在黑板上写下了“方正”一词，鲁迅对先生的这个评价，那就是规矩正直，正派的意思，先生特别希望孩子有一个端正专注的学习态度。接着我又给孩子们讲到《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讲到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提到的童蒙养正，《易经》中的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等等。

个人觉得，在目前物质日益丰富，精神信仰匮乏，“非主流”和“娱乐至死”的嘻哈年代，多少人沉浸在“奶头乐”里，不知“逝者如斯夫”的时候；在经济发展的步伐太快，“灵魂没有跟上来”的时候，倒是可以多提提“方正、博学、质朴”的为人为师的特质！

于是，孩子们对那个年代的寿镜吾老先生的做法似乎有了理解，而且升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恭敬。那么，文中能感受到年少的鲁迅对于先生的教育或有不满和无奈，但还是尊敬他这位启蒙老师的，并没有完全否定书塾的教育。

果然，正方就有一个孩子——钟同学悄悄蹦到我的旁边，在我耳旁说：杨老师，我怎么看到有资料说，鲁迅对这种束缚儿童的封建教育是批判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我说：正好大家就要来讨论鲁迅是不是有这种态度在里面？

同学们说好像有。哦，是的。我们也能从字里行间隐隐约约感受到，那么如何看待鲁迅先生这种批评的态度呢？这就让我想起我刚在八年级给他们讲《藤野先生》这一课，也是初中书必读名著《朝花夕拾》当中的一篇文章，那么鲁迅他所生活的年代和背景，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那一时代的民族精英们采取了一种激进的方式方法，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希望我们的国家尽快发展科学技术，先进起来，我们的民族强大起来，然而对我们中国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却持全盘否定，如同把脏洗澡水倒掉的时候，同时把可爱的宝宝也倒掉了。

我给他们讲了摩罗先生写的《中国站起来》，这本书里有一段华夏秀才的故事，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包括鲁迅等民族精英，那时候万分焦急，走了一条很激进的道路，想废除汉字（国学课老师讲过），废除文言文，呼吁打倒孔家店等等，这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沉的爱国情怀，一种担当，一种责任。初心良好，但这是比较激进的做法，同学们可能会有一些体会。

这样是不是对我们民族精英的人物形象也是一个全面的看待呢？多面而不单一地、尽量客观地去认识一个人，哪怕是众人仰慕的大家，世界“十大文豪”之一的鲁迅先生。基于这样的大背景，孩子们能以平和的心态理解当时鲁迅的急切心情，也就不会对现行的教育种种产生不满批判，甚至抵触了。

真的是学海无涯，教海无限，我庆幸自己在大学堂多年的学修，教学相长，孩子们讨论和辩论很畅快，态度平和却不很抵触，岂不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中道”与“中庸”？任何时候不偏激，不慌乱，即使在挑战权威时，批判思维呈现时，一切适度就好。

至此，我也领教了语文教学的个中滋味，可不止“三味”哦！

语文教学中提倡尊重孩子们个性化阅读的体验，特别宝贵。如果再有大道引领，文化的熏陶，则前景无限。

《中国站起来》一书中有这样几句话：“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根治中国一些人身上存在的严重的文化软骨病。一个没有在精神上完全崛起的民族能够号称崛起了吗？

“一种缺乏自信的文化也不可能孕育出强大的国家。如果说打垮一个人首先就要摧毁他的意志，那么打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阉割其文化自信心。”

中华文化大学的学术顾问杨叔子院士，在大学堂成立之初的贺信里特别指出：一个民族科技落后，一打就垮；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自信，不打自垮！

如何让我们国际学校里这一群先富起来的富二代富三代从精神上，从灵魂深处高贵起来，拥有文化自信，是不是语文教师该有的使命，是不是我们建构大国文系统的老师的使命呢？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教育路上风景无限。不断探索，常教常新，何尝不是一种创造？或许这也是中国文化中的生生不息吧。道器不离，教学相长。

“恒创恒新之谓生，自本自根之谓命。”

将暮未暮的秋色里，伫立校园窗边，遥望远处山脊挺立，耳畔响起导师刘仲林教授的谆谆教诲：教育要知本达至，返本开新，综合创造，面向未来！

此文写在中华文化大学成立十周年之际，感恩在大学堂里的学习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