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冯友兰的自我救赎

王开林

　　【核心提示】冯先生曾说过“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还说过“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而后者求真”。诚然，反思极其必要，求好和求真永无尽期。一个堪称中国学术界最高标杆的人物无疑是极佳的样本，值得后人去审视和裁量。

德国诗人海涅在谈到德国哲学家康德时，不无揶揄地说：“康德的生活史是难于叙述的，因为他既没有生活，又没有历史。”康德性格刻板，作风谨严，一生如白水平淡，确实缺乏吊人胃口的故事，他终身未娶，极其守时，行止合乎礼仪、法度，简直无懈可击。康德是优等公民，并非传奇人物，他的书信、言谈远不如英国的约翰生博士那么风趣诙谐，逗人捧腹。
　　拜时代之赐，二十世纪中国的哲学家寥若晨星，屈指可数，“生逢社会大动荡、政局大动乱、思想大动摇的时代”，他们忽左忽右，载浮载沉，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史和心灵史同样难于叙述，原因相当复杂。比如，我们要审慎地评判三松堂主冯友兰的学术生涯，就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冯先生曾说过“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还说过“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而后者求真”。诚然，反思极其必要，求好和求真永无尽期。一个堪称中国学术界最高标杆的人物无疑是极佳的样本，值得后人去审视和裁量。

一、“北方之才不出则已”

　　大学者汤用彤夸赞冯友兰，可算一语命中靶位：“南方人聪慧，北方人朴重，南方人才多于北方。北方人才不出则已，出一个就不平常，像冯友兰，南方少见。”其意是冯友兰具有超人的毅力，辅之以绝顶的聪明，简直就是如龙乘云，如虎驾风。
　　1919年，冯友兰赴美留学，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欣然命笔，为他写推荐信，一言以蔽之：“这名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有人说，杜威慧眼识人，堪称冰鉴。也许在杜威那一方面，事出有因，他培养过胡适，对中国留学生存有同情和好感，他的举手之劳碰巧又提携了一位中国的顶尖人才。
　　1928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决议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校长。就在这个月的下旬，罗家伦聘用冯友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秘书长。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写道：“……使我满意的是这是个中国人办的学校，可以作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值得我为之‘献身’，所以就呆下去了，一呆就呆了二十多年，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被调整到北大。”有些人只知道冯友兰是北大教授，殊不知他的“清华”成色更足。说得更准确点是这样的：他出身于北大，归宿在北大，中间最具创造活力的年岁则属于清华。
　　1934年，冯友兰出访英国，归途中，出于好奇，向苏联当局申请短期停留，去考察这个神秘国度的社会生活。嗣后，冯友兰在清华大学作了两堂演讲，分别为苏联见闻和《秦汉的历史哲学》。他认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他发现，较之封建主义社会的“贵贵”、资本主义社会的“尊富”，社会主义苏联侧重于“尚贤”。他特意更正了西方社会对苏联的种种误解，比如不许信教、不要家庭、割裂文化传统。冯友兰天真地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而已，清华大学师生却感觉到冯友兰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都说“冯先生变了”。南京当局更是敏感过度，竟然派出持枪的特务，以赤化之嫌将冯友兰铐押到河北保定行营拘禁起来，要他如实交代在国外到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讲过什么话。翌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放人，冯友兰获释返回北平。特务无法无天，学者蒙冤入狱，此事震动全国舆论，在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弹，冯友兰一夜之间成为了名声大噪的进步教授，无妄之灾转变成无妄之福。鲁迅在1934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的信中感叹道：“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捕，可以推知其他了。”多年后，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感想：

　　我在这个时候，好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可以乘此机会与南京政府决裂，大闹一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行列，或者是继续我过去的那个样子，更加谨小慎微，以避免特务的注意。有人对我说：“你不该轻易回来。你可以对行营那些人说：‘放不放由你，走不走由我。你们必须说明，为什么逮捕我？根据什么法律，是谁下的命令？’”这是劝我走前一条路。当时清华的学生准备开会，清华的教授也准备开会。我如果走前一条路是会得到全社会的支援，可以大干一番。可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还是走了后一条路。“冯先生变了”，但没有变过来。

　　真要是冯先生“变过来了”又如何？多一个革命家，或许就会少一位大学者。
　　抗战初期，几位清华大学教授结伴从长沙前往昆明，在广西凭祥县（离镇南关不远的地方），司机叮嘱大家过城门时千万别把手放在车窗外面，以免发生危险。其他人遵嘱而行，只有冯友兰纳闷：手为什么不能放在车窗外？将手放在车窗外与不放在车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与特殊意义何在？这几个问题尚未寻获答案，他的左上臂碰到城墙后就“咔嚓”一声骨折了。出此意外，他只好转车去越南河内的法国医院治疗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在他的诗作中有所反映：“水尽山穷路迂环，一车疾走近南关。边墙已满英雄血，又教书生续一斑。”有所失必有所得，住院期间冯友兰蓄起了络腮胡子，从此变成了美髯公（“文革”期间一度被迫削须）。很难说，一个爱思考的人付出此类代价，遭受此类苦痛，是否值得。三折肱而为良医，一断臂而成贤哲，这样的佳话不可多得，也不宜多有。
　　1938年，西南联大的两名学生奔赴延安，欢送会在露天广场上召开。对这两名学生的抉择，冯友兰给予鼓励和支持，钱穆则针锋相对，强调学生以读书为天职，离开学校，放弃学业，为政治献身，是误入歧途。会后，冯友兰认为钱穆不应苛责学生，钱穆则认为冯友兰一向主张学生安心读书，现在改变初衷，依违两可，纯属自相矛盾。冯友兰再次显示出早年日记中所坦承的不能决断的短处，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作答，实等于正确的废话。两人一番争执，结果不欢而散。在历次学生运动中，冯友兰始终同情弱势的一方，他先后掩护过学生领袖黄诚、姚依林、裴毓荪等人，当风声最紧的时候，将他们藏匿在家中。
　　冯友兰反感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但他又不得不敷衍此公。抗战期间，蒋介石有个习惯，在官邸接见从外地到重庆去的各界著名人士，设宴与他们交谈，了解舆情。座中经常有一些地方官。冯友兰受邀到蒋介石官邸吃过几次饭，观察到很有趣的现象。蒋介石喜欢向不同的地方官提同一个问题：“你们那里现在怎么样？”如果对方说很好，话题就到此结束，如果对方回答说有些事情比较棘手，蒋介石就会一路穷诘下去，甚至勃然大怒，将对方斥责得面色如土。结果呢，那些地方官摸准了蒋介石的脾气，说“很好”的总是占绝大多数，这样既安全保险，又能轻松过关，他们何乐而不为。由此，冯友兰明白了中国官场的运作诀窍——瞒上不瞒下。别说秦二世了，就是唐玄宗那样精明的角色，也被瞒得铁桶般严严实实，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攻破了潼关，渔阳鼙鼓动地来，他才如梦方醒。如果瞒来瞒去，大家总是紧瞒着掌握最高权力的领袖人物，国家的状况就会糟到极点。这样的感悟是任何人读死书都很难得到的，在蒋介石的官邸，冯友兰可没白吃那几顿饭啊！
　　许多读者都只识得冯友兰是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将他的著作视若瑰宝，殊不知冯先生的文学才华也是矫矫出众。他的《祭母文》如泣如诉，感人至深；他接受蒋梦麟的倡议，代表西南联大的教授写陈情书给蒋介石，请求开放政权，实行立宪，这封信通于史、明于事而达于理，独裁者披阅之后也不免为之动容，俯允了他们的呼吁。冯友兰为西南联大撰写的校歌歌词和纪念碑文则属于将才、学、识调于一鼎、烩于一炉的极品，令人口齿留香。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作为西南联大校歌的歌词，这阙调寄《满江红》文采、情志、气韵俱佳，令人过目难忘，可惜现在还能倚着曲调唱它的人不多了。
　　西南联大缺什么也不缺一时之选的文坛大手笔，纪念碑由冯友兰撰文，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文系教授罗庸书丹，堪称“三绝碑”，朱自清、沈从文等人只能袖手旁观，这样的安排，一点也不奇怪。我们不妨看看此文的片断：

　　……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许多年后，冯友兰谈起这篇得意之作，仍津津乐道：“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时操笔时也。”
　　1946年，西南联大左右两派人士斗争激烈，冯友兰居间弥缝，却被人误会为以调和的方式带头破坏民主运动。他感觉蒙冤受屈，因此心灰意冷，只想早点从昆明那个政治是非的大漩涡中抽身离开。同年9月，他如愿以偿，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应邀赴美，出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为期一年。他将二十多万字的讲义整理为《中国哲学简史》，在此书的自序中，冯友兰的自信和自得溢于言表：“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择焉尤精而语焉尤详也。”他在书中强调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这一认定与沉迷于名相概念之戏论的西方哲学家大异其趣，大相径庭。
　　当时，冯友兰已取得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治学条件和生活待遇远非国内大学可及。然而客居异国犹如寄人篱下，物质享受难慰乡愁，冯友兰日常吟诵得最多的是王粲的《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他去意已决，归心似箭，对挽留他的朋友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住，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就越是要赶回去，怕的是全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冯友兰认为他在中国才有发言权，其归志已决，犹如脱弦之箭，义无反顾。过海关时，他交还了绿卡（在美国的永久居住证），此举自断退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重回清华，冯友兰入住乙所，甲所的住户是校长梅贻琦。客人进了冯宅，抬头就能看到张载的那条著名语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气魄之大、信念之雄令人精神一振。当时，清华学生将乙所称为“太乙洞天”，将冯先生称为“太乙真人”，就气象而言，这个称呼倒是不算夸张。
　　太乙真人确实有可能飞黄腾达，国民党教育部长蒋梦麟曾经“作媒”，力邀冯友兰入阁，蒋介石也一度想延揽冯友兰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为此请他吃饭，当面恳谈。冯友兰婉辞的理由是：“我要当了中委，再对青年们讲话就不方便了。”在升官发财的强力诱惑面前，冯友兰立定了脚跟，他不做政客，只做学者，长守清静的书斋，远离喧嚣的官场。
　　哲学家不仅能提升世人的精神境界，而且还可以直接用哲学救命，这似乎有点夸大其词，但事实就是如此。台湾美术史专家、作家吴讷孙（笔名鹿樵）曾告诉李赋宁教授一件“趣事”：在西南联大上二年级时，吴讷孙遭遇严重的精神危机，感觉生命异常空虚，活在黑暗的乱世毫无意义，打算自行了结，脱离茫茫苦海。但他心想，就算要死，也应该死个明白，于是他专诚去拜访冯友兰，向这位哲学家请教人生的真谛。妙的是，经过冯友兰的耐心开导和真情感化，吴讷孙内心的希望和信念居然死灰复燃，而且愈燃愈炽，从此摒弃消极厌世的情绪，振作心力，发愤读书，成为了美术史专家，还创作了一部反映抗战时期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命运的长篇小说《未央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冯友兰的功德可谓厚矣。
　　钱穆晚年著《师友杂忆》，其中记录了胡适对冯友兰的一句酷评：“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这话的意思是：天下蠢人虽多，但没有比冯友兰（芝生是他的字）更蠢的了。冯友兰听人转述此评，良久默然，但并无忿怼，他用平和的语气说：“胡适顶聪明，但他‘做了过河卒子，只得勇往直前’。我却不受这种约束。”冯友兰与胡适谁蠢谁不蠢，很难界定，因为他们的处境截然不同，胡适在美国隔岸观火，置身于波诡云谲、血泪交飞的政治运动之外，说话轻松安全，在知人论世方面就要打不少折扣才行。
　　1982年9月1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友兰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在授予学位的仪式中，冯先生兴致遄飞，思维敏捷，他说，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为燃料，才把这笼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年近九十，他依然拼命著述，作为一个传火人，诚可谓欲罢不能，至死方休。话音一落，闻者无不动容。演讲完毕之后，他还赋诗述怀：“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再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华夏文化薪火相传，接力不断，若缺少冯友兰这一棒，确实会有不小的遗憾的。

　　二、“思入风云变态中”

大学者金岳霖曾下过一个断言：“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是其人的传记。”这无疑是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去立论的。冯友兰也认为，哲学不是初级阶段的科学，不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对于实际无所肯定，也无所否定，它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一个哲学家要身体力行；所作的不应当是口耳之学；追求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终极目标。
　　对于胡适早年极力倡导的“充分世界化”和陈序经拼命鼓吹的“全盘西化”，冯友兰持不同意见，认为妄自菲薄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他对弟子李中华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不能丢的，这是我们中国值得骄傲的一点家底。中国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但到近代衰败了，有人甚至连这点家底也不要了，这是败家子。”他还打趣道，陈序经倡导的“全盘西化”若要实现，除非黄皮肤能够变成白皮肤，黑眼珠能够变成蓝眼珠。中西文化“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倒是完全可能的，强求一律反而是庸人自扰。
　　诸子百家的学说是一座巨型的“露天富矿”，冯友兰挥镐其间，收获良多。比如他讲老庄哲学的“道法自然”，就有独特的见解，劈头第一件事就是将“自然”与“自然界”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老庄的“自然”指的是“无为”和“真”，与之相对立的是“人为”和“伪”，因此他将老庄的“自然”理解为不事人工雕琢的“自然而然”，此解新意盎然。
　　中国现代三位哲学家皆为中西合璧，但配方各异：熊十力由佛转儒，兼受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其哲学体系乃是中局为九，西局为一；金岳霖受希腊古典哲学影响至深，逻辑缜密，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精义亦深有参悟，其哲学体系是中局为一，西局为九；冯友兰前期受西方实用主义熏陶，后期获马克思主义灌顶，而且数十年涵泳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长河之中，真正打通了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坚厚的隔墙，其哲学体系乃是中西各半的五五波。
　　冯友兰和金岳霖是清华哲学系和北大哲学系的镇系双宝，两人既属同事，又为益友，在学术上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冯友兰曾在自序中回忆他们在抗战初期的迁徙途中发愤著述的情景，作了一番有趣的比较：

我们两人互相看稿子，也互相影响。他对我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我对于他的影响在于“发思古之幽情”方面。……他曾经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他们同属于分析派，冯友兰是分析之后再综合，金岳霖则是综合之后再分析。
　　从昆明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可能是中国自有大学以来成才率最高的，其中有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有各个学科的重镇，他们对西南联大的感恩之殷，对西南联大教授的崇敬之深，见诸文字，往往动人。郑敏写过一篇《“芝生，到什么境界了”》的回忆文章，对业师冯友兰的描写颇为传神：
　　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为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这就是二战时期闻名世界的中国最高学府——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那位长者正走向路边的一间教室；我和我的一位同窗远远跟在我们的老师、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的后面，也朝着那间教室走去，在那里“人生哲学”将展开它层层的境界。
　　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回答说：“到了天地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肩而过，各自去上课了。那位戴墨镜的教授是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金岳霖教授，先生患目疾，常戴墨镜。这两位教授是世界哲学智慧天空中的两颗灿星，在国内外都深受哲学界同行的敬仰。
　　冯友兰提出的四重境界依次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指人知其行为只有生物直觉，功利境界指人知其行为是满足自己的私欲，道德境界指人知其行为是利他的，天地境界指人知其行为有超越社会和时代为天地立心的意义。冯先生著书立说，将天地境界看得最重，其他皆可丢，此说不可废。“人们大多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那些蝇营狗苟、浑浑噩噩的人读到这句究竟至极的哲语，或许会打个冷噤和寒栗吧。天地境界既贯通了作为中国哲学精华的道德哲学，也包罗了为中国之所短而为西方之所长的科学精神。达到天地境界的人能够“养吾浩然之气”，能够度越有无，勘破生死，较之道德境界中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仅觉解更高，知善的能力更强，行善的意志更坚，而且所作所为也更高明，如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因此“为天地立心”的自觉不会中断，宏愿也不会落空。
　　1946年3月，杜国庠在《群众周刊》十一卷一期上发表《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再评冯友兰〈新原道〉》，直斥冯友兰的哲学是“帮闲哲学”，他认为冯友兰提出的“圣人最宜于做王”的说法“势将助纣为虐，而误尽天下苍生”，“冯氏这种宇宙人生观教人安分守己，勿以贫贱得失介意，‘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一样地可以做到圣人，便是在精神上麻醉被压迫者，而松懈其斗志，直接地替压迫者维持其腐败残酷的统治，间接地阻碍社会的革新”。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已经超越学理的范畴。数年后，冯友兰的这类“待遇”还将不断升级，他的抗击打能力真不是常人可以比并的。
　　1949年，冯友兰与夫人任载坤主动报名参加京郊卢沟桥的土地改革。在零下十多度的凛冽寒冬，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到农家访贫问苦，乐此不疲。返回清华大学后，他撰写了《参加土改的收获》一文，校正了自己的哲学思想：“马列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注重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也成为了冯友兰哲学体系转变的起点，由“理在事先”转变为“理在事中”。
　　身在台湾的“玄学鬼”张君劢显然对冯友兰的变化不以为然，他的《一封不寄的信——责冯友兰》刊于台北《民主中国》一卷一期，这封信公开质疑冯友兰推翻自己的固有学说、服膺马列主义，是别有所图，以哲学为资生之具，而非以它为安心立命的准则，将心和理分割为二，“将心一关看得太轻而将在外者看得太重”。张君劢忽略形势而谈学理，在一个安全地带无妨打开天窗，若在风暴眼中，在核反应炉里，不知几人可以站稳脚跟。何况冯友兰自居于“天地境界”，对一切人间学说无所肯定（他的曲学阿世故意表现为超逾常情常理的愚蠢，何尝不是存心反弹回去的戏弄），张君劢站在“道德境界”谴责他，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等于野鹤与夜莺隔空对话，根本讲不到一块儿。
　　1956年，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一些学术带头人干劲倍增，豪情万丈。冯友兰年过花甲，同样跃跃欲试。他找到北大副校长江隆基，表示自己是“家有万贯，膝下无子”，意思是他有博大精深的学问，却没有学术接班人，他要择英才而教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冯友兰除了书斋治学，也关心社会问题。他曾对孙长江教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之一）说：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天敌，中国因缺这一天敌，所以把封建主义搬过来了。他认为各种潜滋默长的不正之风都是脓疮，用西医的手术切除只能治标，用中医的清血疗法方可治本。一言以蔽之：“关键在于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冯友兰的四重境界里，人们普遍泥足深陷于功利境界，“众人熙熙，皆为利来；众人攘攘，皆为利往”，他们几乎无法梦见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很多时候，冯友兰左右不讨好，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思想，既听取赞扬，也听取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销。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冯友兰的这番表白证明他已避免偏执，合乎中行，确实找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平衡点，若非如此，他不可能立定脚跟，铆足心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依然焚膏继晷，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
　　学者李慎之在《融贯中西 通释古今——纪念冯友兰先生》一文中这样评论道：“他的知识最广博，鉴别最精当，介绍最系统，解释最明白。……冯先生可超而不可越，意思是，后人完全可能，而且也应当胜过冯先生，但是却不能绕过冯先生。绕过冯先生，不但必然要多费力气，而且容易走弯路而难于深入堂奥。……凭心而论，与冯先生并世诸贤，对中国哲学钻研之深，考证之细，析理之精，不无可与冯先生比肩者在，但是，能开广大法门为后学接引者，却无人能代替冯先生。尤其是因为这是一个中西交会，古今转变，中国人对西学所知甚少而对中学又几乎忘掉了的时代。”
　　诚然，在冯友兰身上，良知和思辨高度统一，思辨使他深刻，良知使他痛苦。此外，懦弱使他扭曲，活络则使他纠结，大抵也是不错的。

三、“修辞立其诚”

　　儒家特别强调一个“诚”字，《中庸》道是“不诚无物”，又道是“君子以诚之为贵”，《周易·乾文言》更强调述作者要“修辞立其诚”。
　　起步总是艰难的。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有一段时间，清华大学发不出工资，教授们很不满，推举冯友兰做“催薪代表”，冯友兰很生气，办学的人倒变成了讨饭的乞丐了。植物学家吴征镒委婉地劝导冯友兰，这是个思想问题。冯友兰更是又好气又好笑，这明明是个揭不开锅的经济问题，“我当时心里想，我搞了几十年哲学，还不知道什么是思想？后来才知道，解放以后所谓的思想，和以前所谓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当然，接踵而至的思想改造使冯友兰彻底领教了脱胎换骨的厉害。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冯友兰纵然做不了手把红旗立涛头的弄潮儿，他也不甘心与泥沙腐木一道被席卷而走。尽管他恪守“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老规矩，不骂台湾，“对共产党面降心不降”，但他仍向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学者看齐，给毛泽东写信表态，大意是说：他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打算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几天之内这封信就得到回音，主要内容如下：“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毛泽东向来怀疑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不老实，并非针对个人。冯友兰读完这封回信，心里难免产生了抵触情绪：“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后来，他渐渐揣摩明白了怎样的态度才算是“老实态度”，不说大话、空话、假话、废话还在其次，关键是“不能落伍”。他对好友张岱年说：“近代以来，许多先进人物不能跟着时代走，晚年落伍了，如康有为、严复都是如此。只有两个人一直跟着时代走，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鲁迅。我们一定要努力随着时代前进。”可是冯友兰大步流星也不管用，他仍然迷了路掉了队，而且越拉距离越远。
　　1952年，“三反”运动之后，清华大学开始紧锣密鼓地改造教职员工的思想。人人过关，人人洗澡。所谓“洗澡”不是洗干净身体的脏污，而是洗干净思想的积垢，具体做法是面对群众做思想检查，然后由群众指名道姓地批判。按照群众的人数多寡，美其名为“大澡盆”、“中澡盆”和“小澡盆”。冯友兰已在清华文学院范围内做过几次思想检查，有些教师摩拳擦掌，声嘶力竭，批判冯友兰曾由蒋介石聘为家庭教师，是一贯为国民党效犬马之劳的“御用文人”。有一位曾做过学生领袖、受过牢狱之灾的教师讲得更具体，也更有杀伤力，他说：“我们关在集中营里，其他的书都不准读，唯一的一本就是冯友兰的《新理学》。”那种群情激愤的阵仗确实太吓人了。校领导不肯轻易饶过冯友兰这样的“钉子户”，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代”，试图蒙混过关。
　　有一天下午，金岳霖和周礼全去看望冯友兰，安慰和鼓劲的话说了一皮箩，临到惜别时，金岳霖用激动的语气对老友冯友兰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友兰嗫嚅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言毕，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书生紧紧拥抱，涕泪齐下。其后，冯友兰在群众面前作检查，一张口就泣不成声，群众看什么？主要是看态度，只有触及灵魂了，才能赢得热烈的掌声，被施加精神暴力的可怜的表演者才能顺利过关。
　　1957年，全国学界围绕吴晗发表在《前线》上的文章《古为今用》展开讨论，名义上叫做“批判地继承”，实则宗旨早已确定不拔，那就是“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术为现实服务”。有人质疑批判太多，继承太少，这种论调立刻遭到围攻。冯友兰觉得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在会上发言，大意是：“我看不少哲学命题或概念，若从其具体意义来看，可继承的则少；若从其抽象的意义来看，可继承的则多。例如‘忠’这个概念，过去提倡‘忠于君’，当然不能继承；现在改为‘忠于国’、‘忠于党’，为何不可以继承？因为忠之所以为忠，或叫诚诚恳恳，或叫死心塌地，或叫矢志不渝，总有其抽象的含义，这些抽象的含义，我看是可以继承的。”他还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其具体意义是讲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其抽象意义则是讲‘行行出状元’。当今是社会主义，这句话的具体意义无法继承，抽象意义是可以继承的。”冯友兰的发言并未脱离主题范畴跑野马，可谓存心帮忙，却仍旧无法过关，被左派学者深文周纳，谓之“抽象继承法”，狠狠揪住不放，集中火力猛批了一段时间。
　　遭此无妄之灾，冯友兰并未气沮，反而自我解嘲，戏称自己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他深知自己的“光荣任务”就是在学界和文化界树立一个鲜明的对立面，给广大批判者提供一个活生生的靶子。毛泽东怀疑他不老实，也不算怀疑错了，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冲浪，总能巧妙过关，没被惊涛狂澜吞没，没点秘诀是不行的。
　　1957年，全国宣传会议散会时，毛泽东握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换了别人，受此激励，可能会忘乎所以，猛打猛冲。冯友兰这回倒是预留了一个心眼，在“大鸣大放”热火朝天的关口，他管住了自己的嘴巴和笔头。校方引蛇出洞，一再启发他“放炮”，他迫不得已，提了两条不痛不痒的意见：一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哲学系和法学系并入了北大，但图书资料一直没过来，有书者无用，用书者无有，这样不好；二是他在北大的住所太小，书籍无处摆放，只好塞进床底，查阅不便，翻检不易，影响工作。这两条意见并不构成打右派的硬条件，他幸运地逃过一劫。

　　然而冯友兰逃得过初一，又岂能逃过十五？北大哲学系一度以极左之酷烈闻名遐迩，“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即是该系高人的杰作，将北大哲学系称为“极左流毒的头号重灾区”，一点也不为过。“文革”期间，在北大哲学系所在地的南北阁附近，学生经常能遇见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先生，他不是在那儿漫步遐想，而是戴着大口罩，垂首躬腰打扫地上的落叶和垃圾，明显有些吃力。高音喇叭中正播放红卫兵炮轰火烧这位“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的批判文章。开批斗会时，红卫兵发现冯友兰总是露出“苏格拉底式的微笑”，责问他为何要显出一副如此鄙夷不屑的表情，冯先生的回答是：“我的脸型天生就是这样的。”哲学系有一位全国著名的“才子”关锋，人如其名，他的笔头比关公的青龙偃月刀更锋利，批判冯友兰是关某的拿手好戏，有时他在教室发难，使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堂变成火药味十足的批判会场，各种与学术无关的诘难层出不穷。
　　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中，冯友兰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仁人，是个拼命的人，遇到紧要关头，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个人的生死就不在话下了。”然而“千古艰难唯一死”，真能视死如归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文学家老舍自杀了，翻译家傅雷自杀了，历史学家翦伯赞也自杀了，哲人就是哲人，冯友兰居然能在前史未有的奇诡时代处之泰然，每天吃饱穿暖，养足精神，听由发落。他为何能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自杀，不发疯，也不沉默？心法是“见侮不辱”，他逾越了道德境界中最难逾越的绊马索——“士可杀不可辱”的耻辱感。
　　当年，冯友兰所住的燕南园的房子里强行掺入五户人家，红卫兵锁掉他的卧室，使他拿不出换季的衣服，深夜去开批斗会，只能在单衣之上罩一个麻袋，惨苦境遇可穷想象之极。有一段时间，他被关在“黑帮大院”（北大外文楼）隔离审查，睡在铺满稻草的水泥地板上。每天早晨，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都要坐在办公楼前面的台阶上眺望几眼，看他是否排队出来吃早饭，只有见到了他的身影，确定他平平安安，没有“因故暴亡”，整天才能放心。那个石台基被冯先生取名为“望夫石”，这是令人闻之鼻酸的“黑色幽默”。即使身处厄运之中，明知“写得越多，犯罪越大，多写多犯罪，少写少犯罪，不写不犯罪”，冯先生也仍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酝酿《中国哲学史新编》。蜗居斗室，他不以为苦；女儿戴上“冯友兰的女儿”的纸糊高帽，他也不以为羞。在“文革”期间，冯友兰的长髯被勒令剃除，这是众多损失中最微小的一笔，但对冯友兰的形象而言，此举无疑包含了颠覆之意。
　　冯友兰大难不死，很可能得益于毛泽东有意无意间讲过的那句话（大意是，我们研究唯心主义还得请教冯友兰）。十年后，他回归宁谧的思考王国，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冷静客观地评判毛泽东“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需要的就不只是勇气的辅翼，也需要理性的驰援。

　　在中国，读书人的道德勇气往往体现于“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总认为旧我不佳，新我才好。蘧伯玉是卫国的贤人，是孔子的莫逆之交，古人交口称道他的就是“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以自我否定来实现自我救赎和自我提升，这是读书人的笨法子，有时候还真是管用的。
　　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个“知”同于智慧的“智”。言论离不开环境的支持。北宋的大臣勇于极言切谏，是因为宋太祖早就立定了“不杀大臣”的规矩，业已去除了“游戏”中最危险的环节，大臣心知肚明，纵然诤谏不受待理，甚至惹得皇帝老儿震怒，顶多也只是被贬谪到穷荒之地，这还不失为一件博名于朝、获誉于野的好事。但换个险恶的环境就未必然了，批鳞直谏的人很可能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百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说来容易，真要做那百不得一的谔谔者，单有勇气仍然远远不够。当环境不许一个人沉默时，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巴金在《真话集》中吐露过这样的心声：“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表态，说空话，说假话，起初别人说，后来自己跟着别人说，再后来是自己同别人一起说。起初自己还怀疑这可能是假话，不肯表态，但是一个会一个会开下去，我终于感觉必须丢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为我已在不知不觉中给改造过来了。”他在《探索集》中还有更锥心的忏悔：“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这证明，冯友兰“顺着说”的表现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是知识分子为生存而实行的自救行为。政治高于一切，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冒犯。若不自戕肉体，就必须炮烙精神，没有第三条道路容许选择。冯友兰之所以深受责难，是因为他是哲学家，是学界领袖，这道有害无益的“光环”使他的表现被加倍放大，受到时人和后人更多的质疑。
　　“以冯先生平生陈义之高、任道之重，海内外不能无微辞。虽然如此，回想那天昏地暗，狂风暴雨挟排山倒海之势以来的岁月里，举神州八亿之众，能不盲目苟同而孤明独照者，屈指能有几人？不少行辈年龄小于冯先生，精神体力强于冯先生，政治经验深于冯先生的共产党员，因为忍受不了而诉诸一死，其遗书遗言，甚至骨肉知交也不能辨析其真意，我们又何能求全责备于一个血气已衰的八十老翁？何况先生在此以前的二十年来一贯勉力于自我改造，一贯诚心地接受批判，也一贯努力想‘阐旧邦以辅新命’。对横逆之来，除了‘物来而顺应’外，实在也很难有别的选择。更何况冯先生后来处境之特殊，已特殊到‘中国一人’的地步，可谓‘蒲轮安车在其左，刀锯鼎镬在其右’。冯先生的选择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作为过来人，领教过一道同风、万喙息响的左祸之酷，李慎之洞悉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悲哀，这番话于恕道之中多存悲悯，乃是仁者之言。冯友兰宁为伏生而不为辕固生，在天丧斯文之际，巧护中国哲学的火种，其功德绝对不是喙尖嘴硬者所能梦见的。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公开做了检讨：“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没有把所有观点放在平等地位来考察。……在被改造的同时得到吹捧，而有欣幸之心，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是哗众取宠了。”他还表示自己当初服从政治需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完全超出学术思想的范畴，身处立言的困境，所言非所知，所知非所言，顺从祖龙的意旨，从尊孔尊儒转变为批孔批儒，没能做到“修辞立其诚”，深感内疚。至于受命担任梁效大批判组顾问，则是迫不得已，为声名所累。《咏史》二十五首之一赞美武则天“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被外界误读为专拍江青的马屁，则是始料未及。更有甚者，冯友兰作自寿诗，末尾两句为“愿奋一支笔，奔走在马前”，明明是向毛泽东表忠心，却被人误会他急于充当江青的马前卒，理由是江青喜欢骑马。“四人帮”被捕之后，在北京和外省流传过一个笑话：冯友兰受到妻子的责怪，“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笑话的意思无须解释，人人明白。应该说，这类涂抹对冯友兰的形象颇具毁损的功效，他比别人晚几年才平反，可见官方也有过疑虑。
　　同样是曲学阿世，相比某些死不忏悔的“文化大师”，冯友兰的人格并不委琐，还很光明。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自序中，他郑重表示：“经过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这个“别人”，也许是意有所指的。学者若不能独立思考，自出机杼，其学术价值将等于零，甚至等于负数，这样的“学者”多了，岂止是学术界的灾难和悲哀，也是汉民族的灾难和悲哀。综观冯友兰的后半生，他是蒙在鼓里的局内人，“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是哲学家，却并未独具慧眼，而只能与世浮沉，与时俯仰，在“文革”期间写下那些认识水平偏低的诗文，着实令人遗憾。
　　在《三松堂自序》中，读者仍不难看到冯友兰头脑被束缚的情形。1985年7月下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敬坤在致冯友兰的信中指出《自序》的舛误，特别对其中一段文字（“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和重庆的一些人觉得重庆的那个小朝廷似乎也可以偏安下去”）深致不满和质疑，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坚持抗战到底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自序》所言不仅失实，而且有损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这说明“你老人家脑子里装的仍然是那个他老人家的极左的大为有害的一大堆破烂”。刘敬坤的言词相当不客气。
　　二战时期，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附庸献媚和助纣为虐难逃世人（包括他的学生）的严词谴责，“思想内的瑕疵”和“不道德”是其罪状。这也向世人昭示了一个事实：哲学家的定力和判断力并不值得轻信，他们的思想是气态的，而不是固态的。
　　冯友兰尝言：“宗教使人信，哲学使人知。”金岳霖尝言：“哲学只是概念的游戏。”如此看来，“知”有多种，“游戏”有多样，拘于形迹未免太拙。传统读书人都渴望从“我注六经”臻于“六经注我”的境界，怎么个注法？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视乎悟性高低和个性强弱而定。中国的知识分子恒在“知道分子”的低刻度上横盘，缺乏上升动力，就因为这种“知”的变数太大，“道”的出口太少，大家都被“八卦阵”绕晕了头。
　　何况在一个禁锢甚严的时代，哲学家也是凡人，举世皆浊，岂能独清？干净身子敌不过泥潭没顶。众人皆醉，岂能独醒？好酒量敌不过烈酒超多。独清和独醒适足以招致灭顶之灾。具有自由意志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哲人又岂能跳出特定时代的巨灵之掌？一个一个的“他”如同糠粒，弱不禁风，微不足道。当容纳“异端”的土壤完全消失，尼采、克尔凯郭尔的孤独气质也会“绕树三匝，无枝可栖”。
　　苏格拉底尝言：“人生若不诉诸批判之反思，那生命就没有意义了。”反思是必要的，宽恕也是必要的。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正应了这句话，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冯友兰将昔日被迫迁变的道术作了否定之否定，他这样做，比任何忏悔都更彻底。从这一点看来，智者的长寿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季羡林悼念冯友兰，用“晚节善终，大节不亏”八字总结，这是知人之言，也是恕人之论，非仁者莫能为。中国人讲求气节和操守，可以讲到六亲不认的程度，尤其是今人对古人、晚生对前辈，更是“执法如山”。诚然，“因人废言”事小，“以理杀人”（戴东原语）事大，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行使斩决权的人又有几个经得起考量？
四、“海阔天空我自飞”

大智大仁者为天地立心，这“心”该是朗如日月的良心才好，以良知良能而立之。
　　1990年7月，冯友兰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卷，由于关涉当代人物的思想，尤其是毛泽东思想，作者独出己见，采用的并不是官方标准的解说词，此卷极其敏感，出版也被延后。完成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后，冯友兰如释重负，感到十分欣慰，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剖白了自己的心曲：

我的老妻任载坤在1977年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对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在写本册“总结”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我写“总结”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

　　入于老境而意志颓唐，这是许多高龄者的共相，但冯友兰自有其独异于众的殊相，八十岁他才开始动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九十五岁（仙逝之前半年）底于完工，将许多人的担心化整为零。1983年，冯友兰八十八岁，他的自寿联仍笔歌墨舞，生趣盎然：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胸怀四化，寄意三松。
　　“米寿”和“茶寿”的说法由来已久，用拆字法可知，前者为八十八岁，后者为一百零八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冯友兰毫不掩饰自己渴望高寿的愿望，他为一位老同事九十寿辰作贺词，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多活几年，可以多见一些世面，多懂一些道理：此其可庆幸者。”其阅历功夫，老而不衰，令人赞叹。
　　冯友兰曾教导女儿宗璞“在名利途上要知足，在学问途上要知不足”，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到了耄耋之龄，学术界不歇手不封笔的大师能有几人？冯友兰目近失明，耳近失聪，仍孜孜??，“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耗尽心力完成煌煌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其学术使命感乃是最强劲的精神支柱。
　　古今中外，文思敏捷者不乏其人，援笔为文，倚马可待，押韵作赋，八叉而成，但作者有一个普遍的共识：短篇易巧，巨著难工。何况是数以百万字计的哲学史呢。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间，冯友兰恒于上午口授，由助手笔录，这门绝技（陈寅恪先生亦精于此道），只怕难有传人。下午他闭门静坐，时而嘴唇微动，似喃喃自语，他打腹稿，近似参禅。年过九十的老人要做好这项旷日持久的学术工程，着实太辛苦了，曾有人提议，由冯先生口授大意或提纲，由别人起草，成文后再逐段念给他听，由他定稿。但冯先生将此良谋束之高阁，他喜欢逐词逐句口授，让自己的新见如山间汩汩的泉源不择地而涌出，这样的创造活动给他晚年带来莫大的乐趣。
　　有的人老了，智田中了无庄稼。有的人老了，慧园内挂满果实。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坦承：“我这六十多年，有的时候独创己见，有的时候随波逐流。独创己见则有得有失，随波逐流则忽左忽右。”但他最终能斩名关，破利索，我手写我心，志在写出具有永久价值的著作。相比而言，有些人跌倒之后就再也没能爬起来。“文革”伊始，郭沫若抢先表态：他过去所写的诗文戏剧评论和学术著作毫无价值，理应付之一炬，洗个烈火澡，“文革”结束后，他写了一些应景的打油诗，给人以才智枯竭之感，与早年的那个大才子、大学者判若两人。曹禺被批斗多场后，竟自觉“真的有些反动”，遂以自诬和自污求得过关。曹禺的女儿万方追忆亡父时曾说：“他晚年的痛苦在于想写，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感觉脑子不自由的老作家、老学者又何止郭沫若、曹禺两人，他们的身体在浩劫之后幸存下来，精神却并没有浴火重生。相比而言，冯友兰的晚霞满天就显得格外绚丽。
　　九十多岁时，冯友兰对好友张岱年说：“我现在决心采取《庄子·逍遥游》中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态度了。”张岱年对此深以为然，他说：“哲学家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冯先生住在医院，喜欢吟哦《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用平静的语气告诉女儿宗璞：“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一个人的终极达观往往见诸对生死顺其自然的态度，父亲说话心安，女儿闻言落泪。
　　及至冯先生暮年，有人向他讨教“养生之道”，老人略微沉吟，说出三个字来：“不……着……急。”民国元勋黄兴将自己的平生心得归结为“慢慢细细”四字，冯老的“不着急”与之如合符契，可见成大事者须得从容淡定，静气充盈，这一点确实值得那些急功近利的成功学家研究个十年八年。
　　“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一位真正的儒生即使心游佛老，也会倦鸟归巢。北大教授、佛学家熊十力在《原儒》中表态：“佛玄而诞，儒大而正，卒归于大易。”冯友兰尝言：“二程朱子早年都出入佛老，最后还是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佛道教人出家、吃斋、修行。儒家不出家，不吃斋，也一样地修行。这就是‘不离日用常行外，直到先天未画前’。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平时虽是庸行庸德，与常人无异，但是他心胸洒脱、开阔，境界极高；虽道中庸而有极高明的一面。”他还说：“儒家不是宗教，但它能代替宗教，具有宗教的作用。”冯友兰志在做一位大儒、醇儒、君子儒，“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将自己的平生著述作这样的归纳表明了他极充分的自我肯定。君子不以一眚掩大德，冯先生的大德就是将中华文化的薪火传递给了后人，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新事训·自序》中，冯友兰写下掷地作金石声的话语：“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故，乌能已于言哉。”天赐高寿，精力绝人，穷且益坚，老而弥笃，虽然“耳目丧其聪明”，自谓“呆若木鸡”，是反刍青草的“懒洋洋的老黄牛”，而其志不衰，其兴不减，苦心孤诣，精进不休，丝毫不逊色于年轻后生。梁漱溟九十岁后，依然耳聪目明，却自承“脑子不行，不能工作”，而冯友兰九十岁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依然带病工作了五年，将才、学、识三者赅备的煌煌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打上了圆满的句号，其中创获颇多，对太平天国的新认识和新评价是个大亮点。“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名山事业终底于成，冯友兰先生即使做当代的王船山，也可以含笑而瞑，死无憾矣。在吊唁他的众多诗文挽联中，笔者认为涂又光教授的挽联值得一录：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
　　誉之不加劝，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可凭六百万言。
　　此联唯一可商榷之处是“安度”二字。冯老身历数朝，屡经世乱，他渡越了不少劫波，要说“安度”，那也是吉人天相，化险为夷，在同辈幸运者中亦堪称翘楚。
　　陈来教授在《默然而观冯友兰》一文中指出：冯先生的气象境界近于程明道（宋代大儒程颢），不忿不厉，渊冲恬澹，宽易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如时雨之润”。冯先生特别推崇宋儒程颢的《秋日》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他一贯主张“人与天地参”，真正参透了，悟透了，又何所患何所惧何所芥蒂于怀？一旦打通儒释道的界墙，在感性和理性的王国里，他就是无冕之王。
　　唐僧去西天取经，经历九九八十一劫难，终于功德圆满，冯友兰同样渡过了一连串劫波，才用他神乎其技的画龙之笔将中国哲学的东鳞西爪绘制下来，将东方文化之龙的眼睛熠熠点亮，《中国哲学史新编》长留在天壤间，其中许多“非常可怪之论”足供学者研寻。
　　蔡仲德在《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的后记中将冯友兰的人生历程分为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九十五度春秋，冯友兰走完这段艰辛的历程，有遗憾，也有欣慰。他乐观地认为“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但他很清楚，《易经》的尾卦（第六十四卦）是“未济”，人寿不足百年，而世事如麻，绝大多数都处于待完成而永难完成的状态，努力正未有穷期。

文稿来源：《随笔》 作者：王开林 2013年04月02日

（张俊生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