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梁启超作《新民说》，从1902年2月开始，刊登在发行于横滨的《新民丛报》上。呼吁培育国民独立自由之人格，以人的文明属性推进社会的进步。

　　所谓“新民”系取《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纲领之一的“亲（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称，“国也者，积民而成也。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经脉血轮也。”意思是说，国民对国家来讲，犹如身体的四肢、五脏、血轮一样，如果四肢断了，五脏坏了，经脉伤了，则其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了。他认为，中国之不振的原因，在于民众“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他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一人如是，众民亦然。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虽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长，而漫曰：“我保之，我保之”云尔！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则其涸不移时。夫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浚之，厚其本原，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之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发达。世或以守旧二字，为一极可厌之名词。其然岂其然哉？吾所患不在守旧，而患无真能守旧者。真能守旧者何？即吾所谓淬厉其固有而已。

　　仅淬厉固有而遂足乎？曰：不然！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非不能为国民也，势使然也。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夫国民之资格，虽未必有以远优于此数者，而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苟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故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今论者于政治、学术、技艺，皆莫不知取长以补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不取于此而取于彼，弃其本而摹其末，是何异见他树之蓊郁，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干？见他井之汨涌，而欲汲其流以实我眢源也？故采补所本无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长思也。

　　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盎?d鲁撒逊人种是也。譬之?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拾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注：《释新民之义》为梁启超《新民说》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