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是我国传统启蒙教育的第一书，知名度极高，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不知。其中《三字经》为首，称为“经”；《千字文》垫后称为“文”。在综合难度、知识水平、文学素养等方面，自然是《千字文》的要求高，没有一定的文字基础和文化程度，《千字文》是既读不懂，也欣赏不了。

　　从时间上看，《千字文》成文于六朝时期，出现得最早。《三字经》成文于南宋末年，直到元朝才开始流通，真正流传开来已经是明清时期的事情了。

　　从教学顺序上看，历来是《三字经》第一，《千字文》殿后。其中的道理，一是先简后繁，这很好理解；二就是“经”与“文”的根本区别。经者经舆大道，是天下车马行人经行的通衢，引伸义就是规律、原则与方法。自古以来，圣贤人的话叫做经典，因其讲述的是亘古不变的宇宙真相，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三字经》既被称为经，又被千古传颂，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千字文》是用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缀而成的一篇韵文，词藻华丽，语言优美，文学价值极高，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三字经》则不然，它“字有重复，词无藻彩”，即不讲究对仗，语言也不甚优美。但它朴实无华，用极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大道理。因此“三百千”中最难理解的是《三字经》，最难讲的也是《三字经》。没有扎实的功底和丰富的学识，仅仅凭借文字是无法理解经义的。相反，随着阅历的增加与人生经验的积累，对《三字经》每一句话的理解会越来越深，以至越到晚年越喜欢，这也是为什么来听《三字经》讲座的老年人很多。

　　与《千字文》同理，《三字经》也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简史。所不同的是，《三字经》不受文字限制，以通俗的文字将中国文化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真正是“淹贯三才，出入经史”。清人王晋升就称《三字经》是“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清人贺兴思称其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也”。近代的章太炎也称赞《三字经》“其启人知识，过之《急就章》与《凡将篇》之比矣。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

　　在《三字经》出现之前，几乎所有的蒙学读物都是四言的，也就是四个字一句。例如《千字文》《百家姓》都是四言，四个字读起来不上口，小孩子不容易唱颂。《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三个字一句，四句一组，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的特点，所以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

　　此次我们介绍《三字经》的形式，不同于《千字文》。《千字文》讲座是讲者解字说文，学者随文入观，体会文义。这次的《三字经》讲座，则是以经义为纲文句为目，纲举目张，文义也就自然现前了。

　　《三字经》全篇内容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独立的中心，但六个部分又合成一个整体，似江河之水风起浪涌，层层推进，在编排顺序上极有章法，体现了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这是我们在学习之中应该加以注意的。

第一讲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代说法不一，但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倾向于“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的说法。

　　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居士，进士出身，是南宋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政治家。他祖籍河南开封，后迁居浙江鄞县，历事南宋理宗、度宗、恭帝三朝，位至吏部尚书。王应麟博学多才，对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都有研究。南宋灭亡以后，他隐居乡里，闭门谢客，著书立说。明代著名诗人、王应麟的同乡黄润玉在《先贤赞》中称颂王应麟：“春秋绝笔，瑞应在麟。宋诈讫录，瑞应在人，尼父泣麟，先生自泣。出匪其时，呼嗟何及。”

　　王应麟隐居二十载，所有著作，只写甲子不写年号，以示不向元朝称臣。他一生著作甚丰，有《困学纪闻》、《玉海》、《诗考》、《诗地理考》、《汉艺文志考证》、《玉堂类稿》、《深宁集》等六百多卷。但是知名度最高的反而是这部《三字经》，这可能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王应麟晚年为教育本族子弟读书，编写了一本融会中国文化精粹的“三字歌诀”。他是通古博今的大儒，举重若轻的大家手笔写出这部“三字歌诀”，当然是非同凡响。

　　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本子，是清朝王相（王晋升）的训诂本。王晋升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学者，他训诂的是王应麟的原本。王应麟是南宋人，“三字歌诀”原本的历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为止，所以王晋升训诂本的历史部分也只解到宋朝为止。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朝代都有人对《三字经》不断地加以补充，最著名的是清朝道光年间贺兴思增补的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共计二十四句话。中国的正史是二十四正史，辅以清史稿也不过二十五史，所以《三字经》的历史部分也就到清朝为止了。

　　历史上的启蒙读物，能与《三字经》媲美的只有《千字文》，二者配合起来，可谓珠联璧合。《千字文》短只有一千个字，《三字经》长有一千一百四十五个字。《千字文》囿于有限之文字，文思不得舒展。《三字经》就没有这个局限，所以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全部概括进来。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幼年时将《三字经》背诵下来，将受益终生。我们现在要数一数中国历史上哪朝接哪代，每一朝代有几个皇帝、多少年的历史，恐怕一下子说不出来。如果会背《三字经》就能脱口而出。能将中国通史纲要、中国文化史纲要、文化百科知识等全部浓缩在一千多个字以内，这对求学中的孩子们是多么重要啊！我们现代人，将《三字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已经为数不多，更何况能背诵、能够理解经义呢？

　　在2004年中国召开的一次关于小学教育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中国小学国文教育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以识字为例，小学六年毕业的识字标准是2450个汉字。小学六年、托儿所一年、幼稚园一年，八年学2450个汉字，每年365天，八年平均每天学0.84个汉字，还不到一个。我们再看传统教育，《千字文》是1000个汉字，《三字经》是1145个字，《百家姓》568字，加起来有2700多个汉字，去掉重复的也绝不会少于2450字。需要多少时间呢？在一年左右就完成了。况且传统教育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全面发展，不只是学文。如果我们真的对子孙后代负责，不想再自误误人，就应该认真地检讨一下，传统教育是否就真的一无是处。恐怕是要重新下结论了，更何况章太炎早就在高声呐喊“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

　　《三字经》全文虽然分为六个部分，但全篇内容连贯，自始至终突出了“教之道，贵以专”这一主题，六个部分均是围绕这一主题的展开，体现了作者完整一贯的教育思想。第一部分谈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第二部分强调教育的内容和顺序，第三部分讲授基本的文化常识，第四部分介绍代表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和读书的次第。第五部分是中国通史纲要，第六部分谈勤奋刻苦是接受教育的基础，可见《三字经》是一部教育专著。

　　传统教育与现代通行的西式教育，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传统教育是道德伦理型的教育，西方教育是知识技能型的教育，因为中西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教化的对象不同，所以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传统教育有四个组成部分，每个人一生中都要接受，包括家教（家庭教育）、师教（学校教育）、进修（社会教育）和明理（宗教教育）。人的一生必须四种教育都接受、都身体力行，做人才能够圆满。现代的教育制度只剩下学校教育一种了，顶多再加上一个社会教育，二者还都是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并不是教育的全部。

　　传统教育的根本是要教人化性、立命、明道、行道，也就是怎样做人。有成人才有成事，不会做人，就不会做事。韩愈《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帮助学生化性立命，教授做人之道。见闻觉知的知识传授是次要的，所谓“有余力则学文”，没有余力宁可不授业，也要先传道。学生不化性，老师不会放你出山，你硬要走老师就将你除名。这不是老师存心与你过不去，而是真心要对你负责任。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道德为手段提高人的生命质量，现代教育的目标是以竞争为手段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在传统教育中，知识的传授可以暂缓，道德一定要首先确立起来，所以才强调“首孝悌，次见闻”。我们的现代教育什么都教，偏偏缺少了道德。有人说现代教育是“缺德”的教育，学历越高的家庭越不稳定，可见我们的教育很成问题。当然，生活质量不是不重要，它毕竟只是初步的，而提高生命质量，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够转迷为悟、转识成智，最后达到转凡成圣，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要有这样的认同，首先就要辨别清楚几个基本概念：

　　一是谋生与人生要分清。谋生是人生的初级阶段，人生才是人的终极目标。谋生只是满足人的动物属性的生存利益的需求，谋生阶段实现以后就要向人生阶段转变，开发人的社会属性。如果对此没有认同，人的一生都会被局限在物质利益的圈子里，小房换大房，小车换大车，糟糠之妻换个美女，没完没了总是在谋生阶段里打转，人生的价值就永远不会实现。

　　二是事业与职业要分清。职业是你的饭碗，可以喜欢可以不喜欢，它与你的事业并不矛盾。你的兴趣所在、你的爱好与追求，你一生奋斗的目标才是你的事业。事业在多数情况下是不赚钱的，古今中外的大家，无论是大艺术家还是大哲学家，都是死了以后才值钱的，活着的时候苦得很。职业与事业能合一最好，如果不能一致就要用职业来养事业。事业之志一旦定下来，就义无返顾地走下去，否则将一事无成。

　　三是知识与学问要分清。知识是通过“见闻觉知”逐渐积累起来的常识，学问是将知识具体落实到生活中去，用所学到的“文”去修正自己的心身行为，变化自己的气质。如此有“文”有“化”方为有“文化”，否则我们充其量只是个“文人”而非“文化人”。现代人脑袋里装的统统是百科知识，垃圾信息太多，真正的学问功底却一点也没有，既不会做人也不会做事。几十年来学的文不少，但是有“文”没“化”；虽然接受过高等教育，结果还是没有“文化”。这可怎么得了呢？

　　以上问题在家庭教育阶段就要解决，古人说“三岁看老”，儿童时代的幻想和理想是一个人一生事业的破题，以后的知识积累都是围绕着这个幻想和理想展开的，步入社会就是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人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想象，没有异想就没有天开。没有幻想和理想的人生一定是平庸的，人没有理想就没有根，没有追求就没有进步，没有事业就没有办法圆满你的人生。

　　现在开始一部分一部分地讲解经文。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这几句话是总纲，是《三字经》立论的基础，是教育的基础，同时也是教育的准则。《三字经》的所有经文，都可以说是这几句话的展开。

　　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为什么要对人进行持之以恒的教育？这是“教之道”在认识论上，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性”和“习”的关系 。

　　谈到人性，中国文化里面有三种学说，基本概括了诸子百家的各派学术观点，即“性善论”、“性恶论”、“性不善不恶论”。

　　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有羞恶之心，有辞让之心，有是非之心。人为什么有这四种心呢？因为这是天赋与人的本性，天道本是仁道，所以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如果没有这四种心，就“非人也”，既然不是人也就没有什么好说了。

　　另一位诸子百家的名人叫荀子，他也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观点是“性恶论”，《荀子》书中有“性恶”篇。他认为人性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小孩子生下来就会吃奶，两个小拳头攥的紧紧的，一降生就来捞世界。长大一点和别的孩子一起玩就会抢别人的东西，这些行为都不用教天生就会。善良之性在哪里呢？不教育绝对出不来善，所以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为通假，就是教育转化的意思，善是后天环境和教化学习的结果。所谓“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才，谓之伪”。

　　与孟子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告子，在《孟子》七篇文章中就有“告子篇”。告子认为，人之本性像一张白纸，无所谓善和恶，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好像生丝一样，染苍则苍染黄则黄，生丝本身是没有颜色的，人性也是如此，可东可西可善可恶。中国历史上对人性的认识大概就是这三种结论：性善，性恶，性不善不恶。“性相近，习相远”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里讲的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前面几句话的出处。

　　人之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呢？人性的真实面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三种观点各说了人性的一个方面，象瞎子摸象一样，如果将三者综合起来，意思就完整了。人之性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天性，天赋之性，是纯善无恶的，这就是孟子说的“性本善”。人本来就有善良的天性，看到别人受苦遭罪，我们心中不忍，这就是仁爱之心的初起。孟子举了个“孺子坠井”的例子，看到别人的孩子掉到井里，我们的第一意识是快去救人。你是为了受嘉奖吗？不是。你与这个孩子有亲属关系吗？没有。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这是你仁慈的本能，是你善良的本性，这就是天赋之性。

　　人还有一种生物属性，生物属性是纯恶无善的。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其生命体是由遗传基因控制的。现代遗传学给基因下的结论只有两个字“自私”，是“自私的基因”。其本质是无限制地占有一切资源，无休止地复制自己，无限地扩张，疯狂地复制，只有自己不顾他人。这就是基因的本质，也是一切生物的本质。从这一点上来看，旬子的“性恶论”说得一点都不错。

　　人既然作为动物的人，其动物性需求就要首先解决。正如孔子在《礼记》中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让他吃饭，不让他有两性的需求，这是不可能起码是不人道的。天地既生人，人就有生存的权力。最新的行为科学研究发现，不仅仅是生物属性遗传，人的行为也是遗传的。父母有什么习惯，例如喜欢赌博、打牌等，一点不会浪费，完全以基因的形式遗传下去。将来子女一但有条件隐性基因爆发，也会吃喝赌嫖，所以行为也是遗传的。但这种隐形遗传基因什么时候发作？能不能不让它发作？能不能化掉它？这可就是大学问了，这就是“习”的问题，就是孔子讲的“习相远也”。

　　行为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动物生活的周围环境和生活方式对动物的成长发育影响很大，有些时候几乎就是决定性的。动物园圈养的老虎，几代繁殖下来看见活鸡都害怕，再也当不了兽中王了。为什么？后天的生活环境变了，习性改变了。人也是如此，人有盲肠，那是千百年以前茹毛饮血时代消化毛发用的，以后改为熟食盲肠退化，只剩下一个小尾巴，叫阑尾了。人类生活的环境、接受的教育、受到的感染，都会对人产生影响，形成人的习气。习气日久形成一种惯性势力，深植在大脑之中就是习性。习性一代代积累并遗传下去，就形成人类的劣根性，这种劣根习性会使人的动物属性膨胀，遮蔽人的天性，所以说“苟不教，性乃迁”。

　　苟本是一种草名，俗称“狗尾巴草”，其草子有刺，或沾在动物身上，或随风飘荡，生命力极强，引伸义是“苟且”，就是凑凑合合、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意思。人生下来如白纸一张，善恶之性都潜伏着，只看外面的环境也就是佛家所说的“缘”如何。如果因循苟且得过且过，不抓紧对小孩子进行持之以恒的教育，他的天性就会迁移变化。一旦习气形成习性，就如同“墨悲丝染”一样，再也纠正不过来了。因此教育的第一目标即是教人“去习性，化秉性，圆满天性”，也就是韩愈说的“传道”。

　　“去习性”是将后天习染养成的恶习和坏毛病去掉，人的恶习古人总结为“吃喝赌嫖抽”五毒，也叫五鬼。五鬼缠身会使人害病身亡，五鬼闹宅会让人家宅不安，必须戒掉恶习，改掉坏毛病，这是做人的第一步工夫。

　　“化秉性”是要将父母遗传下来的人的劣根性，也叫做秉性化除掉。人的秉性古人也总结为“怒恨怨恼烦”五样，人的私欲一旦不能满足，秉性就发作，怒恨怨恼烦就来了，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人的禀性之根最深、最难拔除，因为它是人类始祖遗传而来的，修行没有别的，说到底就是化秉性，秉性一化就是得道。化不了的一触即发，像被鬼迷住了一样，根本管不住自己，所以修行必须在这方面下手，才不会浪费时间。

　　“圆满天性”是前面两步功夫的果报，是自然而然实现的，不是求出来的。天性是天所赋的天德之性，天之德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五常之德的根本是仁德，有仁才有“义礼智信”四德。仁是本体，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慈，慈是无条件的爱，爱是有条件的慈，所以孔子说“仁者爱人”。果真能够去习性、化秉性，你的天性一定会圆满，就是成道了。自古成道的大德，无一不是“性本善”的，所以“人之出，性本善”，是《三字经》的立论基础，也是教育的初级和终极目标，道家叫做“归根复命”，儒家叫做“返本还原”，佛家叫做“明心见性”。

　　人都是由于习性作祟，所以才争贪不已。争不来就生气，贪不着就上火；因争生气因贪上火，气火攻心，整天烦恼。“怒恨怨恼烦”一来，五鬼就现前了。毛病越大的人脾气秉性越大，怒恨怨恼烦越厉害，就越遮蔽他的天性，仁义礼智信就越难表现出来，也就越没有办法做好人。即使他想迷途知返，无奈五鬼当家，本性做不了主，想当个好人太难了！常常见到这样的人在痛苦挣扎，想摆脱五鬼的魔掌控制，有些人摆脱不了，干脆就自杀了，果报异常的惨烈，我们看得泪水直流，很想救这些人。圣人都愿意代众生受苦，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基督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还说“我替世人赎罪”。但是自己吃饭自己饱，自己的因果自己了，圣人只能为我们现身说法，讲清事实真相，路要靠我们自己去走。自助而后天助，自立而后人立，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因此教育一定要尽早，越早越好。什么时候开始叫早呢？胎教就够早了吧，不！胎教已经晚了。要从还没有做胎之前就对父母进行教育，这叫改种留良，是播种前的育种与平整土地。优质受精卵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将对胎儿心性的发育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中国人对此已经实践研究了几千年，出了多少代的圣贤之人。你如果相信、接受并且照着去做，你就生贵子，一辈子幸福。你如果不信，将来很可能会后悔一辈子。家里多个逆子，社会上就添一个败类，父母造的罪业可就大了。做父母的人要猛醒，要挑起责任的担子，不能把对孩子的教育都推给社会。父母自己动不动就耍性子、闹离婚，你的孩子怎么办？他的心灵一旦受到创伤，心理就会扭曲、就会畸形，这个孩子就毁了。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个人一辈子都要干的事，不是上几年学就结束了，就完成了，所以是“活到老，学到老”。荀子也说：“学不可以已”，教育是不能停止的，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为“苟不教，性乃迁”，所以一天也松懈不得。

　　根据以上立教的基础，下面提出教育的第一个原则“教之道，贵以专”。“专”是教育的基本原则，含有多重意思。

　　第一，教育要持之以恒，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辈子的事，不是高中毕业了，大学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了就成功了，我们要对孩子负责任，为孩子的一辈子着想。

　　第二，教育的方法要专一，教学的内容要精专，这是教育能否取得效果的主要原则。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现代的教学原则是“教之道，贵以杂”，方法杂、内容杂，无一不杂。周末休息二天，看看家长给孩子安排的课外学习有多少：学字、学画、学琴、学电脑、学游泳、学英语等等，不一而足。内容杂，教课的老师自然也杂，两个老师说两种话，三个老师是三叉路口，四个老师是十字街头，小孩子就失去方向了。有些老师还自赞毁他，教音乐的说音乐好，学画就那么几种颜色，只有音乐才能充分表现大自然。到了下午学画，教画的老师又说画有多好，色彩丰富绚丽，只有画才能充分表现大自然。你说孩子究竟听谁的好？反正家长都交了学费，不学交待不了，就苟且着凑合学吧。孩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根本没有自己的中心。如果能够“贵以专”地用两年、三年的时间，专心学习一门技艺，一通就百通。更何况“琴棋书画”同属中国文化“乐”的范畴，为的是调谐身心培养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学一门足以。

　　专的第三层意思是对学生讲的，就是要专心专注，一心一意。现在的孩子边看电视边写功课，根本就专不了。还有些机构开设课程，专门训练小孩子一心多用的，纯粹是胡说八道，误人子弟！老祖宗总结了几千年的经验，要我们身心合一，不能在同一时间干两件事情。孔子就说：“食不言，寝不语”，一心不能二用。现代教育专门培养“精神分裂症”，人的精神一旦分裂了，就什么事情也做不好。我们的生命之所以能够常存，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身是统一的，古人修心修身的目的就是要“身心合一”，怎么能够让它分离呢？

　　一个专字，概括了传统教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我们教育孩子成才也一定要从专这个字入手。教育要持之以恒，不能放松；教学要专一，要精不要杂，广学多闻是孩子们有了基础以后自己深造的事情，那是后话。老师、家长要做的就是专，学习的时候一定要他专心致志、一心一意。

　　下面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孟母三迁，一个是燕山五桂。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孟子名柯，字子舆，小的时候家里面很穷，家里只有几亩薄田，父亲激公宜在孟子三岁时就外出谋生计，以后就音讯皆无了，家里全靠母亲仉氏纺线织布生活。孟子家住今天山东省邹县乡下的一个小村庄，庄外不远处是一片坟地，总有送葬出殡的人家在那里吹吹打打。孟子好学，看了以后回来就学人出殡打幡、哭丧祭拜。孟母非常担忧，小孩子从小就学这些事，将来怎么得了呢？于是决定搬家，给孟子换个环境。

　　孟家迁到了庙户营（今山东邹县县城西北），这里是个大镇甸，母亲的原意是让孟子多长一些见识，开阔眼界。但这里十天赶两个集场，喧闹异常。孟子倒是兴高采烈，看了回来不是用棍子挑两块石头学卖菜，就是用木头作刀子比比划划地学杀猪。孟母觉得不对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于是决定再次搬家。

　　这一次孟家搬到了因利渠畔（今邹县县城南关）隔壁是个学堂，周围都是读书人。孟子每天都看到上学的人举止文雅、落落大方，也学着读书演礼，孟母这才放下心来，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三迁”是多次迁居，这里的“三”是形容词，有多次的意思。类似的例子还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说禹王多次经过家门口都没有进去。

　　孟子十分聪明，上学以后什么东西都一学就会，慢慢就觉得学堂的课实在没有意思。有一次，孟子一连三天没有上学，早上出门说去上学，下午还准时回家，孟母以为他是放学了。三天不去学堂老师不放心，派人到家里探问，看孟子是不是病了，这下子孟母才知道儿子逃学了。下午孟子又回来了，母亲问他到哪去了？孟子回答说上学去了。孟母大怒，拿起剪子就把织布机上的经线齐着机杼给剪断了。这一下孟子害怕了，因为他们维持家计的唯一来源就是母亲织的布。孟母让他将断了的线头全部接上，几百根经线全剪断了，哪里还接得上。

　　孟母于是将道理讲出来说：读书与织布一样不能截断，截断了就接续不上了。即使能接续上，但织出的布满是疙瘩，还有人要买吗？你贪玩逃学，荒废时光，怎么能学到安邦定国的本领呢？千万不要走你远祖孟僖子的老路，给祖宗丢脸、抹黑。孟子的远祖（高祖的父亲）孟僖子曾任鲁国的司空，有一次陪鲁昭公出访楚国。楚王在郊野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孟僖子因不学无术，不知如何演礼，急得满头大汗，自己丢丑不算还给鲁国也抹了黑。以后孟子的高祖才拜孔子为师，成为七十二贤之一。

　　孟子这才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他痛下决心刻苦学习，终于成为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亚圣，这就是“子不学，断机杼”的故事。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窦燕山，名禹钧，北京幽州人。古代幽州属于燕国，燕国有山名燕山，故以地名尊称他为窦燕山，就像诗圣杜甫住在京兆少陵，被人称为杜少陵一样。

　　窦燕山是五代后晋时的人，年轻的时候不学好，做生意欺行霸市、缺斤少两、昧心行事，虽然赚了钱，但直到三十岁还没有子嗣。有一天夜里，他死去的父亲给他托梦，说：“你心术不正、心德不端，恶名张注天曹，不但无子而且无寿。你要赶快改过迁善、大积阴德、广行方便，还有可能挽回。”

　　窦禹钧醒来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痛下决心改邪归正。从前之恶不敢再犯并且广行善事，在家里兴办义学、积德行善克己利人。一天夜里又梦到他父亲对他说：“尔今阴功浩大，善名张注天曹，后有五子齐登科甲，尔寿至八十九岁”。他醒来以后，行善更为积极，后来果然生了五个儿子：仪、俨、侃、尔、僖。

　　窦家教子有方，比如他的家庭之礼都按照古礼进行，家中男不乱入，女不乱出，男耕女织，和睦孝顺，所以才有五子联科。其中大儿子做到礼部尚书，二儿子做到礼部侍郎，其余三子也都做了官。侍郎冯道赠诗曰：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以上举的两个例子说明，做父母的教育子女，第一要善于教育，第二要持之以恒。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这是教育的第二条原则，家教与师教相结合，现代概念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家庭教育是父母或家中的长辈对子弟的教育，学校教育是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这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两种教育的背景不同，内容也不一样，有些话老师说不出口，有些话家长说不出口，所以老师教孩子要孝敬父母，家长教孩子要尊师重道，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圆满。

　　家教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教育，叫做扎根教育，没有家教的小孩子，即使学校教育再优秀，一生都不会有大成，因为他没根。小孩子在三岁以前，是离不开母亲的，母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孩子的活教材，小孩子都在模仿与记忆，这叫母仪母教。《千字文》里就有“外受傅训，入奉母仪”的话。“外受傅训”是在外面要接受老师的教诲，“入奉母仪”就是在家里要向母亲学习，以母亲的仪表做为自己的行为规范。父母自己不自尊、不严格要求自己，你的小孩子将向你学习什么呢？

　　根据古制，母亲怀孕作胎以后就要开始对胎儿进行胎教，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认为，胎儿时期小孩子的感官在发育阶段，还没有感知能力。你怎么知道胎儿没有感知能力？你怎么知道胎儿感知不到外界信号呢？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三个月的胎儿就开始有听觉了，也就是从三个月开始就可以用声音进行胎教了。听神经元的发育在零岁到三岁时完成百分之六十到八十，三岁以内的儿童听音乐，只要听一遍终生都不会忘。父母想培养小孩子为音乐家的，一定要趁早。

　　胎教的总原则就是一个正字，时时按“正”的原则去做就可以了。无论是行住坐卧、举止言谈都不能离开正字，站着不能歪，躺着不能歪，坐着不能歪。你外面有正，胎位才能正，将来这个小孩子才能正，这是胎教的关键，也是教育的关键。

　　什么是正呢？正字的下面是止，上面是一，止于一就是正。一切专一、合一才有正。这是教育的准则，如果只生养子女而不负责教育，这是父母的过失。人多生几个孩子容易，但是个个都教育好是非常困难的。父母要是怕麻烦就考虑好，少生几个孩子，这样既对孩子负责也对人类负责。尤其是现代的母亲，自己都有工作，教育子女既没时间也没耐心，于是就花钱请家教。母仪母教必须自己来，外人代替不了。现在辛苦三年，将来你能省心一辈子，算算账看看哪头划算？所以在教育问题上母亲想大撒把是绝对不行的，女强人可以缓一缓再当，先考虑小孩子的教育，这是他一辈子的大事，将来他还会有后代，这个因果关系可绝不是一两代人的事。

　　如果师教有问题、老师教育的方法不对，那是老师的失职，同样是大问题。传统教育的师道，老师是绝对的牺牲者，一辈子办教育默默无闻，视年长的学生为弟、年幼的为子。弟子们的地位再高，回来看老师也一定行大礼，感谢老师的大恩。现在搞教育的都是走投无路、迫不得已，用钱钟书的话说，“这个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

　　传统教育中的师，分为“经师”与“人师”两类。传道、教学生做人的是“人师”，授业解惑的是“经师”，两类老师的职责不同，家长一定要区分清楚。

　　家教和师教都有了，但父母和老师教什么？这在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中是截然不同的。传统教育的第一步是帮助学生化性子，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拧种一个，脾气大得很，非得依着他的性子不可。如果父母不帮助他化性，今后这个孩子的命就很难立起来。上学以后，老师如果不能帮助学生化性立命，就是误人子弟。当老师的必须详细考察学生的天命、宿命与阴命，按学生命的大小来教育他，才算尽了师道。

　　人的命如车轮，性如车轴，性子不正，命轮一定会跑偏，所以韩愈才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帮助学生化性立命，教他做人之道，比较起来老师的作用比父母还重要。为师者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可能误人子弟，好材料也被你毁了。古人叹曰：“我眼本明，因师故瞎”，不正是对那些滥竽充数的“瞎师”的控诉吗？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这几句话是针对受教育者说的，小孩子不好好学习，是不应该的。小时候不好好接受教育，老了以后怎么办呢？浅显的道理是学习有最佳年龄期，就是十三岁以前。错过了这个黄金阶段，则事倍功半，不是说不能学习，而是你下的功夫大，收获反而相对的小。至于深层的道理，就是事物的因果关系。人是不受苦不享福，不遭罪不出贵，受多大的苦享多大的福，遭多大的罪出多大的贵。唱戏的名角都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当年没有种因，现如今到哪里去找果呢？

　　有见识有智慧的父母都肯让小孩子去吃苦，磨练他的意志，以期长大后挑重担、成大器。孔子在《论语·宪问篇》也说：“爱之能勿劳乎”？果真爱你的孩子，就要使他劳，使他知道人生的艰难困苦，否则爱就变成了害。我们现在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父母含着怕化了，顶着怕歪了，从小就锦衣玉食。吃苦是积福，享福是消福，孩子这么小就享福，长大了福就薄了，老了福就没了，那可就惨了。看看西方国家，那是孩子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场。为什么是老年人的坟场？他的福没有了，年轻的时候享受完了。我们中国人讲究年轻的时候积福不享福，趁年纪轻身体好，再苦再累也受得住。老了以后体力衰了干不动了，那个时候再享福，自然儿女孝顺，子孙满堂，身心快乐，安度晚年。外国人看了羡慕死了，他们住在养老院里孤独寂寞，比不了我们中国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为什么要这样持之以恒的对小孩子进行教育呢？因为“玉不琢，不成器”，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玉石产品的加工需要四步工序，前两步叫切磋，后两步叫琢磨。

　　从昆仑山采来一块石头以后，第一道工序就是“切”，从中间剖开，看看石头里面有没有玉，有多少块玉。有的石头里面根本没有玉，有的只有星星点点的小玉，只能做戒指面。有的石头里面真有大玉，可以做成价值连城的工艺品。第二道工序是将石头中的玉磋出来，这种未经雕琢的原料玉石叫做“朴玉”。接下来是按照朴玉的形状进行雕琢，或雕凿成玉佩首饰、杯盏盘碟、佛像神像等等，就叫“琢”。最后一道工序是磨光，就是磨。前两道工序一个人干不了，所以说是咱们俩切磋切磋；后两道工序可以自己干，因此说让我自己琢磨琢磨。

　　原料玉石不经过“切磋琢磨”的加工过程，就不可能成为价值连城的工艺品，人不接受教育不认真学习，不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就不会做人。现代科学证明，越是高等动物，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动物学家研究发现，动物生下来就要向父母学习生存技能和捕食御敌的本领。不同种类动物学习时间的长短也不同，动物智慧等级越低，其本能性反映越强，学习的时间就越短，越是高等动物学习时间越长。人类有胎儿期、婴儿期、幼儿期、少儿期，加起来有十三年，这是基础教育阶段，人必须接受十三年的基础教育，才能在社会上独立。

　　少儿时期的聪明才智（特异功能）是开发不得的，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现代的中学生就写小说，小神童就破格升大学，舆论界还大肆渲染，不知道这是教育上的大忌。小孩子应该扎扎实实地打好童子功的底子，以便将来能成大器。小时候是“神童”，长大了未必就成才，古今中外这样的教训太多了。所以小孩子在十三岁之前，必须要由家长老师来引导，选择最优秀的好东西强加给他。在这个阶段，人文学科的东西小孩子是不懂的，也不需要他懂，他要做和能做的就是将人类的文化精华尽可能多地吸收进来，先满腹经论，以后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再慢慢开发也不迟。如果错过了人生的前十三年，无论你以后多么努力地弥补，无奈大脑与神经系统的生长周期已到，人定型了再背书记不住了，那时就悔之晚矣了。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人要在年少的时候，亲近良师益友学习礼仪。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的教育是源远流长的，小孩子从小就要接受礼仪的教育。礼是礼，仪是仪，二者不一样。

　　礼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广义的礼是中国文化的统称，包括了哲学、政治、社会、教育等等所有的文化概念。狭义的礼指社会秩序，特别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现代的法律、法规、政策等等内容。礼仪是协调人与人关系的仪轨和规范，等于说是后世的规矩与制度。上古时期的周公曾制定礼仪，他把礼分为吉礼、嘉礼、军礼，丧礼和喜庆之礼，所以有“周礼”传世。

　　礼的作用是什么呢？孔子的学生有子在《论语·泰伯篇》中说过：“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在于和，有了和才能达到儒家“仁”的境地。中国文化千经万论、诸子百家，归根到底就是追求这一个字，那就“和”。子思为此著了一部《中庸》，他强调说，“中和天地位焉”。天地之所以能够定位长存，是因为达到了中和的状态；人之所以健康无病，也是因为有中和之气，所谓心平气和才有健康。过去中国人流行拜财神，财神旁边就有和合二仙，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没有“和”什么也办不成，什么也得不到。

　　为什么要研究礼？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何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何哉？”孔子说：礼啊礼啊，不是送两包点心就是礼，礼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哲学；乐啊乐啊，不是唱歌跳舞就是乐，乐是把我们的精神升华到永远乐观的境界。这是真正的文化，来自于人的内心人的思想。《礼记》的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俨若思”。人随时随地都要庄重诚敬，内心保持着这种庄重，待人待物不离诚敬，专注于自己内心的修养，这个境界就叫“礼”。

　　表现于外的形式就是各种礼仪，仪是礼的外在形式，礼又是恭敬的外在表现，所谓内恭外礼。内无恭敬之心，礼仪再多也没有用，礼越多人越虚伪。现代人的礼更虚假，都是商品交易，一方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另一方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与“中和”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老实讲，中国的礼乐都是对己不对人的，是用礼来约束自己方便他人，以达到和为贵的目的。礼象篱笆墙一样，挡君子不挡小人，如果你硬是要翻墙而过，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一个人如果不自觉，礼对他又有什么用呢？

　　下面接着再谈教育的内容与顺序，我们先抛开例子谈原则，就是“首孝悌，次见闻”。

　　首孝悌，次见闻。

　　这是教育的内容和顺序，非常重要，一定要顺序进行不能倒置。传统教育认为，知识的传授并不重要，因为知识总是随着时间和空间在不断地变化着，时间空间变了，知识就老化了。但“孝悌”是万古不变的大道，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就有孝悌关系存在，这个教育的原则就不能变，教育就必须首先教孝、教悌。那什么是孝、什么是悌呢？这就需要认真地讨论了。

　　中国文化实际上是十字架结构的文化，西方的文化自称是十字架，其实是丁字架结构，因为十字架没头。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一个孝字，千经万论都是这个字的发挥，都是对这个字的解释而已。懂了孝这个字就算明道，遵照孝之理去做就是行道，就是修行，所以说“百善孝为先”。

　　孝是个上老下子的会意字，老子合为一体，老就是子，子就是老。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的血缘关系从自己这一代算起，向上追无穷，向下推也无穷，这个直贯古今、无穷无尽的血缘通道就叫孝。这是垂直的血缘关系，然后再将孝道的仁爱之心，向外面一层一层地横向展开就是悌，第一层是兄弟之道，第二层夫妻之道，然后是朋友之道和君臣之道，这是横向的关系。懂了孝道其他四道就自然全都懂了，不明白孝道其他四道也不可能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说“忠臣必出自孝子”的道理。

　　西方的文化系统，往下有自己的子孙，横向也有兄弟姐妹、夫妻、朋友，君臣，但往上就秃头没有了。普通西方人只知道两代，再往上祖父母叫什么名字，有些人就不知道了。西方文化中老子之间有代沟，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老子是一体，怎么会有代沟呢？

　　忤逆不孝在中国文化里面是重罪，不孝造成的恶果并不完全报在父母身上，儿女不孝，父母当然很伤心，生活可能会艰苦一点，但最大的恶报在子女自己身上。孝是直上直下的血缘通道，祖先积累的福德，就是依靠这条“孝”的管道遗传给子孙后代，不讲孝、不尽孝的人就自断祖先遗德的通道。这个损失不仅仅是你一代人的事情，你的子孙万代都会因为你的不孝而被断了这条血脉传承的根，这个罪责就背得太大了。举个例子，台湾的孔德成先生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他到美国、欧洲访问，都享受贵宾等级的待遇。孔德成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高官，外国人为什么这么尊敬他？那是尊敬他的祖先孔老夫子。如果他不孝、不认祖宗，这个祖先遗德的通道就断了，祖先的遗德没有了，你再到美国、欧洲走走看享受什么待遇。

　　明白了这个道理，反过来再看中国的传统教育，我们才明白“首孝悌”确实是教育的大根大本。在家知道孝敬父母，在外面才知道尊敬老师、尊敬领导；在家懂得友爱兄弟，在外面才知道亲近朋友、团结同事。在家里把孝道行好了，在社会上才会做人做事。中国老式住宅大门的门心对子都是这样两句话：“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孝子出来做事一定是忠臣，不孝父母的人会懂得爱国家、爱君主、爱百姓，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在隋朝以前没有科举制度，国家挑选人才，首先要从各地举荐的孝子中选拔，叫做“举孝廉”，历史上的曹操就是“孝廉”出身。

　　有了孝悌的基础以后，才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增长见闻觉知，这是第二步次要的事。如果第一步的孝悌没有打好基础，后面的知识传授宁可不进行。我们读读《论语·学而篇》中孔子的话就清楚了，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段话发挥出来就是清康熙年间李毓秀所作的《弟子规》，所谓“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首先要懂得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姊妹，其次要言行谨慎，要讲信用，要有博爱之心，要多亲近仁德之人。这些非做不可的事做好了之后，还有多余的时间与精力，再学文再搞知识的传授和增长见闻觉知。

　　现代教育是倒果为因，将教育的顺序整个弄翻了，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世无贤妻良母，社会上已经出不来孝子贤孙，现在教育上再来个乾坤大颠倒，就更没有圣贤人了。

　　下面举了两个例子进行说明：一个是孝，一个是悌。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黄香是东汉江夏人，即三国时期东吴人。黄香九岁的时候，冬天睡觉前用自己的身体给父母暖被窝，夏天睡觉前用一把小扇子给父母扇枕头。他对父母能尽孝道，是为人子者的好榜样。执是执持、不松手的意思，严持孝道，永不放弃，叫做“孝于亲，所当执”。

　　元代福建延平府的郭居敬，曾将历史上二十四位孝子的感人故事编辑了一本书，就是《二十四孝》，“黄香扇枕”就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这是行悌道的例子，孔融让梨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孔融是孔老夫子第三十二世孙，鲁国人，生于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时任北海太守。孔融性情宽容好士，经常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焉”。

　　孔融四岁就知道长幼有序，吃梨的时候，自己年纪小就吃小的。所谓“三岁看老”，四岁的孩子谦逊之礼如此，方知其后必有大成。

　　兄弟者手足也，《千字文》中也讲到“孔怀兄弟，同气连枝”。兄弟之道是五伦中的一伦，为悌道。兄弟之间要相互关心友爱，彼此气息相通，因为兄弟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如同树木一样，同根连枝。悌道属于五常中的“礼”德，其原则就是“兄友弟恭”。做兄长的要友爱、关心弟弟，做弟弟的要恭敬、尊重兄长。兄弟之间如能各尽其道，自然和睦友爱。如果将利益放在第一位亲情放在第二位，就大错特错了。不但有违兄弟之道，也有违孝道，因为兄弟反目最痛心的是父母。

　　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孝悌之理、孝悌之道真正搞明白了做到了，然后再进行知识的传授，就是这里的“知某数，识某文”。数代表现在的自然科学，文代表现在的人文学科，知识的传授古今中外不过就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两大类，但二者的传授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千万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

　　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与学习，要学生真正懂了明白了，在此基础上再继续第二步的传授，第二步明白了再走第三步，躐等越级是不行的。人文学科则不然，很多道理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才能逐渐理解。一部《论语》一辈子也读不厌，一次有一次的理解，一年有一年的体验，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如果用教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教《论语》，小孩子哪里能够懂呢？怎么办呢？背诵，反复的背诵，一遍又一遍的加深印象，印到骨髓里面去。这样，等小孩子走入社会，遇到做人做事的具体问题的时候，孔老夫子的话会突然间蹦出来，那时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如果没有背诵的童子功，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就远水不解近渴了。

　　《三字经》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这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对自然科学是“知某数”，知是认知，一定要理解了明白了，才是传授进去了；没有听懂不明白，就是没传授进去。西方教育偏重走认知哲学与认知心理学的路子，认知哲学指导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学科学知识必须按部就班，初级科目明白了才能上升到高级科目。初等数学懂了才能教高等数学，所以科学教育就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传授。但是我们人生中遇到的绝大部分问题都不属于科学范围，科学方法能够解决的问题还占不到十分之一。所以西方的小孩子自然科学课程成绩不好都不紧张，如果死板板地一定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教一切学科，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所以在人文学科方面要注意“识某文”的教学原则。

　　识是见过面、彼此相识，“识某文”要通过长时间的熏陶才能自然形成，不是懂了就完事了。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一定是某文识得多，以大学者胡适为例。胡适四岁就开始读古诗，六岁上私塾开始背古文；到了九岁的时候，自己就能看古典小说了，两年之内他偷偷地看完三四十本古典小说。十一岁的时候，老师正式教他读古书，第一部就是《资治通鉴》，十三岁上又把《左传》读完了。十九岁胡适考取公费留学生，二十七岁拿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二十八岁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写出《中国哲学史》这部不朽之作，三十岁时胡适已经是誉满全球了。凭什么？十三岁之前接受的传统教育的基本功。他去讲演从来不带书，却能引经据典而且一字不错，因为经典都印在他的脑子里了。胡适是成名了，他却提倡白话文，不让后人再读古文了。

　　现代中国再没有诞生出真正的文学大家，而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朱自清、钱钟书、沈从文、鲁迅乃至老舍，没有一个不是读古书长大的。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这里是“知某数”一句话的展开，讨论的是数学。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所谓的“数理化”，数学排第一位是基础科学的基础，没有对数的研究，人类就无法认识宇宙的规律。其实数学是真正的美学，用简单的几个公式、公理就能推导出支配整个宇宙的自然定理，真是奇妙无比。数学用最简单的数字符号系统，概括了宇宙的复杂性，使人类彻底更新了自己的生存手段和生存能力。

　　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就是运用微分几何学的方法破解了著名的“卡拉比猜想”，证明了名数学家卡拉比提出的关于高维空间曲率的一个猜想，获得1993年诺贝尔数学奖。连数学家卡拉比本人都未能证明的猜想，包括多维次空间存在的证明，被丘成桐用微分几何学彻底解决了，而且还一并解决了多变函数与广义相对论方面的两个猜想，这就是数学的伟大。

　　数学研究宇宙的对称美，训练我们思维的精密性，中国的《易经》是最早系统研究数理的伟大著作。数字是一种自然符号系统，传载着宇宙的全息信息，中国的传统科技一直是由道家担负的。道家的学术，从内容到思想无不体现着对数理的认识，例如炼丹术、五行说、天文、堪舆、医卜星相不一而足。

　　自然科学偏重研究物质的相，相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结构和表征。但是什么在支持着这个相呢？是什么让我们人类有如此的生命活力呢？是数的变化，是数在支配着相。再深入下去，又是谁在制造和控制着数呢？是理，理是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是某种无形的力量，它是宇宙本体的表现，也就是道。《易经》里面建立的方法论模型就是理数相三层模式，用计算机为例证来说明最好理解。

　　不同的计算机用户有不同的使用目的，有的作文字处理、有的看图像、有的听音乐，这些不同的功能态都是计算机具体的相用。但是什么支持着计算机的这些相用呢？是程序语言里面编排的数字程序，是二进制数字的加加减减。又是什么在操纵着数字的加减呢？是理，软件工程师按照计算机的理路设计某种程序，程序员则根据设计将数字固化到软件中去，变成计算机的操作指令系统，这是一个由理到数再到相的完整过程。

　　《易经》中提出多种不同的数理逻辑系统，《三字经》这里提到的十进制只是其中之一。一是自然数字的开始，由一到十，十十为百，十百为千，十千为万，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传统的十进制就到头了，这与现代数学中的十进制又不同。

　　研究宇宙的运动规律要用二进制，就是阴阳之数的数理逻辑系统，《易经》中卦爻卦象的演算主要用的是二进制系统，这是宇宙的奥密。在西方，莱布尼兹是微积分和二进制数学的创始人，也是计算机的先驱。英国人李约瑟博士是研究莱布尼兹的专家，当他根据大量史料仔细追溯现代一系列最有影响的西方科学家的欧洲思想渊源的时候，都通向莱布尼兹。莱布尼兹的思想又是哪里来的？李约瑟的研究结果表明，莱布尼兹从20岁起直到逝世为止，终身都是中国学术的爱好者，特别是对《易经》图象数理的研究。

　　莱布尼兹有一个好朋友鲍威特是欧洲传教士，曾在中国耶稣会传教。鲍威特是研究《易经》的专家，他把中国的《易经》介绍给莱布尼兹。莱布尼兹本就在研究二进制系统，这一下一拍即合。1701年鲍威特将自己珍藏的两个“易图”送给莱布尼兹，莱氏从六十四卦图中惊奇地发现了从63到0的二进制数字。1703年莱氏发表了“谈二进制算术”的论文，此文收于英国皇家科学院论文集中。莱布尼兹正式确认了《易经》卦爻与二进制数字的同一性。

　　所谓二进制的数理结构，只有一和零二个数。零是个圆圈没有数，却代表了无限的数无量的数。宇宙之中到底有多少数呢？只有一个数就是“一”，永远都是一，一加一就是二，加零就是十，过了十又是一个一，过了百又是一，没有穷尽。

　　道家学说认为，宇宙的开端就是“道生一”，道是无极，一是太极。宇宙大爆炸一开始，就是太极生两仪（阴阳），二进制就出现了。二进制的原理就是“相对论”，有天就有地，有阳就有阴，有南就有北，相对一出现，就是老子说的天地相生、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合。我们这个世界是相对的世界，在相对世界里想找到绝对的东西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超越相对、超越这个对立的物质世间，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易经》是关于科学的哲学，训练出来的是数学家的头脑。《易经》教给我们系统论的思想，看问题要敏锐、要细致，要做个有心人；其次观察问题要有逻辑性、要全面；分析问题要有条理、有层次、有耐心；处理问题要果决，因为一切都在变，解决问题的条件转瞬即逝，必须当断立断。处理问题的时候要给自己留退路，因为变量太多、环境随时都在变，有一个环节疏忽了，将来必定因此又起争端。

　　《易经》洁净精微，确实可以训练我们的思维。至于八卦的推演，无外乎就是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方程式、一套套假设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已，并不神秘。

　　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三才是天才、地才、人才，三光是日光、月光、星光。不要小看了这个三，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三而来的。三既是物质运动的结构也是物质运动的极限，小到原子结构中的电子多数是分三层轨道围绕原子核运转，大至宇宙天体按照“理数相”的法则在运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一而再还可以，再而三就不行了，所以老子才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的本源，是形而上的本体，它永远生生不已，这是道的第一层功能；所形成的天地宇宙，是道的第二层功能；地球上出现的人类社会则是道的第三层功能，所以宇宙开始于零、开始于一。

　　龙师伏羲氏观龙马之图始画八卦，一横为阳数之始，为法太极之道立于一；再画二横为阴数之始，即《易经》的九六之数，阴阳交变而有万物。三字的来源可是不简单，乃是一阳合二阴之象。宇宙形成之前，古人形容为“乾坤未判，天地未开”之初，名为混沌之世，还没有形成现在的物质宇宙，也没有日月星辰，此时为无极。无极静而生动出现太极，事物内部静而不动是无极，内部一动就是太极。由太极产生了宇宙大爆炸，形成了形而下的物质宇宙。形而下的特点是对立，任何事物都是相对存在的，这就是太极生两仪（阴阳），由二再生三，就是三才。

　　天地宇宙都是相对而生，互存共荣，在天为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为男和女。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神气精。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亲师。

　　我们这个物质宇宙存在的时间，佛家称为一劫；而人类世界的历史寿命（这一冰河时期的人类文明）为一元，其数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这是宋儒邵康节在《黄极经世》中提出的“元会运世”的概念。现代科学证明，地球诞生于五十亿年以前，而人类只有五百万年的历史，五百万相对于五十亿，简直是电光石火的瞬间。这五百万年的历史，也还是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冰河时期，人类文明又不知生灭了多少次。邵雍认为，人类世界的历史寿命，由开辟到终结为一元，共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其间又分为十二会，按照十二地支的顺序命名，每会一万八百年。一会有三十运，每运十二世，一世是三十年。一年十二个月，一月三十天，一天十二时辰，这是最基本的时空之数。既然世界的开辟到终结分为十二会，于是“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观念又与“三才”混合起来，成为后世阴阳家说理的工具。

　　十二会各运行一万八百年，这个世界就告一段落，复归于混沌。但邵康节所说的天地终始之数，只是此次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生灭的一段过程，大概相当于佛学所说的一个“小劫”，而非地球“成住坏空”的大劫。佛家只是说理，邵子却能够用数字计算出来而且与轮回的道理完全契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物质世界“本乎数”的道理之所在。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谁也不知道。存在决定价值，老祖先既然这样说，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就姑且听之，留待未来的科学家去考证。

　　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纲是纲纪、纲领的意思，三纲是五种伦常关系中最重要的三条，就是“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但是原始儒家思想中没有这种提法，不要说孔曾思孟没有讲过，连荀子也没有讲过何者为纲的问题。孔子倒是在《易经·序卦》中说过：“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关系居先，君臣关系居后。而三纲的“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君臣关系在前，夫妇关系在后，与孔子说的刚好相反，显然是后人为推行忠君思想提出来的。

　　谁提出来的呢？是西汉的董仲舒。董仲舒提出三纲，汉武帝独尊儒术，再由班固正式记载在经学著作《白虎通义》之中。

　　我们知道，五伦关系中的每一伦都是互存共荣的共同体，古人称为阴阳未判的太极。总之就是一体的意思，像手心与手背的关系一样，你能说谁是谁的纲？如果硬要分出纲常，也只能说是互为己纲，大家都是纲不是等于没说一样吗？那么董仲舒为什么要提出“三纲”，仅仅因为他端着汉武帝家的饭碗吗？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我们应该认识清楚。

　　世间的事情都是物以希为贵，缺什么才吆喝什么，要振兴的东西一定离死不远了。正因为“君臣不义，父子不亲，夫妇不顺”，董仲舒才大声吆喝“三纲”。其实不要说汉朝，臣弑君、子弑父的传统早在东周就开始了。春秋242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推其原由就是孔子说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至于汉朝时夫妇一道的纲常紊乱，实是肇始于刘邦。刘邦起事之时身无分文，不要说军费得由老丈人开支，自己藏在邙砀山还得由老婆吕雉天天送饭。这才种下了汉朝女权篡政，以阴乱阳的因果。现代社会还不是如此，哪一家不是女权当政？哪一家是老子说了算？董仲舒正是看到了“细恶不绝之所至也”的伦常关系的紊乱，才提出其中最严重的三条，要汉武帝正此“三纲”。

　　后世要打倒孔家店，主要罪名就是冲着这“三纲”来的。他们哪里知道卖“三纲”的是董家店，而非孔家店，而且“三纲”的货源已经断档多少年了。

　　五伦十义的道理，下面还会讲到，这里就不再多解释了。

　　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

　　春夏秋冬为四季，又叫四时，应乎北斗七星。北斗七星的勺柄总是围绕着北极星转的，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北斗七星不停地转动，就代表了一年四季不断地推移交替，循环运转，没有穷尽。

　　中国文化里面发达最早、最系统的就是天文学，中国天文学在明朝以前，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是我国传统科技的一部分。为什么中国天文学发达呢？因为中国是以农业立本、以农为主的国家，务农的根本是不误农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定要按天时，不能胡来。所以中国历代都有司天监，有“天官”，专门观测天文气象的变化，以此作为行政施治的根据。

　　《易经》里说：“寒来则暑往，暑往则寒来，寒暑想推，而成岁焉”。气候与物候历来就是农本国家的大事，游牧民族就无所谓了，不太重视。气候注重的是地球上的温度、湿度和光照时间，物候则关心生物消长的节律性，偏重在生物与自然的关系。

　　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是椭圆的，一年之中有距太阳最近的近日点（1.4亿公里）,距离最远的远日点（1.6亿公里），造成四季日照时间的长短不一样；地球的地轴又是歪的，自转起来造成各地区日照强度不均衡，这就产生了四时寒暑的变化。

　　根据我们中国的历法，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岁和年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年表示从今年的正月初一到来年正月初一的这一段时间，为一个自然年。岁表示从今年的某一节气到明年的同一节气的一段时间，为一个回归年。一个自然年是365天，一个回归年（岁）则是365天又5小时48分46秒。

　　举春时为例来说，春三月万物发生，正月为孟春建寅，二月为仲春建卯，三月为季春建辰。孟春的一气为立春，包括“东风解冻、蜇虫始振、鱼上冰”三候；孟春的一节为雨水，有“獭祭鱼、鸿雁来、草木萌动”三候。四时有十二节、十二气（二十四节气），共计七十二候。

　　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东南西北是人类臆设的方向坐标，其实茫茫太空之中哪里有方向呢？连地球都是圆的，《庄子》一书中就提到“南方有穷而无穷”的辩题。南方看似有头，你走走看，保证转一圈又走回来了，因为地球是圆的。四方是假设的，但中是真实的。何为中？你站立的这一点就是中，有了这个中，东西南北就有了。中国文化讲究“面南背北，左东右西”，中心一确定，四方的概念就出来了；中心一移动，方位也就随着移动了。

　　如果以地球为中，就要以北极星来定位，但地球在上一个冰河时期曾经受慧星的引力作用翻了个倒毛筋斗，南变了北，北变了南。地质学家一直就怀疑岩层中的反方向磁力线痕迹到底是怎么回事。《易经》的八卦方位图，与现代的地图方位正好相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东方甲乙寅卯木，应正月、二月，居震宫。南方丙丁巳午火，应四月、五月，居离宫。西方庚辛申酉金，应七月、八月，居兑宫。北方壬癸亥子水，应十月、十一月，居坎宫。中央戊己辰戌丑未土，应三、六、九、十二月，居中宫。

　　实际上，中指的是整体的平衡点，并非是平均的度量衡单位。一根粗细不一的棍子，其平衡点绝对在靠近粗的一头，这一点就是中。社会学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就不是中，也永远不可能有中。《尚书》里面有四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讲的就是教育的中心、为政的中心、也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允是诚信、公平，把握住这两点不动摇、不放弃就是持中，就能天下太平。水平则不流，物平则不动，不动就正、就定了。

　　在世界范围，中国属土，居全球之中。历史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中国的问题不解决，全世界就不得安宁。中国强大一点四方都害怕，中国的产品一来，谁也招架不住，这就是中位的力量。在中国领土内，嵩山为中岳是中国之中，嵩山之中在少林，少林之中在大雄宝殿释迦摩尼佛的莲花宝座之下，达摩老祖所以要在嵩山面壁九年绝不是偶然的。

　　帝都北京的中心在紫禁城，紫禁城的中心在太和殿，太和殿的中心在皇帝的蟠龙宝座之下，从这一点放射出去，北京四城呈对称格局：四正四隅方位有庙堂八座，东西南北有四坛（天地日月）再加上社稷坛，一共是五坛八庙，这是明成祖时代，姚广孝按《易经》之理设计的北京城。现在太和殿的蟠龙宝座后撤了十几步，起因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登基大典时害怕。太和殿顶上，蟠龙藻井内龙口里悬挂一颗亮晶晶的大球，象征着龙戏珠。袁世凯怕大珠子说不准哪天掉下来，他虽然叫“袁大头”怕也扛不住，就后撤到现在的位置，这是说到中随便扯出来的闲话。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

　　这里讲的是五行和五行的起源，“水火木金土”五行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五行在中国文化中这么重要？因为五行生克制化的原理都是“本乎数”，是天地自然之数理，所以五行之数也是数学的鼻祖。

　　说到数理就必须再谈《易经》。《易经》是研究天道的学问，其中的道理贯穿后世的一切学问，包括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易学运用的说理工具就是数理逻辑体系，换句话说，《易经》依靠的就是数理以及数的变化。先后天之卦象都是从数理变化产生的，由理生出数，再由数生出相。自然界的万物都是具体的相（物相或事相），但相从何处而来？总不能凭空产生吧，相正是生于数。

　　前面已经举了电脑的例证，文字处理、图像声音都是具体的电脑的相用，支持电脑产生相用的是数，是一系列由数字编排的控制程序，没有数也就没有了相用。但是控制数的是理，是宇宙间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正如电脑的操作系统是按照某种既定的程序设计的。另有一种计算机程序语言，它有自己的理，理生数，数生相。天地之道也是如此，天之道就是自然之理，通过天地之数，也就是自己的程序系统，控制着自然界的一切物相。《易经》研究的就是天地之数，要通过天地既定的符号系统，读出其中表达的程序与信息，这是研究易学的根本目的。

　　清朝康熙年间，由康熙皇帝御纂、内阁大学士李光地总裁、四十九名翰林进士等参与的《周易折中》是我们今天研究《易经》的大全。当然这只是《周易》，周朝用的《易经》，夏用连山易，商用归藏易，都不同，这在下面讲五经的时候再详谈。

　　《易经》之数来自河图、洛书，五行既是“本乎数”，自然也就离不开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属于神秘文化部分，来源不十分清楚。很多学者怀疑是上一个冰河时期的东西，因为现在不用说创造，看也看不懂了。河图据说是出现于伏羲氏时代，伏羲氏姓风，号太昊，那个时候黄河里面出了一个长着马头、龙身的怪兽。它身上的毛带卷卷的，有斑点和花纹，伏羲氏见到以后受到了启发，以结绳记事的长短线搭配组合，画出八卦的符号。又根据龙马身上的花纹发明了渔网，使人类文明进入了渔猎时代。后人就神话为黄河里出来一匹龙马，马背上背了一个图案，都是些圈圈点点，这个图案就叫做“河图”。

　　大禹治水时期，因为工程量太大，技术手段有限不说，工程设计方案也是个大问题，大禹始终都为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苦恼。有一天，洛水之中忽然游出一只大乌龟，龟背上的花纹圈圈点点，形成自然的图案，这个图案就叫“洛书”。大禹看到洛书，茅塞顿开，终于找到了治水的最佳方案，成功地治平了中国的水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图洛书的故事。

　　河图、洛书有可能是古老的天文图，用简单的几组数来揭示天文之理。至于二者的区别，历来都认为，河图说的是先天之数，洛书说的是后天之数。《易经·系传》载：“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这是河图之数，其中单数为阳、为天，有五个（13579）合数是25；偶数为阴、为地，也有五个（246810）和数是三十。这就是天数五、地数五，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五组数皆由一阴一阳组成，分列五方，一生一成，奇偶数之差皆为五。此五即河图的中心五点，中而不偏，动而能和，为天地之中心。五组数就生出五行，每一行又分阴阳。从一至十，是十进制数理的根本，也是天地宇宙生成的本数。具体到水火木金土五行的出现就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在方位上讲，是一六在北，二七居南，三八居东，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一为元精属水，为壬水；三为元性属木，为甲木；五为元气属土，为戊土；七为元神属火，为丙火；九为元情属金，为庚金。

　　以上讲的是天数生出的阳五行，地数生出的阴五行与之相对，不过是二四六八十偶数而已，这就与我们命运讲座中的阴五行与阳五行联系起来了。

　　河图既是先天之数，我们后天的一切数理，包括《易经》之数都是来自于河图，它是数的加减之元。中国古代的算具有九种，都是根据河图之数理设计而成，我们熟悉的珠算只是其中之一。算盘上档一珠代表五，下档四珠各代表一，加法是满五加，也就是一下五去四，破五进十就要一去九进一；减法也是如此，破五要减就是一上四去五，退十减要补五，也就是一退一还九。看起来复杂，其实都是由生与成二个数的加减变化而来，简单之极。

　　再说说洛书，古人认为，河图是先天，谈的多是天道之理；洛书是后天，说的多是地道之理。河图以天地化合生成五行分在四方，洛书则以五行的生克制化而变为九宫，后天的一切变化都是由此而生出来的。九宫就是四方、四个角再加上中央，一共九个方位。具体到数就是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在中央”。

　　洛书以五居于中，取1234 6789居于四周，其对角、纵横三数之和均为15，其中：一六生成水居于北和西北，二七生成火居于西和西南，四九生成金居于南和东南，三八生成木，居于东和东北，五居于中土，统乎四方。从对恃而言，一六之水生于四九之金，三八之木生二九之火，表明阳生于北，长于东，盛于南，消于西；阴生于西南，长于东南，极于东北，亏于西北。以日照强度（阳）来看，一为冬至，三为春分，九为夏至，七为秋分；以月球引力（阴）来看，二为朔，四为上弦，八为满月，六为下弦。

　　在应用方面，古人主要运用河洛之数理于天文、历法、算术、堪舆（地质）等传统科技之中，由此形成了道家的数术之学，从丹道兵法、医卜星相，直到棋牌娱乐无所不及。黑白子的围棋就起源于河图，麻将当然是来自于洛书。围棋360子代表周天之数，棋盘上横竖各19条线，共361格，分“角边腹”九宫之位。

　　象棋则运用《易经》之数理，所谓“局取诸乾，坤以为舆”。棋盘是八八六十四格，象征六十四卦，所以古称“八八象棋”。每方十六子应二八之数，而将士活动的范围则刚好是九宫格。中国唐代的“八八象棋”盘，与今日的国际象棋盘几乎完全一样，也是黑白相间的六十四格。在甘肃永昌鸳鸯池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这种六十四格图案，不过时间是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至于扑克牌更是我们中国唐朝的专利，唐天文学家张遂（一行禅师）发明叶子牌，四门花色代表春夏秋冬四季，每花13张牌，点数为91（1至13数字相加），正好与一季的天数相符；四季相加是364，再加以阴阳二个变数（大小王各占半点），整副牌的点数是365，为一个自然年的天数。西洋人将叶子牌改为扑克，但改不了数理。西方人讨厌13这个数字，如果能改他们早就给改了。

　　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五常是人的性德，人性中含有五常之德，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是天赋与人的天性，也是天德，是不能够紊乱的。这里的天，指的是宇宙中那股冥冥之中无法抗拒的力量。常是恒常、永远存在、不能改变的意思。

　　五常之中以仁德为首，仁统四端，有仁才有义礼智信四德，所以古人在很多时候只用一个仁字就代表了五德。例如孔子在《论语·里仁》一篇里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就是说君子在吃一餐饭这样短的时间里，也不能离开五常之德，至于生活动荡困苦、人生挫折困顿的时候，更应该是如此。

　　那么，什么叫做仁呢？通俗地说，仁慈、有爱心就是仁。仁是体，慈是相，爱是用，表现出来就是爱心。能够不讲条件的博爱就是慈，慈的本体就是仁，它们是一体三面，同出而异名。

　　仁是五德之首，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也是孔子一生追求的根本。《论语》中有“里仁”一篇，专门谈仁的体和用。仁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不能离开具体事项空对空地谈仁，所以孔子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例如“仁者爱人”，有爱心，能够爱人、爱物就是仁，这是孔子不得已的说法，因为爱毕竟还不是仁的全部境界和内容。中国有一句话，叫作“博爱谓之仁”，有人说这是孔子说的，其实这是唐朝韩愈说的，不是孔子的话。

　　普通人的爱是有条件的，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喜欢才爱不喜欢就不爱，所以爱字里面有心。简化汉字的爱，干脆连心也掏去了，更赤裸裸了。慈则是爱的升华，是没有条件的爱，母亲疼爱儿女是无条件的，这种爱就是慈，所以称母亲为慈母。

　　在具体事项上如何才能达到仁呢？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提出五条标准，就是恭宽信敏惠。孔子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是自重自尊，是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就不会有外来的侮辱；恭既是严以律己，宽就是宽以待人，包容他人的缺点，宽宏大量的人一定得众。信是自信信他、信因信果等的合称，是内心诚敬，不自欺的结果，能如此则天下没有不可以用的人，也就是老子说的“圣人无弃物”。敏是聪明敏捷、反应快、办事情不拖泥带水，容易有事功。惠是恩惠，要有行动表示，不能总是空口说白话，但恩惠必须出自于诚，是真感情而不是假手段，这样的人君才可以与其共事。孔子提出的实行仁的标准并非高不可攀，只要肯接受，人人都可以做到。

　　五常之中的“仁”懂了，其余的义礼智信四德自在其中，是“得一万事毕”的自然结果。例如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是智；能做到恰到好处就是义。义是孟子学说的核心，也是孟子一生追求的目标。信是诚信，礼是守规矩、不放肆，内恭外敬，能如此则说话做事都不会逾矩。要达到随心所欲又不逾距，孔子说要七十岁才能做到，我们时时看着自己还在不断地犯规，能随心所欲又不逾矩实在是太难了。

　　稻梁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稻子、高梁、豆子、麦、黍（黄米）、稷（小米）称作“六谷”，是我们人类所食用的主食。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气候、水土、民情不同，出产的谷物和食用的主食也各不相同。

　　“黍稷”是古代中国，特别是黄河流域地区，最主要的两种粮食作物。黍是比小米稍大、煮熟以后有黏性的一种黄米，因为要在大暑节气下种，故称为黍。稷又称为粟、谷子、小米，秋种夏熟，要经历四时，似四时之祭，故称为稷。梁是高粱，因其性凉故称为梁，有青黄白三种，都可以酿酒。菽是豆类的总称，包括青赤黄白黑各种豆类。麦子有大麦、小麦、燕麦、黑麦等，秋种夏实，农历四月前后是麦熟季节，五月就到麦收了。

　　中国人历来讲究五谷丰登，庄子形容姑射山上的神人，也用了“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话；但是这里有提到“此六谷，人所食”。五谷与六谷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之处呢？简单地说，五谷中不包括稻子，上古时期的中国人集中生活于黄河流域，而长江以北地区是不种稻子的。据文献记载，稻子是在唐太宗祥符年间从南方占城国引进的品种，为纪念此事，将稻米称作粘谷，粘者占城国之米也。因此，中国北方早期没有稻子，只有“黍稷菽麦麻”五谷（《汉书·食货志》）。

　　但是，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种植水稻的国家。例如，湖南省株洲市的云阳大地泽文化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内有距今五千一百五十年的稻种标本；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稻种标本，距今有七千余年。最重大的发现，是一九九四年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文化遗址，出土了目前全世界保存最好、最早的人工稻种。经同位素炭十四测定，这些金黄色的稻种实物，距今已有一万四千多年的历史了。

　　黄帝距今有五千年的历史，但种植五谷、从事农业活动并不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的，而是从神农氏时代就开始了。伏羲氏至今有一万二千年至一万四千年的历史，伏羲氏至黄帝时代也有七千余年，其间尚有神农氏时代，神农氏距今至少也有九千的历史。我们中国人要相信自己的祖先，相信自己的历史，不要做自贬祖先、自己缩短自己历史的蠢事。这也同时证明了，中国以农业立国的历史太悠久了，至少有九千年。

　　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马牛羊，鸡犬豕”，这六种动物是人类畜养的，称为家畜。我国蓄养家畜的历史可谓由来已久，在陕西西安半坡村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以及其他殷墟遗址上就发现有这六畜的遗骨。甲骨文家字的字型，也显示无豕不成家。古人将马牛羊称为上珍三品，鸡犬豕为下珍三品。举行祭祀典礼时，普通的用三牲供（羊犬豕），高级的要用五牲供（马牛羊犬豕）。

　　六畜之所以与人类关系密切，一是六畜服务于人，如马可负重至远，牛能运货耕田，羊有跪乳之恩，鸡有报晓之功，犬有守夜之义，猪有庖厨之用。二是六畜有很多优点是人类应该好好学习的，例如马的刚健进取、牛的忍辱负重、羊的跪乳报恩、犬的忠勇诚信。马是不休息的，睡觉都站着；鸡是三德兼备：不吃独食义也，敌前敢斗勇也，司晨不误信也。猪更不用说了，现代医学的器官移植大都是用猪的器官，根据免疫学的研究，人体对猪器官产生的排斥反应最小，看来人变成猪是早晚的事了。

　　第三，此六畜亦要靠人来帮助它们离苦得乐。马牛有阴火，羊有阴土，鸡有阴金，犬有阴木，猪有阴水。有一阴之性在，就会堕此畜生一道，受此一道之苦。人如果能够帮它们化掉这一偏之性，它们就能离苦得乐，也不枉了为我们服务一场。

　　由六畜又引出中国人迷信的十二属性，十二属性据说是从印度文化来的。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佛学传到中国，同时也带来了印度文化。印度人用来说理的十二种动物，经中国文化融合以后变为中国的十二种动物。我们确实在汉以前的古书中没见到有十二属性的说法，例如《春秋左传》交待时间都很具体，如“十年春，齐师伐我…”，没见过有“猴年马月，…的记述”。

　　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

　　喜悦、愤恨、忧伤、恐惧、爱恋、厌恶、欲望，是人人具备的七种情志，称为七情。七情是人的心意的变化，其中“喜者心之欢乐，怒者心之烦恼，哀者心之痛切，惧者心之惶恐，爱者心之贪恋，恶者心之憎嫌，欲者心之思慕”，可见其都与“心”有直接的关系。

　　心是我们东方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我们叫做“心性学说”，不称为心理学，因为心理活动无非就是心念的起灭和转移，不是心的本源。东方的心性学说，无论佛学还是儒道之学都不搞寻枝摘叶这一套，而是直接探查人心的根源，以期从根本上切断心念的起灭。

　　心性之心是宇宙的本体，是形而上的道，就是《楞严经》中“七处征心”所讨论的心。心念之心，是形而下人的心理活动，是念头、是心念的生灭。所以人心险恶说的是人的心念凶险，恶念不断；人心贪婪是说人的贪欲念头不绝。佛法说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说的统统都是念头。有念头就现出这个物质世界，这是有为法；停止了念头，物质世界就消失了，才能进入无为法。

　　所以中国文化中所说的心，既不是心脏也不是大脑，而是人的念头，它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要素。心之所发就是念之所动，就是意念，简称为意；心之所往就是念之所聚，念聚就是志。念头忽生忽灭，如梦幻泡影，根本控制不了，所以人的心意志都很难控制。学打坐的一上来就学空杂念，你就上当了，一辈子也空不了。因为念头本身就是空的，没有实体忽生忽灭，不去理睬它反而没有了，就是如此奇怪。

　　情也同样如此，是因心有所感，性有所动，感而后发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说要不动性、不动情，那是佛的境界，我们凡夫俗子做不到。“爱不重不生娑婆，情不深不为男女”嘛！人心为阴阳界的翻板，阳面叫菩提，阴面叫烦恼，阴阳是一体，没有办法分开，所以“菩提即烦恼，烦恼即菩提”，全赖阴阳板哪一面朝上。菩提与烦恼都是在圣不添在凡不减，想去掉烦恼换来菩提，不是多此一举吗？心念一转，马上就变烦恼为菩提了。为什么转不过来呢？性子没化。性子不化如同手持污染之器，再好的东西倒进去也一定会污染。无情不是真豪杰，菩萨的意思就是“觉有情”，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同时也要使一切有情众生觉悟。不爱人就无法度人，不爱物就无法成物，无情就不会生在人间了。

　　七情在圣贤之人纯乎天理，故无七情之蔽；凡夫俗子则为物欲所蔽，放荡不羁。事如其心就喜，事与愿违就怒，动乎悲就哀，畏乎法就惧，见美就爱，见丑就恶，贪想就成欲。圣人看到我们真是可气、可叹、又可怜。

　　其实，圣人与凡夫的根本区别只在一念之间，全赖于你的发心：出之以正则为圣贤，出之以私则为凡夫，出之以邪则为奸佞，正邪之间，全凭此一念，因此不可不谨慎。

　　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

　　前面已经谈到了礼，这里再谈乐。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总称，也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们一定要明了古人为什么如此重视礼乐。礼代表了我们的文化精神、文化哲学，因此广义的礼包括了哲学、政治、社会、教育等人文文化。乐则代表了我们乐观的人生态度。礼接近于我们的宇宙观，乐偏重于我们的人生观。

　　广义的乐是艺术形式的总称，包括了现代的音乐、舞蹈、美术、影剧等所有艺术形式。狭义的乐指音乐。乐有什么作用呢？没有乐行不行呢？

　　没有艺术修养，人生会很枯燥乏味。设想一下，连自己哄自己玩的玩意儿都没有，生活不是会很枯燥吗？所以要用乐来调心，并不是要你去当什么艺术家。

　　古代的伟人都懂艺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同时又是大文学家、大书法家。无论自己心中的痛苦和烦恼有多么大，通过读书写字、吟诗赋棋、吹拉弹唱就化解了，不象我们现代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非弄出个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不算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传统教育为什么如此重视乐，以及为什么孔子在《孝经》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乐既是用来调心，就要轻柔和缓、低吟慢唱，自己唱给自己听嘛！所以中国的民族乐器差不多都是独奏的，无论笙管笛箫、琴瑟琵琶，都是如此，不象西洋乐器多是演奏给他人听的，所以震耳欲聋。

　　这里的八音既是八种乐器，也代表八种不同门类的音乐。《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周礼·春官》中则更具体的提出“匏土革，木石金，丝竹”的八音分类方法。

　　匏是匏瓜，匏瓜破开就是瓢，将匏瓜上面设13根紫竹簧管就是笙；36根簧管的大笙叫竽，不是有成语“滥竽充数”吗？所以匏就代表簧管类乐器。土是陶土，古代用陶土烧制成一种吹奏乐器叫埙, 又叫“陶埙”，大小如鹅蛋，有六个孔，顶端为吹口。

　　革指牛皮，可以制成鼓，属打击乐。古曲每奏乐一段，要击鼓三声。一个人不学无术信口雌黄，就被形容为“吹牛皮”，因为他不知道打击乐与吹奏乐根本是不同的两类。木指木制的乐器，例如有拍板、梆子、有敔。奏乐将终时，击敔使演奏停止。石类乐器有石磬，金属类乐器有钟、锣、钹、铙、唢呐等。丝代表弦类乐器，因为上古时期用蚕丝作弦，故又称为丝弦，例如有琴、瑟、琵琶、筝之类。竹制乐器是用竹管穿孔而成，有横吹的笛、竖吹的箫、龠（排箫）等。

　　八音既表示八种不同的乐器，也代表吹奏乐、打击乐、弹拨乐、管弦乐等不同的音乐形式。八音之乐据传是皇帝的大臣容所制，历史上的五帝三王都各有其乐。如舜帝之乐为韶，韶乐据说非常之美。《伦语·述而篇》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欣赏韶乐进入忘我的境界，连着三个月吃饭都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还感叹说：“我没想到上古时代的音乐有如此高明”！

　　韶乐我是没听过，东方红倒是听了几十年，确是一个月不识肉味。那是因为文革时期，买肉要肉票，听到东方红我就想起猪肉票。

　　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

　　自子孙，至元曾，乃九族，人之伦。

　　高曾祖父是上四代，即是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自身位于中，子孙曾玄（元）为下四代，就是儿子、孙子、曾孙与玄孙（元孙），一共九代亲族，称为九族，与我们有直系的血缘关系。前面讲到，血脉关系的传承依靠孝道，孝是通天地贯古今、超越时间与空间、无穷无尽的血缘通道，祖先积累的福德要依靠这条“孝”的管道遗传给子孙后代。

　　九族之中自身居中，承上启下，是血统传承关键中的关键。自己不讲孝、不尽孝就会自断祖先遗德的通道，这个恶果不仅仅是你一代人的事，你的后世子孙都会因你的不孝而被断了这条血脉传承的根，这个因果就背得太大了。同理，如果你能化性立命，立身成道，就上可以超拔祖先，下可以骘蔽子孙，你的福德就积得太大了。

　　族者众也，伦者序也，尊卑长幼，定而不乱，才能天下太平。诸父子侄本于天伦一本之源，本是同根连枝，凡事不忘亲情，自然就敦睦敬爱了。

　　苛法酷刑中有灭九族之说，实在是残忍之极，毫无人性。秦灭六国以后，人心不服，为巩固统治地位，秦始皇实行苛法，动辄祸灭三族剪草除根。九族还只是垂直的父子一脉，三族则要加上母族、妻族二脉，要灭二十七族，上千口人。李斯造孽自己被腰斩不说，还被夷了三族。明朝以后又加上师族，连老师一脉也牵扯进来，这样的帝王哪能不断子绝孙呢？不是中国人生育多、生命力强，自己杀自己也早就杀绝了。

　　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

　　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

　　这里讲的就是儒家著名的五伦十义。五伦就是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君臣，五种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前面三种是家庭关系，后面两种是社会关系，这是人与人之间不能脱离的最基本的关系。

　　性之中要常存“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心之中要常怀此五伦之道。五常是天道，五伦是人道；在天言五德，在人间就表现为这五种伦常关系。例如，父子之间讲仁，仁德是父子之道；夫妻之间讲智，智慧是夫妻之道；朋友之间讲信，诚信是朋友之道；君臣之间讲义，义是君臣之道；兄弟之间讲礼，礼是社会秩序的总称，能知道长先幼后，兄友弟恭，家庭秩序才能不紊乱。人的天性对应的是人类社会的伦常秩序，现代人不明五伦之道，颠倒伦常关系，社会怎么能不乱呢！

　　五伦之中每一伦都是一体两面，五对十面就是十义，也就是十条义理的意思。父子一体为一太极，占一个恩字，父要念子之恩，子女是祖先的遗德，是自己的分身，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同样，子女要报父母之恩，父母有养育之恩，没有父母就没有自己的再造。父子双方都能知恩报恩，果报就是父慈子孝，这是自然的道理。

　　夫妇之间是一体为一太极，占一个从字，两人不背逆谓之从，也就是《论语》里面说的“夫唱妇随，妇唱夫随”。夫妻之间如果没有原则性分歧，丈夫倡导的妻子一定要拥护，妻子倡导的丈夫也同样要拥护，特别是当着第三者（当着孩子或外人，不是插足的第三者），夫妻一定要一致对外。有分歧有意见回去再讨论，但当着外人夫妻之间不能拆台，这是夫妻和合的基本原则。夫妻本是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着外人贬低自己的配偶，别人一定看不起你。相反如果你能处处维护自己配偶的荣誉，别人一定尊敬你。

　　兄弟之间是一体为一太极，原则是“兄友弟恭”。做兄长的要友爱、关心弟弟，做弟弟的要恭敬、尊重兄长。兄弟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如能兄友弟恭，长惠幼序，兄弟之间自然就会和睦友爱，父母看到必然欣慰欢喜。法昭禅师有诗：

　　“同气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

　　一回相见一回少，能得几时为弟兄”？

　　汉朝田真兄弟三人因分家生隙，财产遂均分三份，堂前一株紫荆树也要锯成三段。当日天晚决定次日动手，哪知当天夜里紫荆树就死了。次日三兄弟见之大惊，痛悔人不如物，决定不分家了，那棵树又活了。

　　朋友之间是一体为一太极，原则是“朋义友信”，朋友之道讲究信与义二字，彼此推心置腹，诚信有义，才是真朋友。但是朋友相处切记要知止，要恰到好处，要保持距离。距离才能产生美，所以孔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朋友之间是一体，是指理体而言，不是在事项上两个人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物极必反，这就快臭了。现代社会是工商时代，凡事都是利字当头，无利不早起。这是交易之道，与交友之道有天壤之别。

　　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提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你交的朋友讲直话、能原谅人、知识渊博，就是益友；反之，你的朋友性格怪异、个性软弱、专门说你爱听的话，就是损友。

　　君臣之间是一体也为一太极，原则是“君敬臣忠”。做领导的要尊重你的部下，做属下的要忠于自己的本位，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敬在内心，忠在行为，二者都不在嘴上，花言巧语没有用。你假装为老板干活儿，老板就假装给你发薪水，反过来也一样。孟子在《离娄篇》中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天理本就是一报还一报的。

　　五伦十义，就是做人的十条大道，也是支撑一个人命运的十根柱子。明道才能行道，行道才能立命，命轮竖立起来了才能运转。不明道、不行道，一辈子演了十个角色全部都演砸了，十根命柱都倒了，你的命运会是什么结局，就不言而喻了。至于如何行道、如何改造命运，我们讲过一个专题，有录音带流通，这里就不再罗嗦了。

　　以上是《三字经》的前三部分，由“性”与“习”的关系开篇，首先谈教育之道的三个原则；第一是贵以专，第二是家教与师教结合，第三是“首孝悌，次见闻”的顺序不能乱。最后讲授了初学者必备的中国文化基础知识，顺序是按十进制数字编排的，极有章法。

　　一就是十进位的几个数字（一而十，十而百…），二没列出具体的事项，但包含在每一类概念之中，就是有阴有阳，绝对的东西不存在；三包括三才、三光、三纲；四包括四时、四方；五包括五行、五常；六包括六谷、六畜；七是七情，八是八音，九是九族，十是十义。线索清楚了，记忆和背诵就容易了。

第二讲

　　这一讲主要讨论《三字经》的第四部分，介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以及读书求学应该遵守的次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与下面第五部分的中国通史纲要一起构成《三字经》全篇的中心。

　　教育要教些什么？初学者应该选择哪些典籍作为必读的东西？古代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仅以乾隆时代纪晓岚领衔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汇集了从上古到清代前期几乎所有的重要典籍，历时二十年，共收书 3461种，79000多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总字数约有七亿汉字。人一生什么事不做也读不完。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海洋，难怪庄子慨叹：“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而知识的追求是无穷的，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少走弯路，一下就摸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呢？《三字经》早就为我们铺平了道路，这就是我在这里要与大家一起讨论的内容。

　　下面看原文：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

　　训蒙是对小孩子的开蒙教育，必须要讲究、一定要重视，应该用最优秀的师资力量来给小孩子开蒙。底子打不好、基本功不扎实，今后的造诣就会受限制。但是怎样讲究？讲究什么？这就需要为师者在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课程进度等诸多方面下一番功夫了。

　　千人千面，世间没有同样的两个人，这就是俗话说的“龙生九子，九子不一”。每个孩子都有个人的特点，从性格、能力、接受程度诸多方面都有不同，所以要因材施教，注意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的区别和讲究。

　　现代教育走上了教育产业化的道路，搞工业化生产线那一套。看看今天的“教育产品”就一目了然了，小学生从服装、课本、作业到考试，一切都是统一的，将来小孩子毕业了，就是“罐头产品”、就是“可口可乐”，从包装到内容全都一样，一点特点也没有。所以用工业化方式进行教育是否可取，要仔细斟酌，否则生产出来的学生连“标签”都一样，都是教育产业的成品。有特点的独立性的人没有了，创造性的人才当然也就没有了。

　　在传统教育中，老师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采取各异的教学方式，私塾学堂里面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使用的教材都不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学生的需求。孔子讲授“仁”，一个学生一种方法，内容都不一样，所以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66次之多。一个仁字果真有如此多的岐义吗？不是，这只是孔子的教学方法，是针对每个学生天性、秉赋的特点帮助他理解“仁”字的含义，否则他听不懂。对孝字的解释也是如此，《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学生问孝，孔子的回答每个人都不同，例如子夏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给父母脸色看，是子女经常干的事，如果能够做到不给父母吊脸色，就是孝。 “色难”有两重意思，一是脸色难看，二是不使脸色很难。这是针对子夏说的，可能子夏经常犯“色难”的毛病。其他学生，不“色难”，孔子就要换个说法了。因此，人文学科的许多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佛家常说“法无定法”，要因人设教，这是在教学方式上的讲究。

　　在教学内容上的讲究，就是“详训诂，明句读”。训诂与句读是读古书的基本功，训者解也，诂者古也，所谓训诂就是用通行的白话解释古文的词义和字义，后世发展成一门专科学问，叫训诂学。中国的文化典籍经过“焚书”的浩劫和秦末的战乱，至两汉时已经是残破不全了，特别是“五经”，后人已经很难读懂了。于是汉儒们才出来训诂，对五经进行注释和考据，通经的人称为 “五经博士”，所以训诂学起源于汉朝，被称为汉学。现代西方国家将中国文化统称为“汉学”是不确切的。

　　清代是训诂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分出训诂学、章句学、考据学、注释学等专门学科，后世统归为语言学。今天高等学府里面开设的文献管理、档案管理、图书馆学等专业都开设此类课程。但是研究归研究，到底有多大的实用际价值则是另外一回事。有人就为一个字、一句话考据一辈子，可以写上百万字的文章，甚至拿个博士学位。

　　句读相当于现代的标点符号, 古文都是一文到底，不用标点符号，注意不是没有，而是不用，没有和不用是两回事。为什么不用？因为文章一经圈点，文气就断了，正如人的三焦之气本是畅通的，如被截断气机就滞塞不通一样。文章是有生命的，有眼有气，文气一断文意就僵了，文章就死了。一部《论语》一辈子都读不厌，每年读有每年的理解，每次读有每次的体会，句读一变，整个文意就大变，真是奇妙得很，所以不能断死。宋儒将《论语》活生生的二十篇文章断死，变成现在的253条僵化的语录，除了断章取义方便以外，孔子的思想被严重扭曲。因此对古文训诂可以，不能翻成白话文；明句读可以，不能做句读。

　　但是对初学者，一定要将文义、字义讲明白，将文章的初始句断讲解清楚，以便帮助初学者理解。句读的基本原则，就是“语绝为句，语顿为读”。语气结束的地方为“句”，用圈（句号）来标记,没有结束的文句叫做“读”,用点(逗号)来标记。古人常有“可圈可点”一词，赞颂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

　　句读点错了，常常会闹笑话、出歧义。例如当年批孔运动中，常用《论语》里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话来说事，说孔子为专制帝王帮忙，推行愚民政策。还将老子拉过来陪绑，因为《老子》中有“虚其心，实其腹；弱其知，强其骨”的话。老子与孔子说的是不是同一个话题暂且不论，即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话也没有任何“愚民”的迹象。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是他把教育从贵族的殿堂推向民间，才有后世的社会教育，这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孔子是有教无类，要将所有人都教明白，如果要“愚民”，他又教导谁去呢？这从道理上就讲不通。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断句断错了。孔子的意思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懂道理，就随他们去，为政者不要没事找事；老百姓不懂道理，就要教育他们，这是为政者的责任。同理，孩子听话，父母就不要这也不是那也不对的挑剔；孩子不听话，父母就要好好地对他进行教育。断句断错了，就变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是孔子说错了吗？不是！是你自己断错句了。

　　至于老子说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知，强其骨”一句，心本是人的意念活动，减少意念活动，你的丹田之气就能充足；知是人的欲望，减损你的欲望，你的身体就能强壮起来。老子说的是养生之道，跟愚民政策，风马牛不相及。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读书求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才能奠定扎实的基础。按中国的古礼，也就是周公之礼，小孩子六岁就读小学，先从生活规范开始学起。八岁开始学字，也就是学六书；十八岁束发，行冠礼以后入大学。因此《大戴礼记·保傅篇》中说：“古者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小艺；“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是大艺。传统教育中的小学阶段，是先学习做人以及如何生活，然后再传授知识，学习六艺；最后才是六经的大学之道，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走的路线。

　　生活规范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子游在《论语·子张篇》中说的“洒扫、应对、进退”，不要小看这六个字，它既是生活教育也是人品教育，是中国文化教育一贯的传统。我们今天提倡的生活教育，大多是与职业、赚钱相结合的技能培训，与传统的生活教育是两回事。小孩子娇生惯养的多，特别是富家子弟，家里都有佣人，他们自己哪里会洒扫庭除。现代人不会扫地、抹桌子的多得很，扫把乱挥搞得尘土飞扬，一块脏布越擦越脏。连最基本的洒扫庭除都不会，今后他们如何面对生活呢？

　　应对之事就更成问题了。常有这样的孩子，你问他：贵姓？他就回答：我贵姓某。府上哪里？他会说：我府上某地。应对的礼仪根本不懂。至于进退就更难了，一件东西该不该拿、一件事情该不该做，这些都是大学问，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教。如见到长辈如何问候、到亲友家拜访，该站还是该坐，站在哪里、坐在哪里等都要教育。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小孩子见到长辈一声不吭，到客人家里拉抽屉、开柜子，没有一点规矩，可见我们的小学教育大有问题。

　　传统的小学要教授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训诂、句读以外，还要学习汉字的结构和起源，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之学。在形声义三方面，给小孩子打好文字基础。这方面的教材，周朝用《史籀篇》，秦汉用《仓颉篇》，以后出来《急就章》，六朝以后用周兴嗣的《千字文》。

　　此外，小学阶段还要接受“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六艺教育，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礼是生活规范，乐是艺术，射是射箭，相当于今天的健身，御是驾车，相当于今天的军训；书是文字和书法，数是数学，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可见，传统小学教育的内容绝对不比今天少，可能还更全面。可惜，古六艺的传统教育今天已经没有了，在日本还有点依稀仿佛的影子，日本人将其转变为“八道”，即茶道、艺道、花道、书道、剑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作为八个文化传统保留下来了。

　　小学期间，行有余力的可以读“四书”，但是老师一般不开讲。什么时候开讲呢？要根据学生的程度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是要到大学阶段，老师才详细讲解四书中的道理。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著作，本来《大学》与《中庸》只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将之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经朱熹注解的四书，代替了五经的地位，在元明清三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是士子学人的必读之书，对中国近古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熹，字元晦，号紫阳，祖籍徽州(今安徽歙县)婺源，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十九岁中进士，曾做过五任地方官，但时间都很短。他主要从事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曾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建立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广收弟子门徒，传播理学。朱熹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品有《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资治通鉴纲目》、《诗集传》、《楚辞集注》等。

　　概括地说，四书中的《中庸》谈理，相当于认识论；《大学》谈法，相当于方法论；《论语》《孟子》是事例，由孔子、孟子两位名角，一个演仁，一个演义，生动地表演给我们看。但是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上，是孔子传曾子，曾子著《大学》；曾子传子思，子思著《中庸》，代表了原始儒学的三代人。许多人以为《大学》《中庸》就是孔子的思想，其实不对。《大学》与《中庸》是曾子与子思的学术论文，他们继承了孔子的学术思想，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而《中庸》与《大学》的学术观点又有不同，这是要注意的。

　　至于孟子晚了孔子165年，只是子思的门人，因为孟子的年龄小于子思近100年。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思想的根基。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首先了解儒家思想，而要了解儒家思想，就不能不了解孔子的思想，了解孔子思想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论语》。《论语》是孔老夫子教学传道的记录，一共有二十篇，内容是孔子的学生记载圣人的言行，谈论为人、处世与为政行仁的言论，其中既有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也有学生之间的相互问答，十分难能可贵。

　　古代相传的《论语》有三种，即鲁国流传的《鲁论》二十篇、齐国流传的《齐论》二十二篇，以及孝景帝年间，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墙壁，得到的《古文论语》。但《古论》和《齐论》到了汉魏之间，都已逐渐散失，现在传诵的《论语》只有《鲁论》二十篇了。

　　《论语》的编纂者，历代学者均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和门人，例如，班固认为，“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郑玄则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当代学者则认为《论语》非成于一人一时，而是孔子的弟子、门人们根据自己所记，不断补充、辑录，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纂集成书的。最后的定稿者应是曾参的学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战国初期。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战国与秦汉的大动乱之后，变得支离破碎，亟须重新整理。于是汉儒们便极力注重考据、训诂、疏释等工作，这种汉儒学者特有的风格就是著名的汉学。唐代儒者的学风，大体还是因袭汉学，对于章句、训诂、名物等类，更加详证，但对儒学的义理并无特别的创见。宋代以后，有理学家的五大儒者兴起，自谓直承孔孟以后的心传，大讲心性微妙的义理，这就是宋儒的理学。与汉儒们只讲训诂、疏释的学问，又别有一番面目。直到明代的儒者，仍然守此藩篱而不变。明亡以后，儒家学者如顾亭林等，对于“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理学，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坐致亡国的原因，于是提倡回过头来做学问，恢复老路线。但求平实治学而不重玄谈，仍然注重考据和训诂的学问，这就是清儒的朴学。

　　由此可知儒家的孔孟学术，虽然经汉、唐、宋、明、清几个时代的变动，虽治学方法和所走的路线不同，但是尊崇孔孟，不敢离经叛道则是共同的。这样就把和蔼可亲的孔老夫子塑造成一个不苟言笑的偶像，把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善言，变成一本刻板教条的语录。这是在帮孔子的忙还是拆孔子的台，实在难说得很。

　　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弟子们各据一方，弘扬儒家的学术思想。汉代以后，儒学大体上分成四类：一是政治的儒学，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扯大旗做虎皮，孔子变成“大成至圣文宣王”了。二是学术的儒学，专门搞儒学的学术研究，如汉学、朴学一类的学院派。三是民间的儒学，走私淑儒家思想的路线，从协调伦理关系入手，来立命做人，修心修身。最后是宗教的儒学，把孔子的话当成圣经，把孔子的偶像供在孔庙里吃冷猪头。

　　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孟子》这部书共有七篇文章，是孟子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整理记录孟子言行的书，内容都是讲道德，说仁义，如崇尚王道、排斥霸道、阐明性善、辟斥邪说等。四书的文字分量，共五万六千多字，《论语》只占29%，《孟子》则占了63%，因篇幅较长，所以《孟子》的七篇文章，每篇都分为上下两编。古人不参加科考的可以不读《孟子》，但走仕途之路的士子，必须熟读此书。《孟子》的文章写得实在好，文意贯通、文采飞扬、说理透彻，有条不紊，后世的所谓“唐宋八大家”无不因袭孟子的文风。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人，生卒年月不详。一般认为是生于公元前385年(周安王17年)，卒于公元前304年(周赧王11年)。司马迁在《史记·孟子旬卿列传》中只用了137个字，从正面记述了孟子的生平。

　　司马迁说：“孟柯，邹人也，授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柯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叙诗书，述仲尼之意，做孟子七篇”。

　　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是战国中期的大学者，曾周游齐、宋、滕、魏等国，试图说服诸国君王接受道德仁义的政治主张，均因其学说“远水不解近渴”而不被采纳。故此晚年去齐回国，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他始终为人伦正义、为道德政治，奔走呼号，而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后世有人嘲笑孟子不识时务，以孟子的聪明才智和雄辩之力，如果改变一下思路，搏个富贵功业还不是易如反掌。

　　讲阴阳五行的驺衍来到魏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执宾主之礼。孟子来见惠王，梁惠王开口却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不但不尊重，而且毫不客气。但是孟子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向时代风气妥协，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明知道挽救不了这个时代，还是尽自己的力量，多救一个是一个，这就是圣人。

　　孔子不也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吗？周游列国到处受瘪，还被困在陈蔡饿肚子。孔子形容自己，“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吆喝了一辈子也没把自己推销出去。孔子的学问，是五百年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兴起来，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赞扬孔子，才大大地抬头。伟大的人物活着的时候都是倒霉，死了以后才吃香。所以说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文化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开辟者。

　　但孟子毕竟去孔子165年，所处的时间、空间背景都不同。孔子温良恭俭让、孟子间有侠义之气，二人的性格、脾气完全不同，所以孔孟二位圣人在为人处事、劝政说理的风格上也迥然有异。孟子有雄辩之材，例如他说服齐宣王行仁政，说得宣王无言以对，只好敷衍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我有毛病，我好色，没办法施行仁政。孟子说：好色有什么关系！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谁不爱自己的女人呢？周文王的先祖太王也好色，如果您能将此心推广开来，使国中内无怨女，外无旷男，好色又怎么会影响您施行仁政呢？宣王又敷衍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财。孟子又说：好财货有什么不好？谁不喜欢财物，如周公的祖先公刘也是喜欢财货，他与百姓一起富国强兵，大王您如能与百姓同之，爱财与施行仁政有矛盾吗？宣王又说：“寡人直好世俗之乐”，我还爱听流行歌曲。孟子说：听何种歌曲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大王要独乐乐还是与人乐乐。是少乐乐，还是众乐乐。如能与民同乐，听歌又有什么不好呢？齐宣王被堵得走投无路，孟子正是在引导他走上仁政之路。

　　孟子被推崇为“亚圣”，其书被列入儒门《十三经》，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升格过程。在汉代，《孟子》与《论语》虽然同为子书，但实际地位却大相径庭。《论语》是儒家六艺的基础课，地位在经子之间，而《孟子》则属于普通的子书。在《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中，《论语》在六艺略，《孟子》在诸子略。汉文帝时《孟子》虽然一度被设置为博士，但那是传记博士，汉武帝时即罢了。

　　唐文宗太和年间，国学石刻《十二经》，还是没有《孟子》。直到北宋仁宗嘉佑十二年(1061年)刻成的经书上，《孟子》才第一次被列入九经。

　　明洪武帝朱元璋认为孟子不应与孔子同享文庙之祭，下令撤掉孟子的牌位。到朱元璋晚年重新读到《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段文章时，不禁拍案呼好，又下令将孟子的牌位送回文庙。孟老夫子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实在是苦啊！

　　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

　　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写了篇论文《大学》；曾子传道给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写了篇论文就是《中庸》。子思（公元前483-402年），名孔伋，是孔鲤的儿子，孔子的孙子。古人教育子女的规矩，是自己的孩子不自己教，就象医不自医一样，所以孔伋的老师是曾子。孔子弟子三千，最杰出的贤人有七十二位，排第一的是颜回，第二位就是曾子。曾子得到孔子思想的精髓，做了一篇文章，就是《大学》，他是孔子思想的嫡传者。可以说孔子、曾子、子思是一脉相承的前后三代人。

　　子思在《中庸》里说到孔子文化思想的根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继承了尧、舜、禹这个一以贯之的传统思想，继承了由文王、武王时代确立的包括礼法、政治制度、社会礼仪、文化精神等在内的宪章精神，这是周代文化的精神，也就是孔子弘扬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传承体系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用的都是《尚书》里面“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孟子以后传承就断了。虽然孟子身后的荀子，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但到底还是走了样，已经不是纯正的孔子一派了。荀子的儒家思想融合了儒墨道三家的学术观点，发展了儒家的“礼学”，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所以他的弟子中才出了李斯、韩非这样的法家人物。

　　后世有些人批评孔子是为统治阶级帮腔的，这种说法既不正确，也不公平。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处处推崇尧舜的“公天下”，希望人人自觉，都能够约束自己，方便他人，以恢复我们传统文化思想，保持良好的社会和家庭秩序，也就是后世批判的“克己复礼”。历代统治者无一不在利用孔子的思想，挂儒家的羊头卖自己的狗肉，这又与孔子有什么相关呢！

　　中庸思想，也是来自于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太难了，普通人很少能够做到。中庸到底是什么呢？孔子讲的中庸与仁一样，有体有用。中庸的体非常不好理解，中庸的作用就是此处讲的“中不偏，庸不易”。中就是不偏，庸就是不易。

　　什么是中呢？一个方框，代表上下四方，中间有一竖直贯下来，不歪不偏就是中。任何事情都要取中，无论偏左、偏右都不行。孔子著了一部历史，叫《春秋》，为什么叫春秋呢？取中之意。冬天冷、夏天热，温度不适中；冬日长、夏日短，日照不适中，都不合乎标准。只有春秋不冷不热，白天与黑夜一样长，有中才可以作为标准。孔子的五德是“温良恭俭让”，温是第一的，太热太冷都是偏，只有温才是中。

　　高明的政治家对两方面的不同意见，如果能够各保留其对的一面，舍弃其不对的一面，就中了，也最高明。这就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但孔子同时感叹说：“民鲜久矣”。普通人很少能够运用中和之道，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什么是庸呢？庸是庸常之意，就是我们说的，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平庸才能长久，普通才是伟大，这是宇宙间的基本法则。我们现代人都不甘寂寞，要拔高、要精彩，讲究“玩的就是心跳”。人生平平安安就是福，高处没有道只有险，高处不胜寒。常人不是如此，不知足不知止，求高求好。一求高事准糟，所以叫“糟高”。中庸就是告诉我们“中不偏，庸不易”的道理。这两句话是宋儒程颢、程颐说的，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了就不偏、庸了就长久。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就一生平安、幸福。

　　中不是目的而是方法，中的目的是和、是中和，所以子思在《中庸》里才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中才能达到和，和是宇宙万物之理。夫妻和才能生贵子，家和才能万事兴，和气才能生财。总之都要和，不和就不生，就没有生气。天之和是太和，地之和是中和，人之和是保和。能时时保和就能达到中和，保持住中和就能恢复到太和。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不正是此意吗？

　　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

　　《大学》这部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著，共有十章，完整地阐述了一个人从格物致知开始，直至治国平天下，超凡入圣的八步功夫，是儒门修心修身的方法论。特别是曾子在开篇讲的第一段话，是《大学》全书的精华之所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实现大学之道的三个纲领。明德指我们的性德，它是天赋的、善良的、本来就光明，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如果你修它就有，不修就没有，那是生灭法，就不是明德了。但我们的明德被后天的秉性和习性遮蔽了，象落满灰尘的镜子一样不明了，该怎么办呢？把镜子上面的灰尘擦掉，让本有的明德放出光明，就是明明德，佛家称之为“明心见性”。明明德是彻底搞明白了，仅仅明白道理没有用，一定要去做，要落实在实际生活中才能受用，所以明明德之后紧接着就要亲民。亲民就是爱你的同类、爱众生、爱环境、爱这个世界，也就是孔子说的“大孝孝于天下”。第三步则是“止于至善”，至善是慈悲已极、是不讲任何条件的博爱，这是亲民的圆满果报，是实行出来的，不是坐在家里求出来的。

　　曾子讲的三纲领，其实与佛家讲的三觉悟是一件事，只是说法不同而已。“明明德”就是“自觉”，“亲民”就是“觉他”，“止于至善”就是“觉行圆满”。三个纲领都实现了，你就成佛了。能够自觉的是罗汉，能够觉他的是菩萨，觉行都圆满了就是佛。三者之中，一环扣一环，互为因果，但有轻重本末之分，学者一定要辨别清楚。其中，明明德是本，亲民是关键，二者是因。明明德是明白了，明白了要去行道，不行没有用。只是说食数宝，看菜谱不点菜，终归填不饱肚子，所以才要亲民。其后才有“止于至善”的果报。正因为如此，曾子才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如何才能落实“亲民”呢？孟子接下去详细论说，要分三圈来实现。第一圈叫“亲亲”，亲是指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先亲近你的家里人。做善事一定要先从自己家里做起，先帮助你的兄弟姐妹，这是根本。第二圈是“仁民”，就是爱你的同类、帮助你的同胞。人要先从帮助家里人开始做起，然后将爱心一步步地扩散开去，再帮助你的同类。第三圈是“爱物”，是爱众生、爱万物、爱生态环境、爱这个地球宇宙。爱心是一圈一圈扩大出去的，“亲亲”还没有做到就跑去爱物，是本末颠倒不知先后，就无从近道了。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做善事也会误解你，认为你不是脑筋有问题就是别有用心，因为正常人办事一定是按照程序来的。

　　如何检验你的修行到达哪一步功夫了呢？曾子接着又提出检验效果的五项标准，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几句话把得道的整个过程都说尽了。首先必须要知止，知进知退、知足知止，是第一层意思。人的心念象狂奔的野马，必须让它停下来定住，才能看清楚四周的一切。否则你骑在狂奔的野马上，走马观花，什么也看不清楚，这是知止的第二层意思。知止了就定住了，定住就能扎下根，就风平浪静了，所以说“定而后能静”。心平气静一定身心安泰，身心安泰头脑就灵光，智慧开发出来了，就是“安而后能虑”；如此修行一定能得道，就是“虑而后能得”。

　　“定静安虑得”，是修行上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知止是因，定就是果；定是因，静就是果；静是因，安就是果；安是因，虑就是果；虑是因，最后的得就是果。

　　有定是真阳木，真阳木有定力、能受气、越遇逆境越乐，能不动性就是佛。能静是真阳火，真阳火明理达时、不争不贪。不争不贪，福禄无边，有无穷的快乐，就是极乐世界现前。静而后能安，心安理得就肯认命，真认命了才能信因果，信因果就是真阳土。

　　知止是持戒，有戒就能得定，才有定静安的果报。再由戒定而生慧，慧就是这里的虑。虑而后就自然能得，得什么？得到明德。所以一部《大学》始终扣住的主题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明德是立身立己，亲民是爱人立人，止于至善是起心动念，利益一切众生。儒家与佛家没有两样，所以宋儒张载说：“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

　　具体到方法上就是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五个是修正自己，后面三个是服务社会。正心是端正自己的思想，怎么使自己的思想端正呢？要诚意，要使自己的心念沉静下来。怎样才能诚意呢？要致知，有一个正确的知见，知见不正确，行为是不可能正确的。怎样才能使知见正确呢？要格物，要探究事物之理，以尽物之性。格物、至知、诚意、正心，能达到此四步功夫叫“内圣”，自己内心的修行已经圆满了，就是圣人。内心圆满了，然后将你所学所得向外扩展，所以后面四步工夫叫“外王”。修身是把自己先管好，树立一个好样板，其次是齐家，把家族治理好；然后是治国，国是古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最后才是平治天下。

　　八步功夫中最重要的是先修己心，使自己达到内圣的标准，然后再修身、齐家。如果有机会来治理国家，为大众服务，放出去就是外王；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就教化众生，著书立说，做千古的圣人。孔子、孟子就是好榜样，明知道所处的时代是衰世、乱世，知道统治者不欢迎道德仁义的理念，还是死马当作活马治，知不可而为之，这与宗教家悲天闵人的博爱胸怀没有两样。

　　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读书首先要读《孝经》，这是按照“首孝悌，次见闻”的教学顺序下来的。《孝经》是儒门十三部经典里面的第一部，共有十八章。古人求学，一定是先读《孝经》，后读四书。《孝经》是曾子问孝，孔子回答，曾子退而与弟子们研究讨论，再由弟子们整理而成的。《汉书·艺文志》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

　　《孝经》十八章，只讲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孝。全书将社会上各阶层人士，从国家元首到平民百姓分为五大类，就各类人的本位，提出实施孝亲的方法和原则，所以是自古以来学者要读的第一书。

　　行孝要根据每个人所处位置而定，在何本位就实行何种孝道，所以有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子之孝、庶人之孝，不是死板板的。孔子回答弟子们关于孝道的问题，一个学生一种答案，都不一样。难道孝道没有统一标准吗？不是，这只是孔子的教育方法，要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具体情况具体答复。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脸色不好看。虽然对父母的吩咐你照做了但吊个脸子，父母看了会伤心难过，这就没有做到孝。

　　曾子问孝，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初也”。我们这个肉身是向天地父母借来用的，借了这个肉身的假，来修自己的真。寿命终了的时候要归还父母的，借别人的东西一定要妥善保管，否则就不好还了。

　　孝不是一成不变的愚孝、傻孝，糊涂父母要子女也干糊涂事，能听从吗？绝对不行。那如何处理这种尴尬的处境呢？这就要好好读孔子讲的《孝经》。十八章书只讲了一个孝字，可谓是深入浅出，条缕详明。读书一定要活读，不能死读，读死了，孔子的话就变成僵化的教条了。

　　如何才是行正孝而不是愚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既要读《孝经》也要配合自己的智慧，才不至学呆。如《孟子》一书里面有“父攘羊子告”的事例。有一位为人父者，偷了邻居家的羊，攘不是主动去偷，而是将跑到自己家里的别人家的羊扣下，其子就告发此事。儿子做的对不对呢？单从法制角度看，应该说没错。但是此举合法不合理，父亲偷羊，儿子事先有否劝谏？既偷之后，有否劝父亲把羊还回去？有否劝父亲主动去自首？如果这些都没有做，就告发父亲，此举就不合情理，根本没有孝道可言。

　　因此，先把《孝经》的道理融会贯通了，再读四书，学习做人处世的道理，这是做学问的基础。四书的内容能熟练掌握了，然后才能研究六经这些深奥的典籍。

　　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周礼》、《春秋》合称为六经，凡是有志于读书的人，都应当仔细研习，探求其中的道理。六经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六个第一：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书经》也叫《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

　　《易经》是中国第一部经典，后世的诸子百家、一切学问都根源于此；

　　《周礼》是中国第一部组织管理与典章制度专著；

　　《礼记》是中国第一部文化资料汇编；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

　　后世将《周礼》除去，称“五经”。五经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上古时代文化思想的中心。《论语》中将其定义为“皆雅言也”，能使人思想纯正、言辞高雅。五经各有其名：《诗经》叫葩经、《书经》叫壁经、《易经》叫羲经、《礼记》叫戴经、《春秋》叫麟经。《礼记》中有一篇《经解》，对五经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经解》篇中说：“温柔敦厚，诗教也。” 诗教不是让人去当诗人，十个诗人九个半有神经病。诗的教育，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文化内涵，能使人温柔敦厚，内心升华。

　　“疏通知远，书教也。”《书经》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资料，读史的目的是为了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过去而知道未来。人读了历史，要能够通达透彻地了解世故人情，要能够疏通知远。

　　“广博易良，乐教也。”乐是艺术门类的总称，包括了音乐、美术、文艺、运动等等。“易良”是由坏变好，变得平易而善良。

　　“洁静精微，易教也。”洁静是哲学的、宗教的圣洁，精微是科学的、逻辑的严密。《易经》的思想既是科学的哲学，也是哲学的科学，融合了哲学、科学、宗教三种精神。

　　“恭俭庄敬，礼教也。”礼是文化思想的总称，礼教是对人格的修养，人品的薰陶。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是研究历史资料，“比事”是类比今人今事。历史可提供我们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其他人生方面的经验。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对于为人处世，处处都有借鉴的经验。

　　把五经读死了的书呆子，就会适得其反，五经就变成毒药了。

　　“《诗》之失，愚”。总是无病呻吟，咬文嚼字，“关门闭户掩柴扉”，此类文人就愚蠢之极，笨蛋一个。

　　“《书》之失，诬”。读历史要注意，前朝的历史都是后朝人编的，如明史是清朝人编的，清廷出资官修明史，你能完全相信吗？除了历史上的人名、地名、时间是真的，其它内容恐怕靠不住。中国的现代史更是不可信，中学的历史课本就年年改，连日本人也学了这一手也修改教科书。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所以说“书之失，诬”，你上当了。

　　“《乐》之失，奢”。艺术文化太发达，社会风气就会变得太奢靡，历史上的文明古国都是在文化艺术鼎盛时期衰亡的。清朝中期以后，八旗兵因安乐太过，军事能力颓废退化。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时，视察浙江清兵大营，杭州绿营兵吹奏箫管细乐迎驾。乾隆大怒，说“你们是军人，整天地吹箫弄乐，还能骑马打仗吗？”于是下令，军中只准用征鼓号角，其余笙管细乐一律禁止。

　　“《易》之失，贼”。一个人学了《易经》，动不动就掐指一算，会变得贼头鬼脑的。况且“察见渊鱼者不祥”，历史上未卜先知的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礼》之失，烦”。礼固然重要，但过分讲礼数，搞得繁文冗节就烦死人。前清的旗人见面问安，能从老太爷、大少奶奶，一直问到你们家里那只黄雀，烦透了。

　　“《春秋》之失，乱”。懂了历史的春秋大义当然好，但有时候读历史会出问题。古代帝王读历史，学阴谋诡计的占多数，真正以史为鉴，检查自己的少之又少。这些人不读历史还坏的有限，史书读多了，反而祸国殃民。

　　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

　　中国的《易经》本有三种，《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称为三易，这是“三易详”的第一层意思。《连山易》和《归藏易》早已经失传了，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周易》一种，是经周文王姬昌整理过的，故此称为《周易》。

　　相传伏羲氏画八卦，始有卦象。其时还是结绳记事，没有文字，只有图形。直至近代，云南的少数民族还是结绳记事，家里门后面挂几条绳子，有几件要办的事情就在不同的绳子上打几个结。到神农氏时代发展出《连山易》，黄帝时代出现了《归藏易》。三王时代的夏朝用《连山易》、商朝用《归藏易》、周朝用《周易》。周文王著卦辞，周公旦著爻辞，又经过孔子整理后，系易辞，加入十翼，也就是孔子研究《易经》的十篇论文。一部《周易》浓缩了四代圣人的智慧，故此《易经》名列为五经之首。

　　这三种易经有什么不同呢？八卦中乾为天、坤为地，离为火、坎为水，艮为山、兑为泽，巽为风、震为雷。《连山易》以艮卦起首，《归藏易》以坤卦起首，《周易》以乾卦起首，三易所画八卦的位置不同。方位一变，六十四卦的卦体跟着变异，内部的384爻也随之而变。

　　我们今天见到的《周易》，是周文王在羑里做牢七年，研究易经的心得体会。《连山易》和《归藏易》虽然失传了，但是据南怀老研究，还是可以从象数里面看到一些端倪。道家的术数之学，如丹道、医药、堪舆等学问，都有《连山》与《归藏》两种易学的东西，此外在《易纬》和《关朗易传》中也还有一点依稀的影子。

　　那什么叫做易呢？易字的甲骨文字形，上面是个日，下面是个月，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就是易。《易经》是中国最早研究天文、自然的科学著作，其中提出了三个原则，就是三易，这是“三易详”的第二层意思。

　　“三易”的第一易，是简易，简单得象太阳和月亮一样，天天能看见、抬头就看见。其实宇宙的法则根本就是至简、至易的，真理总是最简单、最平淡的，复杂是后天人为的。最简单、最平凡的就是最美好、最伟大的；简易的生活是最正常的生活，简易的饮食是最健康的饮食，复杂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第二易，是变易，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永远在运动、永远在变异，所以学易先要明变。上智之人不但知变，且能适应变；中智之人跟着变、随着变走；下智之人变过去了还不知道，还在那里怨天尤人呢。

　　第三易，是不易，万事万物虽然随时随处都在变，但有一个不变的理体，理是永恒的、体是不变的。例如，太阳和月亮永远在运动，但永远不会撞到一起，因为有引力之理在，有太阳系的法则存在。哲学家把这个不变的理叫做本体，宗教家叫上帝、佛、主宰…，总之说的都是一回事。在内是不变的理，中间是简易的数，外面就是千变万化的象，这就是易的全体。

　　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

　　书经又称《尚书》，尚有上的意思，书是文献汇编，《尚书》也就是上古时代的文献汇编，是我国第一部记言体历史文献汇编，其文辞古奥，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

　　相传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对六经文化进行过系统地整理。孔子将书经中残缺不全、无文献可考的东西删掉。有些属于私人谱牒性质的诰命，选取重要的留下来，合为百篇，其内容上自尧舜，下至春秋时代的秦穆公为止，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

　　为什么孔子叙述历史要从尧开始呢？因为尧以前的文献资料不充分，不敢轻易下结论，这是孔子做学问的态度。对尧以前的远古史，我们只能从甲骨文及考古文物中去发掘了。

　　六种文体中的“典”是帝王受命之书，凡可以做为常法永存的圣君明王录也称为“典”。历史上有“三坟五典”，今天仅存“尧典”与“舜典”两篇了。“谟者谋也”，是臣子献上的计策，如“大禹谟”。训是臣属对君主的谏言，如“伊训”；诰是晓谕帝王的言辞，如“汤诰”；誓指君主出征前的讨敌檄文，如“甘誓”、“秦誓”等；命是君王发布的命令。

　　《书经》里面收录了六大类、五十八篇文章，类似现代的官方文体文件，学生要熟悉这六种文体，以备将来出仕时起草公文之需。

　　孔子删定的百篇《尚书》被秦火焚毁。汉文帝登基后，昭告天下征集《尚书》书稿，有一九十岁的伏生，口授《尚书》一部。至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为扩建宫室，要拆除孔子故宅。在拆墙的时候，发现了夹层里藏的竹简，内有《尚书》五十八篇，史称《古文尚书》。孔子十一代孙，经学家孔安国奉汉武帝昭，将古文改写为隶书并为之作传，史称《今文尚书》五十八篇，较今天的《尚书》多出十六篇。

　　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亲弟弟。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后病逝，十三岁的成王即位。小孩子怎么治理国家呢？只好由叔叔周公协助理政。周公不但理政治国，还整理了周以前的文化，建典章、定国体，开创了周朝八百载天下的基业。

　　《周礼》一书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章，叙述了周代的政治制度。相传周公作《周礼》设计了六部官制的政府机构，每一官制下面再设不同的官职，每一官职都规定了具体的职务条例。这样就奠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系，而六部制的行政体系一直沿用至今。所以这里才赞扬周公，说他“著六官，存治体”。

　　“六官”就是天官冢宰，明清叫吏部，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人事部；地官司徒，明清称户部，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和公安部户籍管理部分；春官宗伯，为礼部，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夏官司马，为兵部，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秋官司寇，为刑部，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和公安部；东官司空，为工部，相当于今天的建设部、农业部、贸易部等的综合。

　　六官又称六卿，是政府的职能部门，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序列、组织管理体制的架构也还是如此，没有大的变动，“著六官，存治体”所言不虚。

　　五经之中不含《周礼》又是什么原因呢？孟子解释说“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战国时期的诸侯，谁也不敢照《周礼》这面镜子，害怕见到自己的丑恶面孔，所以去掉了《周礼》。而其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又被后世别有用心的人，糟改为“刑法不涉及贵族阶级，礼法不用于庶人平民”。其实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礼仪不排斥庶人，刑法不优待大夫”。追溯先秦史料，刑法中有不少是针对贵族的制裁，礼仪中也有不少是对庶民的规范。“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是千古之理，可见真经硬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

　　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

　　儒家关于礼学的典籍有“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必读书，对后世影响深远，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等都曾以《周礼》为理论依据。《仪礼》据传是孔子根据周代残留的资料汇编而成的，全书共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射、乡、朝聘等基本礼仪，是后世历代帝王制定礼法的依据。

　　《礼记》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纪录了秦汉以前的儒家思想和言论，特别是孔子关于礼制方面的言论。其书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社会、乃至医药、卫生，诸多方面。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礼记》是不能不研究的。

　　《礼记》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宪法精神的所在，我们的大同思想，就来自其中的“礼运篇”。四书中的《中庸》与《大学》就是《礼记》里面的两篇文章。因为是孔子的七十个学生和一些汉代学者为礼而记，故称为《礼记》。

　　整理《礼记》的是西汉学者戴德（大戴）和戴圣（小戴）叔侄二人。大戴删定《礼记》八十五篇，小戴删定礼记四十六篇，讲述的都是孔子的言论。后人又加入《乐记》一篇，如此就礼乐具备了。

　　历史上讲授《礼记》最著名的是西汉学者后苍，后苍在曲台殿定《礼记》184篇，后传授给戴氏叔侄，大戴删定为八十五篇，小戴删定为四十六八十五篇。今天的《大戴礼》仅存三十九篇，已经不通行了。《小戴礼》四十六篇俱在，后人又加入“明堂”“月令”“乐记”三篇，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十九篇《小戴礼》，《中庸》是第三十一篇，《大学》是第四十二篇。

　　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经孔子整理后收录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311首诗歌。《诗经》按作品的体例和形态不同，分为“风雅颂”三诗和“赋比兴”三体。

　　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作品，是各诸侯国的民歌，所以称为“国风”，如有卫风、郑风、齐风等。雅是正乐之歌，包括诸侯觐见天子的大雅，以及诸侯宴请宾客的小雅。颂是宗庙祭祀的用的乐章，如有周颂、鲁颂和商颂。国风、大雅、小雅和颂，称为四诗，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国风”。

　　周时中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周天子要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吏治情况，最直接的途径就是从各地的民歌、民谣中了解。时至今日，我们欲知台上人物的政绩，听听老百姓为他编的顺口溜就明白了。故此周朝立有采风制度，各国诸侯都要派专人采集本国民歌、民谣，定期上报周天子。

　　在“赋比兴”三体之中，赋是直接叙述；比是比喻，由此联想到彼，如李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兴是即兴有感，抒发心中的感慨、郁闷和悲哀，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山河破碎风吹絮，身世飘零雨打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古人非常注重诗的教育，因为诗可以使人端正思想。人不能没有思想，不能没有追求，有思想就会有问题，如果不教育，思想就会走上邪路。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第一篇“关鸠”，还不是引导人们理解什么是正当的男女之爱吗？其次人生在世就会有痛苦和烦恼，西方人用宗教来派遣，我们中国人用“诗”、“乐”来排解心中的情感，使自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认为，学识修养的基本功是要先读诗。读诗并不是要人成为诗人，诗的教育，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文化内涵，能使人温柔敦厚，情感升华。中国上古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时代的《诗经》，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百科知识大全。孔子培养的政治人才，首先是学识渊博的通才，不是只会一样的专才。

　　《论语》中记载，孔子有一天问儿子孔鲤，有没有研究“诗”的学问？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孔子就告诫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知识不渊博，就无法作出好的文章。后世据此，才有“学了诗经会说话，学了易经会算卦”一语。

　　孔子删诗，上取商下至鲁，共311篇，秦始皇焚书以后，有六篇再也找不回来了。今天见到的只有305篇。《诗经》的传承顺序，据说是：孔子传子夏，子夏一路传下来到荀子，荀子再传毛亨就到汉朝了。毛亨再传毛苌，故有《毛诗》传世。

　　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西周传至第十二主，周幽王，此公荒淫无道，暴虐残忍，宠信褒姒，演了一出“风火戏诸侯”的活报剧。等到犬戎之兵真的杀进朝中，幽王再点烽火，谁也不来了。周幽王仓皇失措，死于乱军之中。太子宜臼回朝即位，是为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

　　东周时代君弱臣强，五霸七雄各据一方，周王室名存实亡。虽有周天子，但政教不兴、号令不行，等于没有一样。其时各国不再采风而风亡，诸侯不觐天子而大雅亡，天子不享诸侯而小雅亡，宗庙祭祀不继而颂亡。诗的精神丧失了，诗也就亡了。诗既亡，而“王者之迹息矣”。

　　孔子看到这种混乱的情形，非常痛心。他伤王政之不行，痛诸侯之专肆，晚年时回到鲁国，根据鲁国的史料，作了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春秋》。所以孟子才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722至481年间，共计十二公、242年的历史大事记。同时也记载了其他国家的历史事件，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

　　《春秋》一书用字很少，只有一万多字，为后世开创了一种文体，叫做“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就是用高简的手笔、平淡的语言，用寥寥几个字把历史的结论表达出来。所以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一个字的评语，就把乱臣贼子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轼”一字是对犯上作乱者的评语，而有道伐无道叫讨，偃旗息鼓地偷袭叫做侵。当时的国君、大夫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荣甚过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贬者，其辱过于天子之刑戮。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即“寓褒贬，别善恶”之意。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时年六十九岁，正在做《春秋》。有人打猎在西门外捕获了一只怪兽，因不识是何物，送来给孔子看。孔子看了，流泪叹气说：“这是麒麟啊！麟啊，你到这个乱世来干什么呢”！孔子再也写不下去了，《春秋》至此搁笔。二年后孔子逝世，而《春秋》也被后人称为《麟经》。

　　《春秋》文字太简洁，整部书记述了242年的历史，才用了一万八千字，标题式的大事记下面没有具体内容，根本读不懂。后人于是就来做传，解释《春秋》，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三传，就是公羊高、左丘明、谷梁赤三位的作品。

　　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

　　三传是为《春秋》作注解的三部传书，是齐国人公羊高的《公羊传》、鲁国人谷梁赤的《谷梁传》，还有鲁国人左丘明作的《左传》，是三个人对孔子《春秋》做的演绎。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是半师半友的关系。孔子没有来得及为《春秋》作注释就逝世了，弟子中以子夏的聪明才智亦不能为之续，于是左丘明就主动来为《春秋》做传。左氏本来就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又有师生关系，注解《春秋》当然是最合适不过了。左丘明其时已双目失明，《左传》是由他口述，经弟子们记录成书的。

　　《左传》以叙事为主，前面一部分是孔子的“经”，后面一部分是左丘明的“传”。全书侧重于以史实配合经文，文笔简明生动，具有极强的表达力，对后世影响最大。《左传》虽是史学著作，却有极高的文学成就。叙事写人夹叙夹议，精彩之处随笔可见。描写战争尤其出色，特别是描写五大战役(城濮之战、崤之战、邺之战、搴之战、鄢陵之战)的章节，均为千古名篇。《左传》刻画的许多人物，都具有鲜明而复杂的性格特征，如晋文公、楚灵王等，对后世小说的人物描写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左传》之后百余年，才出现谷梁、公羊二传，所以又称《左传》为古文经，《公羊传》、《谷梁传》为今文经。三传各成一家，对《春秋》的解释方法完全不一样。近代的中国革命思想多受《公羊传》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大捧《公羊》思想，其中就有《春秋》三世：衰世（乱世）、升平之世、太平盛世的说法。

　　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前面说到，读书的次序是先读《孝经》再读《四书》，《四书》通达了再读六经。儒家的经典全部通晓以后，才能涉猎诸子百家的作品。诸子是先秦时期的各种学术流派，他们各抒己见，各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一个人如果没有《四书》《五经》奠定的基础、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上来就读诸子百家一定会糊涂迷路，不知该听谁的好。百家言论有好有坏，有适合的有不适合的，学者一定要有辨别能力。所以首先要打好《四书》《五经》的底子，再读诸子百家的言论。

　　从春秋中期开始，学在官府的贵族局面被打破，教育走入民间，聚众讲学、著书立说的风气开始形成。孔子在鲁国讲习六艺，宣传儒家思想；邓析在郑国讲授法律，传播早期的法家思想。任周守藏室史的老子也传播“道德”学说，据传孔子还向他请教过有关礼的问题。墨子更是在聚徒讲学的基础上，组建起一个庞大的墨家集团，有严格的纪律和领袖钜子。由于有系统而严密的组织，墨家学说得以广泛传播，墨子也成了后世江湖上帮派组织的祖师爷。

　　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变革，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著书立说、阐述观点、议论政治，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形成。所谓的“诸子百家”就是先秦至汉初，各学术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总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其归纳为“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分为“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及小说家”十大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大家。

　　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太过庞杂，所以要“撮其要，记其事”。撮是概括、归纳的意思，把主要学术流派的主要观点总结归纳起来，记住要点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违背“教之道，贵以专”的总原则。

　　诸子中的下面五位，可以对初学者了解百家学术有所裨益。

　　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

　　这里介绍的五子有荀子、扬雄、文中子王通、以及老子和庄子。诸子百家既然是指先秦时期，各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和学术观点，杨雄是西汉人还算沾点边，王通是隋唐时期的，怎么也放进来了呢？因为历史上一向认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承大体上走两条路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继承派和发展派。

　　第一条路线，是以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为主，也就是孔子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一系。“述”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保留传统文化的种子，使其能够以本来面目流传下去。“不作”是自己不搞创作、不对传统文化加注自己的观点，以保持其纯洁性。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整理，自己并没有创作。《论语》是在孔子身后，弟子们讨论老师的言行，集结而成的，并不是孔子的本意。老子的《道德经》也是因为出不了函谷关，生生被守关的尹喜子逼着说出来的。老子明知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反而留下五千言，不是自己掴自己的脸吗？释迦摩尼佛做的最彻底，他讲经说法四十九年，一路说一路擦，说完了也擦完了。在《金刚经》中，佛告诉弟子们：我一个字也没说。谁认为我留下了什么法，那就是诽谤我。三藏十二部经典是释迦摩尼圆寂后弟子们集结的，也不是佛的本意。

　　为什么儒释道三教的圣人要“述而不作”呢？他们自己不能著书立说吗？非不能也，实不敢也。他们怕传统被弄走了样，怕文化被自己的思想污染，怕后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歪曲、利用自己的思想来害人。一言以蔽之，圣人要对后代子孙负责任。我们今天刚好相反，都是“作而不述”，不讲继承、不要传统。作不出来，就东抄一段、西抄一篇，反正是“千古文章一大抄”。

　　第二条路线，是以发展创新为主。这里说的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在传统学术思想中融入自己的观点，绝不是东抄西抄的大杂烩。其中有在全面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如孟子，他将孔子“仁”的学术思想，具体落实为“仁政”建设，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其次有就传统文化的某一点进行创新，发展出另外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如荀子，他 就孔子思想“礼”的部分进行创新，融合自己“性恶论”的观点，发展出后世的法家学派。

　　诸子虽有189家之多，实际上都是走这两大路线。所以宋代学者孙明复在《孙氏小集·信道堂记》中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前者是继承派，后者是发展创新派。我们学习诸子的学术思想，首先要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是传统的东西还是后人创新的观点，这是很重要的。

　　荀子

　　首先出场的是荀子。荀子是继孟子之后，战国末期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虽然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是他综合了儒、墨、道三家的思想，属于创新派，不代表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体系。

　　荀子自称继承了孔子、仲弓的儒家传统，不同意子张、子夏、子游、子思、孟子等人的学术观点。荀子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的善良是后天教育出来的，不用礼法去约束，人的行为永远不会变善。他将孔子“礼”的思想，向自己“法”的观点转变，所以荀子的学生中才出了李斯、韩非这样代表法家思想的人物。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旬卿列传》里，用两段话介绍了荀子的生平。其文说：“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荀子名况，尊号为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临猗县)人。五十岁的时候才到齐国来游说讲学。齐国有遐迩闻名的“稷下学宫”，相当于今天的社科院。荀子“三为祭酒，最为老师”，三次被推为年高望重者、最高职务做到学宫校长，培养了一大批学者。他的思想更多地吸收了齐文化里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使儒学达到王道、霸道并重的高度。

　　司马迁认为，战国时期虽然有许多大思想家，但邹衍的学说曲折夸大，论辩空洞；邹奭的文章完备周密，但却难以实行；淳于髡，非与他相处日久，才能学到一些精辟的言论。田骈等名人都已在齐襄王时代就死了。此时的荀卿最年长、资历最深，故被视为宗师。后来，齐国有人毁谤他，荀子就到了楚国，春申君让他担任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卿被罢了官，便定居在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不几年就去世了，死后就葬在兰陵。

　　荀子憎恶乱世的黑暗政治，鄙视亡国昏乱的君主，认为他们不走常理正道却被装神弄鬼的巫祝迷惑，信奉求神祈福这一套迷信的把戏。于是综合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精华，编著了几万字的文章。汉代流传的荀子著作有三百多篇，经过刘向的删订定为《荀子》三十二篇，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荀子》一书。著名的“劝学篇”，就是其中之一。

　　杨雄

　　第二位出场的是杨雄。杨雄（公元前58-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汉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被升为大夫。

　　杨雄以文章词赋闻名于世，早年所作的《长杨赋》、《甘泉赋》，在形式上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故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

　　扬雄博学多才，年长以后觉悟到“词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于是不再搞这些“雕虫篆刻”的辞赋，转而研究哲学。他仿《论语》的体裁作《法言》，仿《易经》体裁作《太玄》。老子之学已经是“玄之又玄”，杨雄自称“太玄”，比老子还玄。

　　杨雄还著有《方言》一书，记述了西汉时期中国各地的方言，是研究中国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现存的杨雄文学作品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何东赋》；专著有《法言》、《太玄》、《方言》等著作。杨雄尚有其他文籍，但多已散佚，见不到了。明人辑有《杨子云集》，清代人严可均曾有重编，是目前了解杨雄学术思想最为详备的资料。

　　文中子

　　第三位是文中子王通。王通，字仲淹，隋朝龙门人，是隋唐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学问家，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士，著有《元经》、《众说》等著作。

　　王通年轻时有澄清天下之志，想干一番大事业，曾至京城向朝廷献经邦治国的《太平策》。但由于当时朝政已经相当腐败，乱象四起，王通在见过隋炀帝杨广以后非常失望，即使自己从政出任也不能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可以说隋朝没救了。接着就是隋末的天下大乱，他觉得自己再出头已经没有必要了。于是，返回家乡在黄河汾水之间讲学传道，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

　　文中子通过讲学传道、著书立说，培养了大批年轻人，这些人辅佐唐太宗打天下，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如李靖、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史称“迭为将相”。如果说到开创唐朝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文中子应居首位，是最有功劳的人。

　　唐《语林校证·卷一》中有一段描述：“文中子，隋末隐于白牛溪，著王氏六经。北面受学者皆时伟人，国初移居佐命之列。自贞观后，三百年间号至治，而王氏六经卒不传。至元和初，刘禹锡撰宣州观察使王赟碑，盛称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自余士大夫拟议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

　　文中子的学生们将老师的理想，具体落实到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上，在唐朝的立国思想上，坚决主张以儒家文化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儒家王道仁政治理天下，反对长孙无忌等人提出的“乱世须用重典，严刑以治国家”，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

　　历史上有“自比尼山”的故事，王通的弟子不但多，而且都是天下俊杰，简直可与孔子相媲美。实际上以功业来说，他确实比孔子还要幸运。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大都是在孔子死后成名的，而王通亲眼看着自己培养的一代年轻人，开创了唐代的国运与文化。初唐四杰之一，作《腾王阁序》的王勃就是文中子王通的嫡孙。今天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经济”，也是文中子最早使用的。《文中子·礼乐篇》中就有“经济之道”的用语。

　　可是唐史里面没有文中子王通的传记，经后人考证，是文中子的儿子得罪了唐太宗的亲戚，因二人的学术观点不同，所以在修唐史的时候没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放进去。连文中子这个缢号，还是在他死后朝中一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学生）私下赠与他的。我们今天重新评价文中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王通先生应含笑九泉了。

　　老子

　　最后两位是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秦汉以前，主要以儒、墨、道三家为主。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佛教传入中国，唐宋以后的文化思想变成儒、释、道三家，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一直到中华民国建立。

   　三家文化思想中，佛家偏重于出世。虽然大乘菩萨道是入世普度众生，但一般学佛的人，特别是出家的僧人，还是偏重于出世。儒家的学问，则是偏重于入世，教人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的道。当然，《大学》《中庸》中都谈了一部分形而上的思想，但到底还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随心所欲。像一个人站着，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所以道家的学问，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可出可入，能出能入。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南怀老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就是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到宋元明清为止，都是如此。内在真正的指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标榜的（宣传教育上），则是孔孟的儒家思想，从来都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是掌管图书典籍的史官。老子是世人皆知的古代的哲人，他的《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哲学思想和由此建立的道家学说，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代，确切的生卒年月已无可考，大约比孔子年长三十岁。据说他的母亲感应到有一颗大流星入腹，怀孕十一个月才生下老子，母亲却因难产而死。神奇的是，老子在李树下“从母左腋出”，出生时上唇有一道淡淡的白胡子，两只耳朵大得出奇，因而取名为李耳。

　　老子博学多闻，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学者，因此作了周朝守藏室的史官，负责管理周王室的藏书典籍和档案资料。这个机会使老子接触到大量的王室密藏典籍、绝密的档案和史料，这是其他学者望尘莫及的。老子的声名越来越大，许多学者都前来讨教，孔子也专程前往洛邑，向老子请教有关礼的问题。

　　司马迁的《史记·老子列传》记述，庙堂阶前有一尊“三缄其口”的金人，孔子问其背后的铭文“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虑”是何意？老子回答：“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斋已”。

　　孔子离开后对弟子们说: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

　　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景王崩，王子朝（庶子）叛变，携带大批王室的典籍文物逃到楚国。老子是守藏室史官，负责管理图书典籍，为此受到了牵连。老子只好辞职，离开周都，准备从此隐居。行至函谷关时，关吏尹喜请求:“先生要隐居了，请为我们后人留下点东西吧。”于是老子口授了一部书，就是《道德经》。

　　《神仙传》讲得就更神奇了：有一天清晨，函谷关的关长尹喜子在关楼上望气。看到紫气东来，断定必有圣人过关，决定向他求道。果然，须发皆白的老子倒骑着一条青牛，踱到函谷关前要出关西行。关员要他出示通关文碟（今日的护照、签证），老子拿不出来，这可给了尹喜子机会。他正言正色地对老子说：没有关碟是不能过关的，你一定要过关就得留下点“好处”。老子穷得都没钱买马，哪里交得出“好处费”？被尹喜子逼得无奈，才传了这部《道德经》，然后出关西去不知所终。

　　尹喜子得到老子的传授，果然也成道了。于是他官也不做了，挂冠而去，亦不知所终。依道教的说法，老子之道的传承顺序是：老子传尹喜子，接下去是壶子、列子、庄子，一路传下去。到了唐朝，道家学说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教，老子变成“太上老君”，《老子》改称《道德经》；庄子变成“南华真人”，《庄子》改称《南华经》；列子变成“冲虚真人”，《列子》改称《冲虚经》。

　　后世对道家思想与《老子》的研究趋向和应用领域，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大类：

　　第一类是学术的老子，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此类研究者，大都各有心得，各有各的“老子”。乃至后世“谋谋老子”何其多也，西方“老子”也为数不少。

　　第二类是修身的老子，就是把《老子》的思想，纯粹地用于个人的修身工夫、神仙丹道上面去，从唐朝的吕洞宾，一直到清朝的黄元吉，几千年来自成一个体系。

　　第三类是政治的老子，把《老子》归到谋略学中去，而且错误地认为《老子》讲的是谋略之术。于是说到老庄，就联想到谋略；说到谋略，就联想到老子学说是很阴险的学问，是搞阴谋的，这就大错特错。老子是主张用阴、用柔。但阴与阳一体两面，只是在用上有正面与反面的不同而已，但目的是一个，即达到阴阳间的平衡。

　　所谓用阴柔，是因势利导，不搞对抗、不勉强而为。是用顺道不用逆道。后世人误以为老庄的阴柔之学是阴谋之学，学老庄的人、用老庄之学的人自然都是阴谋家。历史上的陈平，曾帮助刘邦奠定汉朝四百年的基业，刘邦有六次重大决策都是采用陈平的计谋而成功的。但是陈平自己却说：“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其无后乎”！道家最忌讳阴谋，所以陈平断定自己没有后代，至少后代的福泽不会长久，后来果真如此。

　　至于老子其人，由于缺乏可以考证的资料，历史上一直就是个谜。司马迁自己也搞不明白，所以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谈了李耳、老莱子和太史儋三个老子。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肯定不是他。但李耳与太史儋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到底哪一位是真老子呢？孔子见老子、老子西出函谷关，历史上都确有其事。老子西出函谷关，发生在公元前374年，如果是李耳老子，那时他至少也有200岁了。200岁的老人还移民，这件事连司马迁也不信。莫非是周太史儋？又苦于没有证据，所以老子的身世一直就是个谜。

　　1993年，中国湖北荆门郭店发掘的楚墓，出土了战国中期的竹简804枚，绝大部分作品是子思的儒家著作，但内中有《老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早期是不分家的。此次出土的竹简《老子》为战国中期的文物，墓主人的身份属“士”级，从出土的耳杯上镌刻的“东宫之杯”四个字看，墓主很可能是东宫太子之师。

　　子思少于孔子65岁，少于老子95岁，子思时代的竹简《老子》不是李耳亲笔，也是他的弟子所书，几乎就是原版《老子》。竹简《老子》才二千言，而非后世的五千言。比较发现，二千言《老子》的一百四十句话被改动，五千言《老子》的四分之一不符古意。很显然，我们今天见到的《老子》五千言是秦汉时期的修订版。

　　因此老子其人的悬案，今天可以下结论了：第一个老子是李耳，他是二千言《老子》原著的作者；第二个老子是“周太史儋”，是他西出函谷关，到秦国去见秦献公。太史儋是五千言《老子》修订本的作者，他在老子原著的基础上扩充、改造，重新组合篇章，使《老子》一书从内容到深度，都更加高远深邃。

　　庄子

　　老子《道德经》最能代表道家思想，而阐扬、诠解老子最清晰、最正确，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最彻底的，则是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蒙邑(今河南商丘)人，宋后为楚所灭，故又称庄子为楚国人。早年曾为漆园吏，楚威王曾以千金聘他为相，庄子拒而不仕，隐居抱犊山中，据传得道成仙而去。唐玄宗时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宋徽宗时封为“微妙元通真君”。

　　庄子著书五十二篇，现仅存三十三篇。其文汪洋恣肆、构思奇特、机智幽默、善用寓言，其中所论辩的道理，无论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都可以致用。对个人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建功立业等诸多方面，也有大用处，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巨大。

　　《庄子》一书号称“难读”。一难是言简，庄子是语言巨匠，从不用赘词；二难是庄子惯用寓言，常常是“假语存”而“真事隐”；三难是庄子性情飘逸洒脱，语言幽默诙谐，爱论辩、爱说反话，思维跳跃，很难把握得住。四难是《庄子》一书，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共计三十三篇文章。学者们一向认为《庄子》内篇是庄子的亲笔，外篇、杂篇则是庄子的门人后学所为，因为前后思想不连贯，有抵牾之处。因此如果对先秦道家思想没有研究，对文化背景不了解，就很难透彻理解庄子的思想。

　　几千年来，历代人物偷偷运用庄子的学术，都取《外篇》和《杂篇》中的精华。因此，真正把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挥得光辉灿烂的，就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的《外篇》与《杂篇》部分贡献最大。

　　前面说到，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佛家偏重于出世思想，儒家偏重于入世思想，道家则偏重于可出可入、或出或入的“间世”思想。“间世”一词，就语出《庄子·内篇》的“人间世”。实际上《庄子》内七篇是一个圆满的整体，讲了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不可以割裂开来。第一篇“逍遥游”，言明做人首先必须逍遥，不能为名利等世间的枷锁束缚羁绊。能逍遥才能齐物，才能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等齐，所以第二篇是“齐物论”。能齐物方知养生，才有第三篇的“养生主”。知道养生就不去找死，懂得养生之理，才能间世。所以第四篇就是“人间世”。前四步功夫为修因，后面三步功夫是果报，就是“德充符”，此为第五篇。德充满了就是“大宗师”，应用于世间法就是“应帝王”，此为第六、第七篇。

　　庄子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一个得道的圣贤之人，对于帝王之术、谋略之学，不过是闲暇余事而已。如果只是求为帝王师，志在谋略学，那是下等中的下等。

　　《庄子·内篇》是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与曾子在《大学》中提出的，“内圣外王”的八步功夫，没有区别。庄子七步功夫的关键在“人间世”，“间”字是动词居中央，前可间人，后可间世。庄子告诫我们，处人处事都要“间”，就是要独立、不走偏锋，这就又合于子思的《中庸》思想。要间人间事，就不能硬碰硬，所以给你讲寓言“庖丁解牛”，懂了“以无厚入有间”的道理，就可以在人世间游刃有余了。

　　与厌世、弃世、愤世嫉俗的“出世主义”相反，庄子主张“间世主义”，他视天地万物之有若无、视功名如粪土、视帝王如蔽履。他热爱自然、珍视生命、不走极端、不感情用事，这种间世思想是充满智慧的人生哲学，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结晶。后世将庄子的“间世”曲解为“玩世”，一字之差，结果则完全不同。

　　至于养生之道，最好先读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让王篇”中说：“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这是老庄之道的人生原则。懂了此道的人就知道富贵虽然是舒服的事，但太过了就会缩短寿命，所以处富贵中时要不以养而伤害自己。相反地，在贫贱之间不应以利累形。人在贫贱中就要为生活而奔波，但过分的贪求、过分的劳累，同样地会损害健康而危及生命，也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

　　以上是《三字经》的第四部分，介绍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的思想，以及读书求学必须遵守的次第。

　　这一部分内容，以四书、五经为先导，引领我们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整体内容，得以窥斑见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与下面的中国通史纲要一起构成《三字经》全篇的主体。

　　古人总结求学的最佳途境，就是“听话”二字。“听话”就是遵从古训，就是听老师的话，按部就班的求学，不搞躐等，不好高骛远，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正是我们现代人最缺乏的，是治疗浮躁病的良方。

　　治学一定要按部就班，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搞想当然。所以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再读《六经》，不能逆道而行。四书五经的底子打好了再涉猎诸子百家，一上来就学百家之言会迷失方向，失掉自我。

第三讲

　　在这一讲中，我们开始介绍《三字经》的第五部分。这一部分内容实际上是高度浓缩的“中国通史纲要”，能用234个字勾勒出一部中国古代史的基本轮廓，实在是难能可贵，孩童时期如果能够背诵下来，会受用终生。

　　中国古代史的划分，宋元明清时代属于近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中古时期，夏商周秦汉时代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时代是太古时期，伏羲氏以前就属于远古了。中国远古史的奠基就是盘古开天地，属于神话传说阶段，没有文字可以考证。现代科学认为，地球是在50亿年以前形成的，生物是在40亿年以前出现的，人类是500万年以前出现的，所以我们的老祖先盘古氏距今至少有500 万年的历史了。

　　人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不学可以不可以？这是我们这一讲，首先要解决的认识论上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离开因果而自存，因此学习历史的根本目的，在于由因推果，以昭示未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述往事，思来者”；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找到历代兴衰、更替的道理；明白是非善恶因果的道理。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今天又为明天奠基。不了解昨天，就不知道今天是如何演进过来的，明天发展的方向也就无从把握。仅凭阶段性的观察，不进行历史的通观分析，就很难认识事物的真相，就有可能人云亦云，上当受骗。

　　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真正认可的没有几个。看看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就明白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课本，到今天还是“试用教材”。历史无非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怎么可以随心所欲的篡改呢？而且中国历史由一万二千年变成五千年、三千年、两千五百年、二千年，越来越短，还以为美国才两百年的历史，我们说两千年已经不少了，可见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根本就没有信心。

　　其次，在中国文化里面，历来是文史不分家，不懂史就无法准确地理解文，就有可能歪曲文义，张冠李戴。离开了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就无法评价和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从伏羲氏算起，至今有一万两千年，从黄帝开始算起是五千年。黄帝时代，文字、历法、衣冠、音乐、医学都出现了，所以黄帝是人文初祖，我们说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从皇帝开始算起的。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夏朝开始的，由河南汲县战国魏墓发现的《竹书纪年》推算，夏至今已有4100多年了。

　　从周公整理西周以前的中国文化开始，至今是三千年有文献可以考证的历史，孔子第二次整理周以前的文化，集中国文化的大成，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孔子根据当时能看到的、确切可信的史料，著了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就是《春秋》。孔子著《春秋》至今是2500年，黄帝至今是五千年，神农氏至今有九千年，伏羲氏至今有一万两千年。再往前推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母系氏族的女娲氏，树上搭窝的有巢氏，再到远古时期的三皇氏，再往前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氏了。

　　历史本来就是做人和做事的经验纪录，因此我们学习历史，不是要当历史学家，而是要立足于“疏通知远”的原则，以历史的经验来指导我们更好地做人做事。

　　下面请看原文：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按照传统教育的次第，必须经子都通了，才可以读历史。言外之意，你没有“孝经通，四书熟”，就没有资格读历史，否则知识体系的建立就会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空中楼阁，你今后的成就一定是有限的。

  　没有经子的基础上来就读史，多数人都会走错路。历史既不是文学也不是科学，而有其自己的规律，有其特定的原则与方法。不了解这些基本规律而读史，就会囿于具体的法术，感兴趣的一定是历史上某人处理谋事的方法。你所学到的，说的文雅一点是策略，难听一点就是阴谋诡计。如此读史，你这个人就很有可能会走偏。

　　读历史的目的是“疏通知远”，为了懂得人生、懂得因果关系、为能知道过去而领导未来，要能够通达透彻地了解世故人情，要知道远大。读历史的方法是“属辞比事”，世界上许多事情的原委、因果是没有两样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渐进模式。无论古今中外的人，既然是人，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就变不到哪里去，历史的规则就适用，历史资料提供的有关外交、政治、军事，乃至人生方面的经验就可以作为参考。能够丰富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就是“属辞”，以之分析、处理现在发生的问题，就是“比事”。

　　中国的史书在体例上，可以分国史与通史两大类，国史属于断代史，记述一朝之事，如《汉书》、《晋书》；通史记述古今之通事，如《史记》、《资治通鉴》。《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则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史书开始有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功劳，改朝换代以后立刻记述前朝的历史，则是班固的贡献。《汉书》以后的中国正史，走的都是班固断代史路线，所以才有“迁固”、“史汉”并称。

　　中国古代史有二十四正史，辅以《清史稿》就是二十五史。但前朝的历史是后朝人编的，而且是官修的，如《宋史》是元朝人编的，《明史》是清朝人编的，都是政府出资官修前史，私人修史是犯法的。班固著《汉书》被人告发“私改作史记”，被下狱抄家，差一点杀了头；庄廷珑私修明史，著《明书记略》，死后还要开棺戳尸。这样编纂的历史，除了人名、地名与时间是真的，其他内容恐怕靠不住。中国的现代史更是不可信，眼见着中学的历史课本年年改，日本人也学会了这一手，也不断地修改教科书。读历史的人，必须额头上再长出一只眼睛来，否则就像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不信书”。这第三只眼从哪里来呢？从四书五经里面来，从经子里面来，所以此处才说“经子通，读诸史”，经子都读通了，再读史就不会以偏概全，上当受骗了。

　　“考世系”是考察帝王家族，世代相承的关系和显贵家族的家世，“知终始”是了解历代王朝兴衰的始末因由。这里的世指时间，系指族系的血缘分支。中国历史上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谱和族谱，家族中每五世列一个表，详细标明家族血统的传承关系，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标红线，由侄子过继承祧的标蓝线，由外甥过继来的加双姓，严格得很，绝对错不得。所以详细考察历史人物的世系，再参考“三通”（通志、通献、通考）就不会被不准确的历史资料愚弄了。

　　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

　　中国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盘古氏开天地、天地人三皇，但这个时期太久远、太古老了，没有文字记载，只有传说，所以太古史不可考证。那时的人是穴居，住地窖、栖山洞，即潮湿又不安全，经常遭到野兽的袭击，于是在树上搭窝盖屋，吃水果、戴树叶，就进入有巢氏时代。接着学会了钻木取火，进入燧人氏时代，有了火人类才告别了黑暗，进入了光明的文明时代。再下来就到了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这“三皇”代表的上古时期，所以称为“居上世”。

　　伏羲也写作“伏牺”，是制伏野兽的意思，这个时期就是历史学上划分的“狩猎阶段”。伏羲氏姓风，号太昊，其母华胥氏受青虹感应而生下伏羲。这个时候黄河里面出来了一个长着龙头、马身的怪兽，身上的毛带卷卷的，有斑点和花纹，伏羲氏见到以后受到了启发，画出八卦的符号，又根据龙马身上的花纹发明了渔网，使人类文明进入了渔猎时代。传说中，伏羲氏造琴瑟、教嫁娶，做书契代结绳，在位115年。

　　神农氏姓姜，号炎帝，他自称是太阳神、火德王，两个火字为炎，建都曲阜。神农氏兴货利、制耒耜、尝百草、做医药、选五谷，教民稼穑，制陶打井，在位140年。他是农业的始祖、又是医药之王，药王庙供奉的药王就是神农氏。也有供药王孙思邈的，但孙思邈是唐朝的大医药学家，比神农氏晚得太多了。

　　黄帝被尊为“人文初祖”，从黄帝开始，人类的人文文明的进程才正式开始。黄帝姓姬，名轩辕，号有熊氏，以土德王，建都涿鹿，在位100年，享年121岁。从黄帝开始中国历史开始记年，从甲子年开始记起，至今有5000年，所以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黄帝手下有六个大臣，各有贡献。创造文字的是仓颉,仓颉造字；制作音乐的是伶论，伶伦造乐；隶首做算数，大挠造甲子，岐伯作医学，胡曹造衣裳。黄帝时代完成了包括指南车、历法、舟车、弓箭、宫室等在内的传统科技成果和发明创造，代表了中国人对人类物质文明的贡献。

　　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

　　“唐有虞”说的是尧舜二帝，他们是三皇五帝的最后两位。尧帝，姓伊祁，号放勋，因为他的封地在陶和唐（今天的山东一带），所以史书上称他为唐尧。舜帝，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故人们称他为虞舜。

　　尧是帝喾之子，黄帝的玄孙，由于他德高望重，人民倾心于尧帝。他严肃恭谨，光照四方，能团结族人，使部族之间和睦相处。尧为人简朴，住的是茅草屋，门前是土垫的台阶，吃粗米饭，穿麻布衣，喝野菜汤，得到人民的拥戴。尧在位七十二年，到年老时，由四岳十二牧推举继承人，大家一致推荐了舜。尧帝于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又对他进行了长期的考察，最后才放心地把君位禅让给了舜，享年118岁。

　　舜是颛顼一脉的子孙，他宽厚待人，孝顺父母，慈爱兄弟，为政仁和。古代24孝故事里挂头牌的就是舜。舜帝在位六十一年，把君位禅让给禹，自己在南巡的路上死于苍梧（今湖南宁远县），终年110岁。舜的两位夫人娥皇、女瑛闻讯，泪洒君山斑竹，双双投江而亡，化为传说中的湘水之神。

　　尧帝和舜帝,他们都能使九族和睦，民风质朴。在位时克勤克俭地为百姓做事，年老了，干不动了,就把自己的位子和管辖的国土逊让给贤能的人。

　　“揖逊”是谦逊禅让的意思，也就是《千子文》中说的“推位让国”，把位置委与贤人，把统治权让与能者。“推位让国”是连位子带权力一齐交出来，统统交出，毫无保留。后世的帝王但有一线生机就只让位子，不交权力，更有甚者连位子也不让，死了以后再说。历史上常有先皇死了，尸身停着没人管，皇子们却在为争皇位大打出手的事，所以历史上真正能够推位让国的,只有尧和舜。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太平盛世”，所以这里才“称盛世”。

　　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

　　这几句话引出了中国上古的“三王”，也就是禹王、汤王、文王和武王，他们四人是夏商周三代之王，是三个时代的代表。

　　禹是一位很好的君主，孔子《论语·泰伯篇》中说：“禹，吾无闲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闲然矣”！

　　孔子说，我实在挑不出禹的缺点和过失。他自奉甚俭，恭敬鬼神；自己破衣烂衫却将国家制度制订的美伦美奂。大禹婚后第四天就治理洪水去了，一去就是十三年，曾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特别是有一次刚好禹的儿子出生，禹硬是听着儿子的哭声不进家门，而且“一馈十起身，慰劳人间事，出外见罪人，下车而问泣”。禹在位27年，治水累得腿胫上的汗毛都磨没了，而且胼手胝足，还得了风湿病，弯腰驼背的根本迈不开步子走路。所以孔子才反复说：“禹，吾无闲然矣。”

　　这里的“王”字，不是指哪一个具体的帝王，而是特指“王道”。王字是“三画而连其中”，三画表示天地人三才，中间是顶天立地的一竖代表道，即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王，天下所归也”。王既然是垂示于天地间的大道，它在人间的首席代表天子人王，也应该顶天立地，成为人群的典范和样板。

　　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历来就有“王道”与“霸道”之别。王道指的是先王之道，即夏商周三王的统治方法。三王的统治用的是仁义道德，其结果就是无为而治，天下太平，这种政治体制是王道。历史上描绘这个时期，是五日一风，十日一雨，万民乐业，天下太平。

　　历史上的正统观念，一种政治制度或者实行王道，以道德仁义来治国，当然最理想。等而下之者实行霸道，靠实力形成威慑力量，令他人不得不服，也无可厚非。最令人所不齿的是靠阴谋诡计，篡权窃国。这些人不但仁义礼智信没有，连真正的实力也没有，有的只是野心和诡诈之术。庄子对这些“国君”嗤之以鼻，称他们为大盗，所谓“窃钩者盗，窃国者侯”。

　　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

　　大禹王，姓姒，名文命，受舜禅，建都阳城（今河南省登丰县），以金德王。大禹疏河治水，铸九鼎、分九州，制贡法、立学校。大禹王是中国历史上“相揖逊”禅让制度的最后一位受益人，禹以后将天下传给儿子启，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但是客观地说，这并不是禹的错，当时实在是除了禹的儿子启，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接班人，而且启是大家推举的，不是禹自己定的。

　　史书上记载，与大禹一起治水的皋陶之子伯益功勋卓著，理应是禹的继承人，但禹死后人们爱屋及乌，拥戴了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这样，夏朝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开了中国世袭王朝“家天下”的历史。

　　夏朝曾十次迁移国都，在今河南、山西、安徽等地都有夏朝故都的文化遗址。《史记》记载，大禹在巡视江南的时候，死于浙江绍兴的会稽山，遗嘱是“衣裘三领，桐棺三寸，坟高三尺，勿伤田亩”，享年100岁。后人为了纪念他，在山下选择了一块依山傍水的吉地修建了大禹陵。

　　大禹死后，禹的儿子继承王位；启死后，传为给太康。太康沉醉于打猎，无心于国政，被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趁机取而代之，史称“太康失国”。以后虽有“少康复国”，但夏朝的国力已呈颓败之势。夏桀（履癸）继位以后，更是江河日下，独木难支了。但夏桀不仅不思进取，反而暴虐无道，骄奢自恣。据《竹书纪年》记载，他“筑寝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藏美女于后宫，造酒池糟堤淫乐，据说那酒池大得可以航船，宫女多因醉而溺死。更为荒唐的是宠姬妹喜爱听“裂锦”之声，为搏美人一笑，就安排专人撕缎锦。加之穷兵黩武，连年战乱，百姓妻离子散，苦不堪言。

　　夏桀还自比为太阳，大言不惭地说：我与太阳共存亡。《尚书·汤誓》中记载，夏代臣民都指着太阳诅咒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你这个太阳啊，怎么还不灭亡？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同时，四方的诸侯也多背叛，夏王朝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

　　此时，商族的势力已经日渐强盛，正在暗中做灭夏的准备。商汤对内励精图治，轻赋薄敛；对外广行仁义，交好四方，使“诸侯皆归商”。看到夏桀已众叛亲离，就在伊尹的辅佐下，起兵伐夏。在《汤誓》中，商汤说：“非台小子，敢行作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桀措手不及，被围于鸣条，商汤全歼了夏军，桀只带了数百人匆忙逃奔到三觳，又逃至南巢，最后死于该地。

　　商汤凯旋班师，建立商朝，夏朝正式宣告灭亡。夏朝的历史由禹算起，至桀结束，共传十四世，历十七王，共计439年，所以说“四百载，迁夏社”。

　　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

　　商汤姓子，名汤，又名履、天乙等，史称“汤有七名”。商族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一带，至汤为十四世，曾迁徒途八次，最后定居在南亳（今河南商丘）。

　　商汤灭夏以后，建立了商朝，是商朝的第一代君主，以水德王，改年号为祀，建都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在位13年，后因病而亡。史载，商汤葬后“不封不树”，既不起坟也不栽树，故此至今谁也不知道千古汤陵何在，没了盗墓贼，商汤倒也清静自在。

　　十代以后的商王盘庚迁都，要革除弊端，重振朝纲，就借口河患迁都殷城（今河南安阳），因此商朝的后期又称为殷商。

　　商朝最后一帝纣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纣王。商纣为人聪颖，灵敏多才，膂力过人，能空手斗野兽。即位之初也是个不错的帝王，曾大举攻伐东夷，取得胜利，对中原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贡献。但商纣为人残暴，荒淫无度，弄得民不聊生。

　　他把殷都向南扩大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向北扩大到邯郸、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在这广大地区内修建离宫别馆、苑囿台榭；又宠爱美女妲己，终日淫声歌舞；他还造酒池肉林，大肆搜刮，将珍宝堆满了鹿台。他任用坏人，迫害正直的臣子，如重用贪财好利的费仲，提拔挑拨离间的恶来。他贬斥人们爱戴的贤相商容，用“炮烙之刑”残害进谏的忠臣，挖了叔叔比干的心，逼得哥哥微子逃亡，又逼得另一哥哥箕子装疯。商纣的倒行逆施，使得朝中大臣、贵族以及四方的诸侯无不离心离德，老百姓忍无可忍，商王朝危在旦夕。

　　与此同时，渭水流域的周族正在崛起。西伯侯姬昌，就是日后的周文王，是个很有作为的创业主，他勤于政事，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姜子牙为军师，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在位50年，为灭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的第二年，便将祁的都城迁至关中的膏腴之地丰邑(今陕西西安西南)，完成了对商都的包围之势。

　　文王死于迁丰的次年，其后武王即位，在姜尚的辅佐下“吊民伐罪”，开始了武王伐纣的贵族革命。牧野一战，纣军土崩瓦解，商王朝众叛亲离，纣王逃回商都，登上鹿台自焚而死。

　　商朝始于汤，终于纣，历30帝，享国644年，故称“六百载，至纣亡”。

　  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周武王姓姬，名发，他诛讨暴君商纣，建立了周朝，是周朝的第一位君主。他的父亲姬昌(即周文王)是商朝的西伯侯，因看到纣王残暴，暗中叹息几声，便被囚禁在羑里监狱(今河南汤阴县)长达七年。但是姬昌并没有丧失信心，相反地他著易经、揽人才，富国强兵，并且按照姜尚制定的战略“修德以倾商政”。四十多个诸侯国先后归顺于周，这就为武王伐纣积足了本钱。

　　武王继位后，积极进行灭商准备。武王以姜尚为师，负责全国军事；以其弟周公旦为辅，处理国家政务；还任命召公、毕公等人为助手，又营建了新都——镐京。

　　为验证自己的号召力以及各方诸侯是否同心同德，武王率师东进，观兵盟津(今河南孟津)的黄河渡口，会盟各路诸侯。姜太公对天盟誓道：“苍兕苍兕，总尔众蕊，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不期而会的诸侯达八百之众，大家公推武王为盟主，进行了伐纣前的总动员。

　　盟津之会后二年，商朝统治核心严重分裂，商纣王被彻底孤立，伐纣时机成熟。趁商军主力远攻东夷，朝歌城空虚之时，周武王亲率大军，在盟津会合各路诸侯，并联合西南地区和江汉流域的少数民族。武王做“泰誓”历数商纣的暴虐，宣布“维共行天罚”的号令。大军从盟津渡黄河，杀奔商都朝歌，与商军战于商都郊外七十里的牧野。

　　商军的主力在外，临时拼凑的兵士多为囚犯、奴隶等罪人，这些人既无斗志又无训练，不少人还临阵倒戈，致使商军全线溃败。纣王见大势已去，慌忙逃回殷都朝歌，自焚于鹿台。武王用铜钺砍下商纣的头，悬挂在大旗上示众，正式宣告商朝灭亡了。

　　武王占领殷都后，把纣王存在鹿台的钱财和藏在钜桥的粮食发给穷苦的百姓，为忠臣比干的墓加土致敬，还释放了被纣王囚禁的箕子，从而深得民心，万姓悦服。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朝代，子孙承继共37帝，享国867载，所以说“八百载，最长久”。

　　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

　　周幽王是宣王之子，周王朝的第十二代君主，也是西周有名的腐朽昏聩的末代天子。幽王即位后，旱灾、地震接连不断，周朝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陷入动荡之中。周幽王对此竟然不闻不问，终日沉醉在花天酒地之中。他十分宠爱美妾褒姒，在其生下儿子伯服以后更加宠爱她，最后废了申皇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史官伯阳对幽王废嫡立庶的行径评论说，周朝已酿成了亡国之祸，谁也挽救不了。为博得褒姒一笑，幽王上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为了穷奢极欲，幽王提拔擅长钻营私利的虢石父为卿，加重赋税，激起了百姓的普遍不满。

　　申侯对自己的女儿申后无端被废本已十分恼怒，幽王又因他拒绝交出废太子欲起兵伐申，于是联合缯国，勾结犬戎族，一同杀向周朝的都城镐京。幽王急令骊山举起烽火报警，但各国诸侯害怕再次被戏弄，无人前来勤王。犬戎杀入镐京，幽王带着褒姒逃往骊山，被犬戎杀死，褒姒被掳。从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到犬戎焚掠镐京，352年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周幽王死后，各诸侯与申侯、缯侯商定，把废太子宜臼从申国迎回，立为周天子，就是历史上的周平王。鉴于镐京已被烧成瓦砾，又在犬戎的威胁之下，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各国诸侯的帮助下，丢弃宗周东迁洛邑，史称东迁后的周王朝为东周。

　　东迁之后的周王室，威望低落，纲纪和政治地位每况愈下，故称“王纲坠”。诸侯们各自为王，为了扩张势力彼此干戈相向，天下从此变得纷乱不堪。说客、谋士之类的投机分子相继登场，来“尚游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苏秦和是张仪。

　　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

　　平王东迁之始为春秋，孔子绝笔之后为战国，整个东周的历史为515年，其中春秋242年，战国273年。划分的依据是依据两部史书而来，就是孔子做的《春秋》和无名氏著的《战国策》。前者是鲁国的国史，后者记述了从周威烈王23年到秦始皇兼并六国，182年间各国的军事与外交活动。

　　东周之时，五霸七雄各据一方。五霸指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即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七雄是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强国之君。春秋时期，历史资料里有名录的国家有170个，到孟子时代就只剩下“鲁齐宋晋，楚郑曹陈，卫燕秦蔡”，十二国了。

　　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社会形态完全不一样，以战争为例，台湾学者黄仁宇以为，春秋时代的军队人数少，战斗一般不超过一日就结束了。交战双方均保持类似西方的骑士风度，无论胜败都要符合贵族的礼仪，例如穷寇勿追、老人与孩子不作俘虏等。宋襄公就认为，敌渡河未尽而攻之，不是君子所为。可等敌兵渡过河来，宋军又被杀得大败。我们现在看来这个人很愚腐，实际上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贵族作风。中世纪的欧洲也是如此，两个人的纠纷解决不了，就找来公证人当场决斗，不齿于搞暗杀那一套。到了战国时代就不同了，谋士、说客都出来了，各种计谋都有了。

　　春秋时代的动乱是有限度的，所以孔子觉得还有希望恢复过来。到了战国时代，一次战役动辄用兵百万，野战之后还要围困城市，一围就是几个月，饿死人无数。在此种情形下，孟子认为只有说动一个大国实施仁政，先做出范例，才有可能制止这种混乱攻伐的局面，所以才有孟子游说各大国的国君，如齐宣王、梁惠王等，这也是读孟子七篇的基本背景。

　　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

　　秦族本是羌族的苗裔，在战国末叶，逐渐强大起来。秦国历史上出过几位很了不起的国王，秦穆公就做过五霸之首，秦惠王采用张仪之计，拔三川、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至鄢郢。至秦昭王又将势力扩展到黄河腹地，臣服韩魏，东逼齐鲁，北临燕赵。

　　秦赢政即位以后，吞二洲、灭六国、平定中原，统一天下，使众多的种族和文化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就是秦，外文称“Chin”，以后才称为汉。秦始皇十三岁继承王位，二十一岁亲自执政。他在公元前230年首先灭了韩国，又用了十年时间，灭掉六国，统一了天下，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集权的专制主义王朝。

　　秦赢政以为自己功过三皇、德佩五帝，所以尊号始皇帝。他刚毅果断、雄才大略，勤政治国，集大权于一身，规定自己每天要批阅的奏章竹简不得少于一石（60公斤）。这位始皇帝废分封、立郡县，修驰道、实行了税同率、币同值、书同文、车同轨、度同长短，量同大小，衡同轻重，使政令统一。他北筑长城，南定百越，东填大海，西建阿房。同时，这位丰准细目、鹄胸豺声的始皇帝，专横暴虐，严行苛法，滥施杀戮，焚书坑儒，大修宫殿陵墓，不管百姓的死活。他任用李斯乱政，宠赵高祸国，背古乱今，肆无忌惮，是个名副其实的暴君。

　　其实，秦始皇的童年非常不幸，他的父亲子楚（异人）是秦国的公子，却被送到赵国做人质。赢政就出生在赵国，因生在正月才取名为政，在赵国孤独地生活了九年。这种经历严重扭曲了赢政的心灵，他在统一天下以后采取的种种暴虐措施，不能不说与他的变态心理有密切的关系。

　　公元前210年七月盛暑季节，秦始皇于巡视途中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境内），年仅50岁。他在秦王位25年，称皇帝12年，共计执政37年。赵高与李斯篡改遗诏，立胡亥为秦二世；又伪造圣旨让公子扶苏和将军蒙恬自尽。其后，赵高专权杀了李斯，又杀了秦二世，由扶苏的儿子子婴即位。其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刘邦与项羽从东西两路入关伐秦。刘邦抢先一步，攻至咸阳。子婴杀了赵高，素车白马，脖子上挂着玉玺，请降于轵道之旁，他在位才46天。可叹，始皇帝灭六国、平天下创建的国基，本以为千秋一统，万世一系。哪知道只传了二世，三主加在一共才五十一年。接下来就是刘邦与项羽的楚汉相争。

　　公元前207年八月，伐秦西路军统帅刘邦，兵不血刃地进军咸阳。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投降了。众将劝刘邦杀了子婴，以免秦军残部死灰复燃。刘邦看着这位子婴实在太可怜了，总共才当了46天的秦王还不敢称帝，不忍心杀他。这一念慈悲的因，才换来日后曹丕篡位，不杀汉献帝刘协的果报。

　　刘邦一进咸阳皇宫就不想再出来了。樊哙、张良再三苦劝，刘邦才算作罢。《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还军霸上，召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其余秦朝的苛法一概废除，受到百姓的热烈拥护。

　　东路军统帅项羽，一路上破城夺关、大开杀戒，速度就慢了。待赶到函谷关，刘邦已占据关中，还派兵把住函谷关口。项羽大怒，杀进关来，驻军鸿门。得知刘邦屯兵霸上，受降子婴、还收了玉玺、约法三章，恨得咬牙切齿，于是以庆贺秦亡为名摆下鸿门宴要杀刘邦。项羽有大军40万，能征惯战；刘邦只有人马十万，哪里是项羽的对手，不敢不来赴宴。鸿门宴上刘邦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得项羽耳软心活。军师范增一看不好，赶紧找来项庄舞剑，意在酒席宴上杀了刘邦。张良也叫来樊哙闯席，刘邦才得以乘机逃走。

　　项羽杀了子婴，火烧咸阳宫。表面上尊楚怀王为义帝，而暗中将怀王弑于南迁途中。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将全国分成十八个诸侯国，刘邦被封为汉王，由此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帷幕。

　　战争初期，刘邦兵微将寡。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余次，刘邦屡战屡败，身受重伤十二次。楚将季布，曾单人独骑杀入汉军，一刀劈下刘邦坐骑的马尾巴，险一险要了刘邦的命。其后由于项羽在政治和战略上不断发生错误，逐渐丧失主动，双方形势逆转，才发生根本性的力量转变。

　　公元前202年十月，项羽引军东撤，刘邦率军紧追不舍。十二月，楚军被包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为了进一步动摇和瓦解楚军意志，韩信要汉军在夜幕里唱起楚歌。楚军听了无不泪下，项羽也大吃一惊，以为汉军已经占领了楚地。他—面饮酒、一边激昂慷慨地唱起歌来，歌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也起而和唱，歌曰：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歌罢，拔剑自刎而死。项羽见大势已去，带了八百骑兵连夜突围南逃。第二天黎明，刘邦发觉项羽突围而去，便派兵追赶。项羽渡过淮河，跟随他的骑兵只剩下百余骑了。待到阴陵（今安徽定远县西北）时迷了路，陷进湖沼地带，被汉军追至。项羽领兵且战且退，退至乌江边，因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不愿上船回江东，自刎于乌江。

　　刘邦乘胜追击，很快平定了江南，建立了汉朝441年的一统天下。项羽平生久经沙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只真正地输过一次，一次就要了他的命！相反，刘邦在战场上寡屡战屡败，只真正地赢了一次，一次就坐上了帝王的宝座。

　　刘邦与项羽，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项羽是贵族后裔，刘邦是市井人物，项羽力拔山河，英勇无敌；刘邦既不能文，也不会武。项羽讲义气、重感情、爱憎分明；刘邦贪婪好色、反复无常、狡黠多疑。所以司马迁著《史记》将项羽描写成末路英雄，把刘邦反衬成伪君子。那时是汉朝刘家的天下，司马迁还敢将“项羽本记”放在“高祖本记”之前，他的胆子有多大。

　　但也正是从刘邦开始，才有了平民打天下、做皇帝的先例，而在此之前的改朝换代，无不是贵族革命，“汤伐夏”“武王伐纣”都是如此。

　　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即了皇帝位，就是历史上的汉高祖（西汉纪年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称汉王时算起）。刘邦建都洛阳，后来迁至长安，从那时候开始的二百一十年，汉朝的都城一直在长安。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为“西汉”，也叫“前汉”。

　　刘邦即位不久，在一次庆功会上对大臣们说：“我之所以能够得天下，全在用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给前方运送军粮，我比不上萧何；统领百万大军，冲锋陷阵，我赶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当代的豪杰，我能够重用他们，这就是我得天下的原因。”故此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

　　刘邦在位仅六、七年的时间就死了，太子刘盈即位，史称汉惠帝。刘邦的皇后吕雉将戚夫人残害成“人彘”，又毒死赵王如意，使刘盈身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勉强在位七年就死了，年仅20岁。其后吕雉专权八年，大量起用吕姓娘家人，欲将汉朝变成吕姓的天下。

　　汉业初建的二十年时间里，除了王室内部的争斗以外，在经济建设、社会文教等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总算不打仗了，百姓可以喘口气了。真正奠定汉朝400年基业的，要从刘邦的小儿子汉文帝刘恒开始。

　　吕雉死后，吕氏集团覆灭，刘恒继位。他是历史上公认的宽厚、仁慈、节俭的好皇帝，与其子汉景帝刘启一起，被推崇为“文景之治”的仁政榜样。

　　汉文帝刘恒所以能够宽厚、仁慈、节俭，得力于母亲薄后的教育。薄氏是南方吴国人，是个知书明理的贤妻良母，平生最喜欢读《老子》。她居然能够躲过吕后的迫害，可见她的“黄老之学”功夫不一般。汉文帝一生都受母亲影响，治国之道也力守老子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刘邦手提三尺剑，马上取天下，刘恒以道德文治守天下，才有200多年的西汉王朝。文景之治，使全国修养生息、恢复国力、发展经济，而真正复兴传统文化的则是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受公孙弘、董仲舒的影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汉元帝时代则完全确定走儒家学术思想为主的路线，才形成汉儒以注疏、训诂、考据的“汉学”。但是“独尊儒术”看似推崇，实则葬送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使儒家学术走上了近亲繁殖的退化之路，为西汉王朝的衰亡种了恶因。

　　由汉高祖刘邦算起，至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为前十帝。传到第十一代汉孝平帝，孝平帝继位时只有九岁，被外戚王莽一杯鸩酒毒死了。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西汉王朝至此而亡。

　　读汉朝的历史，很觉奇怪。汉朝有十个皇帝继位的时候年龄都很小，最小的一岁，最大的十七岁。熟悉《三国》的人都知道，汉献帝刘协就是八岁即位。皇帝年龄太小，没有办法理政，只能靠别人辅政，外人信不过，只有叫太后协助理政。太后久居深宫，对社会上的事情一窍不通，只能找自己的娘家人来帮忙，造成外戚专权。时间久了，外戚羽翼丰满，自己也想篡位当皇帝，天下就又要乱了。

　　小皇帝慢慢长大了，对此现状当然不满，又要把太后这一系的外戚推翻，恢复自己的皇权。但是小皇帝既无兵权，又无经验，怎么办呢？只能利用身边的宦官，所以又有宦官当政。看看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不是外戚篡位就是宦官专权，没完没了。

　　汉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有八个兄弟，除了一个早死的，其余七个都被封为侯，王莽就是王太后的侄子。王家子弟多数骄奢傲纵，王莽却没有那种习气，他像普通的读书人一样，做事谨慎小心，生活也比较节俭。王莽做了大司马以后，很注意招揽人才，不少读书人都慕名来投。

　　到孝平帝即位的时候，年纪才九岁，国家大事都由大司马王莽作主。吹捧王莽的人都说王莽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请太皇太后封王莽为安汉公。王莽说什么也不肯接受，于是威望就更高了。别人越是吹捧王莽，汉平帝越觉得他可怕、可恨，因为王莽不准平帝的母亲留在身边，还把他舅舅家的人杀光了，所以汉平帝常在背地里怨恨王莽。

　　一天，大臣们给汉平帝祝寿，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毒酒，汉平帝没有怀疑，接过来就喝了。第二天，宫里传出话来，说汉平帝得了重病，没有几天就死了。汉平帝死的时候才十四岁，当然没有儿子。于是王莽从刘家的宗室里找了一个两岁的孩子为太子，叫做孺子婴，王莽自称“假皇帝”（代理的意思）。有人劝王莽干脆继位做真皇帝，王莽也觉得假的不如真的，于是向太皇太后去讨皇帝的传国玉玺。王政君这才大吃一惊，不肯交出玉玺又被逼无奈，就气愤地把玉玺扔在地上，摔掉了一个角。王莽心疼的不得了，赶快叫人用黄金镶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镶玉”玺。

　　公元八年，王莽正式继皇帝位，改国号为新，都城仍在长安。从汉高祖称帝开始的西汉王朝，统治了210年，到这时候结束了。

　　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

　　王莽做了皇帝，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下令变法。第一，把全国土地改为“王田”，不准买卖；第二，把奴婢定为“私属”，不准买卖；第三，评定物价，改革币制。土地改制和奴婢私属二项，在贵族豪强的反对下根本就没法实行。评定物价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官僚手里，正好用来投机倒把、贪污勒索，所以币制改了好几次，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无形之中又刮了老百姓一笔血汗钱。

　　王莽的新政策无疾而终，因为不但老百姓反对，贵族官僚也反对。为缓和国内矛盾，王莽又想发动战争，这一来又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各部族的反对。加上征用民伕，加收税赋，重施刑罚，这样一折腾，天下又要大乱了。

　　公元17年，南方的荆州闹饥荒，老百姓不得不到沼泽地区挖野荸荠充饥。由于人多野荸荠少，引起了争斗。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的两个有名望的人，王匡与王凤出来调解，受到饥民的拥护，作了首领。二人干脆就把这批饥民和逃亡的犯人组织起来，占据了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号称绿林军。与此同时，山东的樊崇聚集一万多人占据泰山，他们把眉毛染红作为标记，世称赤眉军。

　　湖南南阳郡舂陵（今湖南宁远北）乡的豪强刘縯、刘秀两兄弟，因王莽废除汉室封号，不许刘姓人做官，心中怨恨，也乘机在舂陵乡起兵。三路人马联合起来，打败了王莽的几次围剿，声势愈发强大。

　　公元23年，绿林军正式立刘玄做皇帝，恢复汉朝宗室，年号“更始”，王匡、王凤为上公，刘縯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绿林军改称汉军。汉军很快打下昆阳，接着又拿下附近的郾城、定陵。王莽急派大军四十三万，直扑昆阳剿灭汉军。

　　昆阳决战，莽军大败，四十三万人马只逃回几千人。汉军乘胜攻进长安城，放火烧掉未央宫的大门。王莽走投无路，逃进了宫里的一座渐台。渐台四面环水，火烧不到，汉军就将渐台层层围困，待渐台上的守兵将箭都射完了，汉兵才冲上台去，结果了王莽的性命。王莽的新朝只维持了十五年，就土崩瓦解了。

　　刘縯和刘秀的名声越来越大，更始帝刘玄担心自己的帝位，就找个借口把刘縯杀了。刘秀听到哥哥被杀，心如刀绞，但自己羽翼尚未丰满，只好赶到宛城（今河南南阳）违心地向刘玄赔罪。更始帝打消了顾虑，才给了刘秀一些兵马，让他到河北一带招抚豪强势力。刘秀利用这个机会，消灭了河北地域的割据势力，自己壮大起来。

　　公元25年，刘秀认为时机成熟，就在鄗（今河北柏乡县北）自立为皇帝，就是历史上的汉光武帝。其后刘秀又消灭了赤眉军，统一了中国，建都洛阳。为与刘邦建立的汉朝相区别，历史上把刘秀王朝称为“东汉”，又称“后汉”。

　　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以后，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例如轻税赋、释奴婢、减少差役等，还不止一次地大赦天下。因此，东汉初年的经济得以快速地恢复和发展。

　　东汉自光武帝开始，传至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懿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最后到献帝，共历十三帝，231年。

　　汉明帝永平十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首先在洛阳建立白马寺，纪念以白马驮经，不远千里而来的摄摩腾、竺法兰，两位西域高僧。

　　两汉的历史，加起来共计四百四十一年，到汉献帝时，汉朝结束，三国时代开始了。

　　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

　　魏主曹丕，曹操之子，篡汉献帝位，国号魏，建都洛阳。其前的蜀汉刘备、东吴孙权、北魏曹操三家，已经在争夺汉朝的天下。三国时期的历史并不长，只有六十年的时间，其中蜀汉历刘备、刘禅二主，43年；东吴历孙权、孙亮、孙休、孙皓四主，52年；北魏曹氏勉强支撑了五代，46年“五马同曹”的局面。至司马师废曹芳、戮曹爽、刺曹髦，到司马炎手里，干脆逼着曹奂禅位，又灭蜀灭吴，统一了天下。

　　司马炎立晋，建都洛阳，史称晋武帝，开始了西晋王朝五十一年的历史。

　　晋武帝统一全国，志满意得，开始“日事游宴”“怠于政事”。司马氏家族本靠阴谋起家，善于玩弄权术，但司马炎却生了个白痴儿子司马衷。公元290年，司马衷即位，就是历史上的“蛤蟆皇帝”晋惠帝。

　　据说有一次，他听到御花园池塘边有蛙鸣之声，问道：“此蛙为谁而鸣，为官抑或为私？”太监面面相觑，有伶俐的回答说：“官地中鸣者为官，私地中鸣者为私。”有一年，全国饥荒，饿死无数百姓。地方官员把灾情报上来，呆头鹅晋惠帝问道：“人为什么会饿死呢？”众臣回奏说：“因为没粮食吃。”惠帝忽然说：“何不食肉糜？”可以吃肉粥嘛！群臣听了，无不目瞪口呆。

　　西晋出了这样一个痴呆皇帝，野心家们于是蠢蠢欲动。赵王司马伦首先把晋惠帝软禁起来，自己称皇帝并封所有同党为官。那时的官帽用貂尾做装饰，司马伦封的官实在太多，貂尾一时不够用，才演了出“狗尾续貂”的闹剧。各地的诸侯王为争夺帝位展开了厮杀，史称“八王之乱”。

　　王朝内部的“八王之乱”延续了十六年，到了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毒死了晋惠帝，另立惠帝的弟弟司马炽为晋怀帝。外部的“五胡乱华”也开始了，司马炽的怀帝才做了六年，就被北汉王刘聪俘虏了。刘渊、刘聪父子，本是北方的匈奴贵族，自称汉王。刘渊死后，刘聪继位开始进攻洛阳，先攻陷洛阳杀了晋怀帝，又攻下长安杀了晋愍帝。

　　西晋王朝，由司马氏阴谋篡夺曹魏政权开始，经过祖孙四代，总共才维持了五十一年，其结局比曹魏还要凄惨。西晋灭亡之后，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起兵作乱，前后一共出现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西晋的国都长安虽被攻陷，但南方还在晋朝掌握之中，于是北方的士绅贵族纷纷逃到江南避难。镇守建康（今江苏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挑选有名望的士绅一百零六人辅佐，于公元317年在建康即位，重建晋朝，称为晋元帝。为与司马炎建立的西晋相区别，历史上把这个朝代称为东晋。

　　两晋的历史，西晋五十一年，东晋一百零四年，共计155年。

　　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

　　东晋灭亡后的一百七十年时间里，出现了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南朝先后换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北朝的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东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代替，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南北朝。

　　东晋的晋安帝在位22年，被将军刘裕谋杀，继位的晋恭帝又被他毒杀。公元420年，刘裕篡位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是为宋武帝。南朝各代篡位称帝，都对前朝的子孙剪草除根，实是刘裕开的先例。

　　刘裕只做了三年皇帝，就病死了。七代六十年以后，传到宋孝武帝时，又被禁军统领萧道成照样翻版篡位，灭宋称齐。十四岁的幼主顺帝刘准被灭门之前，留着眼泪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

　　公元479年，萧道成称帝，建立南齐，是为齐高帝。南齐王朝也只经历了二十四年，就又被同宗的雍州刺史萧衍所废，改国号为梁，就是历史上吃素学佛的梁武帝。这位哲学家皇帝的政绩实在不高明，当时的北魏因为内讧，没有能力进攻南方，梁朝才有一个较长的安定时期。

　　梁武帝是个书生，他是文学家兼哲学家，他的长子萧统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昭明太子，编辑了流传后世的《昭明文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除了喜欢学做和尚以外，还没有太多的大过，寿命也活到86岁。只是忘记了“勿慕虚名而受实祸”的警告，把权谋当道德，错用了西魏的叛将侯景，被饿死在台城里。

　　接着萧梁篡位称帝的，是陈高祖陈霸先。公元557年，陈霸先在建康称帝，史称陈朝。登基之前，也照先例杀了先主萧方智，自己只做了三年的皇帝就死了。传到第五代是他的孙子陈叔宝，就是历史上荒唐得出奇的风流皇帝陈后主。当隋兵攻进台城南京时，他抱着美人张丽华、孔贵人跳井，最后被人放下绳子，将三个人一起拉了上来。那口水井，景阳宫井，也变成日后的南京胜景之一。

　　陈叔宝与南唐后主李煜，都是很不错的文学家、艺术家。他自作的名曲《玉树后庭花》，在民间广为流传。唐代诗人杜牧有感于此，写有《秦淮夜泊》的诗句，诗曰：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历五主，三十三年，如此灭亡。整个南朝的历史加起来，共计一百六十八年。

　　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

　　北魏本是北朝的鲜卑人拓跋圭建立的国家，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了十六国中最后一个小国北凉，统一了北方。长达一百多年，十六国纷扰的乱世才彻底结束。

　　三代以后传至拓跋宏，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魏孝文帝。孝文帝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认为要巩固北魏的统治，一定要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改革本民族的陋习。他首先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到洛阳，又实行汉化政策，例如：改说汉语、改穿汉人服装、改用汉姓、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等。北魏皇室本姓拓跋，孝文帝带头改姓为元，故此这里称作“北元魏”。

　　孝文帝以后，北魏开始衰落。至魏孝明帝继位，因为年纪太小，由他母亲胡太后临朝辅政。胡太后专横奢侈，但迷信佛教，因此北魏时期，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石窟，雕凿佛像。云冈石窟（山西大同武周山）建成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开凿了三十多年，现存洞窟五十三个，佛像五万一千多尊。龙门石窟（洛阳龙门山），始建于北魏时期的孝文帝，直至隋唐时代才告完成，历时四百多年。现存洞窟1300余个，佛像九万多尊，高度表现了古代的雕塑艺术水平。

　　其后北魏内部发生大乱，大权落到高欢和宇文泰手里。公元534年，魏孝武帝逃到长安投靠宇文泰被杀，宇文泰另立了魏文帝；与此同时，高欢立了魏孝静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从此，北部中国分裂为两魏：建都在长安的叫西魏，建都在邺城的叫东魏。所以这里才说“北元魏，分东西”。

　　公元550年，东魏高欢的儿子高洋篡位，建立了北齐，也叫高齐；公元557年，西魏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篡位，建立了北周，又称宇文周。北齐和北周又互相攻战，乌烟瘴气。北周武帝要大量招兵备战，但境内十分之一的人口是僧侣，当然不少人是为逃兵役出家的，于是决定“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周武帝下令，销毁佛经佛像，勒令僧侣还俗，寺观的财产一律没收充公，这就是历史上的“周武毁佛”事件。

　　北齐的几位皇帝，都是荒淫残暴，到了齐后主更是不理政事。他是个弹琵琶的高手，自弹自唱“无愁曲”，自号“无忧天子”。但北周大军攻来，片刻之间北齐就土崩瓦解了。

　　公元557年，北周武帝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周武帝死后传至周宣帝，周宣帝死后，他的岳父杨坚就篡了静帝位，于公元581年，建立了隋朝，是为隋文帝。但是杨坚不应该灭了前主宇文氏的全族，这个恶因致使隋朝的天下仅维持了32年，又被宇文化及所灭，应了“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因果律。

　　从公元316年西晋灭亡算起，经过二百七十多年的南北朝时期，中国至隋朝才又重新获得统一。

　　迨至隋，一土宇，不再传，失统绪。

　　中国历史上，能够以短短几十年影响后世千百年的王朝，只有秦与隋。隋朝开国的隋文帝杨坚和继位的隋炀帝杨广，都是历史上的明星皇帝。杨坚出生在陕西冯翔县的般若寺，由尼姑智仙抚育长大，13岁还家，15岁袭车骑大将军，20岁继承父爵，晋封隋国公。但促使杨坚下决心篡位称帝的，却是妻子独孤氏的名言“骑虎之势，必不得下”。

　　杨坚的父亲杨忠与岳父独孤信本是生死挚友，独孤氏小杨坚14岁，所以隋文帝是历史上成了名的“惧内”皇帝。最后还是听信独孤皇后和次子杨广的蛊惑，废掉长子杨勇的太子位，改立杨广为太子。独孤皇后死了不到三年，杨广就杀了病中的父亲，自己继位做了皇位。隋文帝杨坚在临死之前，才后悔过分听信皇后的话，受了儿子的欺骗，便捶床叹息说：“独孤误我”！但是为时已晚。

　　隋炀帝杨广初登大宝，踌躇满志，作诗说：

　　“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迫人来”。

　　杨广是个荒淫出了奇的人，他杀父弑兄、奸母淫嫂，无恶不作，还经常自负地引镜自照，摸着自己的脖颈说“好头颅，谁当斫之”？

　　暴君杨广也还办了几件好事：一是在洛阳建了一座新都城，东都；二是开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全长四千里，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无休止的劳役和赋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公元612年，杨广调动大兵113万、民夫300万，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大败，全国震荡，流寇四起，隋王朝的统治坐不稳了。

　　杨广不断派兵征剿，并亲自坐镇江都（苏州、扬州）指挥。他身边的禁卫军将士，多是陕西关中地区人，眼看跟着隋炀帝没有生路，无不想开小差回家。将军宇文化及利用这个机会，发动兵变，把隋炀帝杨广抓了起来。杨广对监视他的人说：“我何罪之有？”军士们说：“你相信奸邪，拒绝忠告，穷奢极侈，发动战争，使男子死在战场，妇儿走上绝路，这就是你的罪。”

　　隋炀帝无话可说，自己解下汗巾被勒死了。统治中国的隋王朝，只传了两代三十八年就宣告灭亡了。后世学者，习惯以“隋唐”并称，因为隋朝的历史太短，实在是三百年李唐王朝的过渡期。唐朝不是以阴谋篡位得的天下，而是像汉初一样，是以武功实力开国立业的。

　　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

　　李渊的祖父李虎，本是北周的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渊的母亲与独孤皇后又是姊妹，所以李渊与隋文帝的关系甚密。李渊六岁就承袭唐国公的爵位，十六岁做了杨坚的贴身侍卫，千牛备身。文帝一朝，李渊先后做过谯州、陇州、祁州刺史。隋炀帝时又从荥阳、娄烦两郡太守提升为殿内少监、卫尉少卿。

　　公元617年，杨广派李渊到太原去当留守。太原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加之城池坚固，素有“中原北门”之称，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有隋一代北拒突厥的屏障。李渊有四子，第二子李世民其时十八岁，有胆有识，慷慨好客，结交了不少豪杰异士。

　　就在隋朝的江山岌岌可危之时，有术士禀奏杨广，龙门地区发现十分明显的“天子气”，其气厚重，一直蔓延到太原。接着又奏报有李姓者将冲犯大宝。隋炀帝格外重视，于是在太原设立避暑的汾阳宫，又大开杀戒要将李姓人杀光。不少姓李的高官重臣都没能幸免，如权贵李混的家族就无辜被灭。李渊仗着与杨家沾亲，才躲过这一劫。

　　李渊本来胆小，对反隋一事犹豫不决。李世民就与杨广的两个妃子设计胁迫，李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起兵反隋，大骂李世民说：“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为解决后顾之忧，首先采取李世民安抚突厥的计策，并取得突厥可汗的支持。北方安定了，李渊自称大将军，由李建成、李世民任左右领军大都督，直逼隋都长安。在关中诸路义军的配合下，唐军渡过黄河，集中二十多万大军把长安围了个水泄不通。

　　李渊攻下长安以后，立炀帝的孙子，十三岁的杨侑做个挂名的皇帝，而远在江都的隋炀帝则成了一文不值的太上皇。这一策略高明得很：立个傀儡皇帝，敌对势力就没有讨叛的借口；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就取消了他的合法地位。

　　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二十日，李渊在起兵反隋一周年之际，废黜隋恭帝杨侑，自己登基称帝，建立唐朝，年号武德，是为唐高祖。

　　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

　　前面提到，李世民设计用酒灌醉了李渊，使他在昏昧中奸污了隋炀帝在晋阳行宫的两个妃子，迫使李渊不得不听从他的主意。这一动心用意，埋下了李唐王朝后世的屡次“女祸”之变，造成晚唐时期军阀专权的藩镇之乱，始终没能逃出历史的因果定律。

　　唐王朝在玄宗时代达到极盛，就是所谓的“开元之治”。其后就发生了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大唐的国势自此由盛转衰。到了唐朝后期，经过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朝政越来越混乱。唐宣宗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皇帝，也没能改变这个局面。唐宣宗死后，继位的懿宗李漼、僖宗李儇，更是奢侈糜烂，腐朽透顶。

　　此时，唐王朝的统治权已经名存实亡，各藩镇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不断扩充势力，争夺地盘，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和宣武（今河南开封）节度使朱温。朱温的原名叫“朱三”，本是无恶不作的地痞，以后跟随黄巢起兵造反。黄巢兵败，他见风转舵，叛变降唐，因镇压义军有功，被唐僖宗赐名“全忠”。

　　唐僖宗死后，其弟李晔继位，是为昭宗。唐昭宗不满宦官乱政，动手除宦失败，竟被宦官软禁起来。朱温于是以勤王除宦为借口，趁机将昭宗挟持到洛阳。唐昭宗还想秘召各地的藩镇来救他，但救兵还没到，就被朱温给杀了。十三岁的李祝被立为傀儡皇帝，就是昭宣帝。

　　公元907年，朱温废了唐昭宣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唐朝历史就此彻底结束，从李渊创国基开始算起，李唐王朝传了二十代，共计二百九十八年。

　　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

　　从朱温建立梁朝开始，中国北方前后换了五个王朝——梁唐晋汉周，为与前朝有别，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南方和巴蜀地区也有九个称帝、称王的割据政权（前蜀、吴、闽、吴越、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加上北汉一共是十国，所以这一时期又称为“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的寿命都很短暂，五代沿续了五十三年，十国七十七年，加来只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其存亡兴衰各有其因由，所以“称五代，皆有由”。

　　朱温建立后梁朝，在位仅六年就被自己的儿子所弑。另一个儿子友贞继位十年，史称后梁末帝。接着，便是后唐主李存勖，沙坨郡（今新疆境内）人，史称为胡人。实际上他的祖先早已是汉化的西北民族。他因袭其父李克用的晋王爵号，打出为李唐复仇的大旗，破契丹、灭朱梁，统一了北方。李存勖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唐，建都洛阳，为“后唐庄宗”。可惜，这位爱唱戏的票友，庄宗好景不长，当了三年的皇帝却死在伶人（戏子）手里。

　　继他而起的，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尊他为明宗是因为他确实高明。史载，明宗“每夕于宫中焚香祝天曰：某（我）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李嗣源能有这种存心，不要说五代时期的帝王中无人可比，历史上也找不出能说出此话的第二人。但到了明宗之子，唐末帝李从珂手里还不到三年就亡国了。后唐的历史，从李存勖称帝开始算起，只有十三年。

　　跟着称帝的，是历史上有名的“儿皇帝”石敬瑭。他本是李嗣源的女婿，因与唐末帝不合投靠了契丹，借契丹兵灭了后唐，建立后晋。石敬瑭甘心拜契丹国主为“父皇帝”，并将雁门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造成宋朝开国以后，黄河以北成了辽金元三朝的根据地，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对峙的局面，而有宋一朝梦想了三百年，始终都没能收复。但是石敬瑭的后晋也只有十二年的时间，就转入他的部将刘知远手中。

　　刘知远在太原称帝，赶走契丹人，定都汴京，改国号为后汉。刘知远只做了十个月皇帝就死了，他的儿子后汉隐帝刘承祐即位以后，发生了动乱。汉隐帝派人刺杀大将郭威，激起郭威兵变，结果是郭威篡位称帝，改国号为周。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三帝，都是沙坨人，只是氏族不同而已，故此在历史上称他们为“沙坨”胡人。

　　周太祖郭威称帝三年就死了，由于没有儿子，于是由他的养子柴荣，也就是皇后柴氏的内侄继位，称为世宗。柴荣精明干练，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后周的国力不断增强。公元959年，周世宗在位六年，死于征辽途中，由只有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是为周恭帝。

　　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

　　周恭帝即位，提升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禁军部队的统帅），要他出兵抵御北汉国与辽朝的侵扰。大军离京城仅仅二十里，就在陈桥驿发生兵变，据说将士们把早已准备好的黄龙袍加在赵匡胤身上，强迫他做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周家柴氏的孤儿寡母没有办法，只好拱手让位。

　　赵匡胤改国号为宋，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是为宋太祖，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又用了十三年时间，灭了南方五国，但对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和云南大理，始终无力统一。其后由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继位，是为宋太宗。赵匡义虽然也是在军旅中长大，但比他哥哥还酷爱读书，史书上记载：他在“兵间二十年，手不释卷”。征战中总有十几匹马，为他驮书。中国文化中有两句最有名的成语“开卷有益”和“宰相须用读书人”就是他说出来的。

　　赵匡胤开国称宋，只做了十六年皇帝就死了，他的死一直是历史上的疑案之一。所谓的“烛影斧声”，便说明他在临死前与弟弟赵匡义有争执，有人怀疑他是被赵匡义逼死甚至气死的。史书上记载，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临危的时候，当着辅相赵普对赵匡胤说：“你能够轻易地取得天下，是因为柴家（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倘若后周有老成的后代做皇帝，你哪里有这个机会？所以你死后应该传位于弟弟赵匡义，匡义再传给你的三弟匡美，其后再传给你的儿子赵德昭。只有老成的人继位做皇帝，才是社稷之福”。赵普记录了这段话，并在末行签了字“臣普记。藏之至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但赵匡义并没有遵照母后的遗嘱，将帝位传给兄弟、侄子，而是传位给自己的三儿子赵恒（宋真宗）。宋真宗采取金钱外交的弱国政策，对辽金元低首自卑，才有后来的靖康之耻，徽宗、钦宗双双被虏，囚死在金人的“五国城”。接着就是康王赵构南渡，终于又在江南杭州重建朝廷，史称南宋，是为南宋高宗。

　　纵观中国历史，三代以上是以德化民，用文治平天下；三代以下，是以“止戈为武”的武功平天下，然后再事治国。“功德并用”“恩威并济”始终是传统儒道文化的帝王之道，而赵宋天下在建国之初，就用“黄袍加身”“陈桥兵变”的手段巧取豪夺，非以正义之师统一中国。立国之后又不彻底地恢复北方失地，从此便偃武修文，妄图以金钱议和，媚敌自保。致使朝分两宋，赵家的帝王成为“守文弱主”，实是祖先诲淫诲盗，咎由自取种下的恶因。

　　两宋一共传了十八代，历十九帝，共计319年历史。其中，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南宋是一百五十二年。

　　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

　　在南北宋时代，中国北方已经先后兴起了辽、金两个王国。辽国是契丹族，金国是女真族，他们并不是入侵中国的外族，而是早已归化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在文化教育上，仍然是以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为主，佛道两家为辅的华夏文明。

　　建立辽国的是耶律阿保金，他在北京（古称东丹）建立了辽国。金族姓完颜，完颜阿骨打在圣京（今沈阳）建立金国。辽国的历史有二百一十年，金国支持了一百一十七年，以后金灭了辽，元又灭了金。到元世祖忽必烈，元兵南侵，先与南宋军队配合，灭了金国。

　　公元1271年，忽必烈称帝，改国号叫元，是为元世祖。元世祖借口南宋不执行和约，派元兵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宰相贾似道向元求和，反而促使南宋早亡。襄阳城在被围五年后，终于被元兵攻破，元兵乘胜南下，进逼临安。

　　公元1276年三月，元军逼近临安东郊，文天祥主张与元兵决一死战。但南宋王朝已决心投降，宰相陈宜中又趁机逃跑，不得已让文天祥以右丞相的名义与元人谈判。文天祥到元营后，始终不屈服，以后被押解到元大都，囚禁四年后死在那里，留下《正气歌》汗青千古。

　　四岁的小皇帝恭帝赵显与皇太后请降，也被虏往元大都。赵显北去，南宋亡国。依稀中与赵匡胤逼迫后周柴氏孤儿寡母退位没有两样。后人有诗曰：

　　忆昔陈桥兵变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二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

　　恭帝的两个哥哥，九岁的赵昰和六岁的赵昺逃到福州。赵昰即位，为端宗，但不久就死于逃难的海船之上。张世杰和陆秀夫等朝臣又拥立卫王赵昺继位，转移到厓山（今广东新会南）继续抗元。

　　元军分为四路，围攻宋军水师。潮落的时候，元军从北面冲击：潮涨的时候，元军又顺势从南面进攻。宋军两面受敌，勘勘招架不住。左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随即背着赵昺跳海而亡，杨太妃也赴海而死。

　　公元1279年二月，元朝统一了中国，宋世彻底宣告灭亡。

　　莅中国，兼戎狄。九十年，国祚废。

　　公元1206年，蒙古各部落首领在斡难河（今鄂嫩河）边集会，公推铁木真为蒙古大汗，即成吉思汗。汗汉同音，有仰慕汉王朝的意思。

　　成吉思汗打败了金朝，兵力更强大了。公元1219年，有一支蒙古商队受成吉思汗派遣到西方去，经过回回国（花剌子模，即今里海、咸海一带）遇害。成吉思汗闻讯大怒，亲率二十万蒙古大军灭了回回国，又继续向西逼近印度，占领了现在的中亚细亚各国。前锋部队一直打到欧洲东部，大破欧洲联军；又打到伊朗北部，灭大食国，才班师回国。元朝的中国版图，是有史以来最广大的，南至台湾，东到东海（几次渡海征日本都未成功），西至多瑙河，北到沙漠，兼并了诸多的种族，所以称“莅中国，兼戎狄。

　　蒙古人征西作战，立功行赏都要数人耳朵，所以士兵的马背上都驮着成麻袋的人耳朵。欧洲人想起这段历史，就咬牙切齿的称东方人为“黄祸”，并与中国龙的图腾联系在一起谬论连绵，形成对东方人和中国文化的偏见。

　　蒙古人所以能西征东讨，无往不胜，是因为蒙古军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兵种，铁骑。这种经过严格训练的骑兵军团，可以压倒性的优势歼灭地面上的陆军部队。穷兵黩武的元朝只传了十代，九十八年的历史，最后亡在元顺帝手里，应了老子“兵强者死”的名言。

　　元朝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却是毁灭性的。蒙古人与辽金两个民族不同，本来就没有文化基础，又没受到华夏文明的熏陶，所以忽必烈一到西藏，就被藏传佛教的文明惊呆了，尊十五岁的藏僧八司巴为国师，并请他制作蒙古文字。统一中国以后，更是与西藏喇嘛一起共治中国，还将大小喇嘛分派到中国各地进行教化，搞得民怨沸腾，致使有明一代彻底铲除藏传佛教，中原密宗东流日本，史称“东密”。好在忽必烈时代有一个金国的遗贤耶律楚材，与一个和尚出身的汉人刘秉忠，二人都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才使得蒙古人渐渐受到儒家文化的熏习。

　　忽必烈死后，由他的三儿子铁木耳“元成宗”继位，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那篇封号的文章“制诰”，更是胜过历代敕封孔子的“诏书”，诰云：

　　“制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可加大成至圣文宣王。遗使厥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为圣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但是元朝宫廷多数的朝臣和族人，仍是信奉喇嘛教，因此元顺帝时才有韩山童的白莲会，宣传天下大乱，弥勒佛下凡救世。跟着便有方国桢、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等趁时而起，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都金陵。

　　明太祖朱元璋是继刘邦之后，历史上第二位平民皇帝，所不同的，刘邦是布衣登帝位，朱元璋则是和尚做皇帝。但他没有刘邦的豁达大度，也没有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因此有明一代虽也是山河一统，但远远没有汉唐开国的规模和气势。

　　朱元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贫民家庭，祖上世代务农，童年孤苦无依以讨饭为生，备受世人的白眼和欺凌，形成其后仇恨多疑、刻薄寡恩的作风。朱元璋十七岁上出家皇觉寺，才两个月就由于“寺僧以岁饥罢僧饭食”又出去讨饭化缘，直到三年后才又回到皇觉寺。追忆这段经历时，朱元璋说：“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25岁时朱元璋投军，与徐达、汤和、周德兴等放牛时的伙伴一起，金戈铁马，北战南征。元大都被攻破，元顺帝携妻将子，逃向漠北，元朝至此灭亡。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定都金陵（南京），年号洪武，史称明太祖。从朱元璋定都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金陵是明朝53年的国都，朱元璋曾用21年的时间修建南京城墙。金陵在历史上称为六朝古都，三国时期孙权据长江之险在武昌登基后，迁都金陵，成为首位在金陵建都的人。此后司马睿在此建立东晋政权，称作建康。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在建康定都。南唐将金陵改称江宁府，明朝建都后将其改称为南京。

　　朱元璋的最大缺陷就是“不学无术”，虽然他勤奋地读书一阵，但根本学识始终没有脱离在皇觉寺为僧时的知识范围。因此他缔造的明朝的政治体系中，官职的设置仍然沿用丛林寺院的僧职，如督察院、都检、统领等。在心理上，由于出身的关系，朱元璋始终有一种隐隐的自卑感，致使朱元璋登基以后，总想找出一个声名显赫的祖宗作自己的背景，于是想到了朱熹。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朱元璋问理发的朱司务是否为朱熹的后人。谁知那个理发匠却说：我有自己的祖先，我虽姓朱，但与朱熹却没有关系。为什么要认他做祖先呢？朱元璋听了很惭愧，就打消了认朱熹作祖先的念头，但开科取士的标准定为朱熹的《四书章句》却始终没有动摇过。

　　迨成祖，迁燕京。十七世，至崇祯。

　　公元1398年，朱元璋死了，太孙朱允汶继皇帝位，改元建文，是为明惠帝。朱元璋开国后，一直对异姓功臣深怀疑忌，所以军事大权都在朱氏诸王手中，尤以燕王朱棣为最。朱允汶为了解除诸王“尾大不掉”带来的威胁，一登基就开始削番。先从朱棣的胞弟朱肃下手，逮捕了几个朱姓王并将其废为庶人。又下令诸王不得节制文武官吏，进一步限制了诸王的权力。就在要削除燕王朱棣的权力时，朱棣趁机起事，酿成为期四年的“靖难之变”。

　　公元1403年，朱棣登上皇帝的宝座，改元永乐，定都北京，是为明成祖。至于朱棣为什么要迁都燕京，有几个历史原因。其一，燕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是他作燕王时的封地和府邸。其二，“靖难之变”中，朱棣曾在南京大肆屠戮，杀人数万之众，史称“瓜蔓抄”，因此不愿意住此血腥之地。其三，蒙古人虽北遁大漠，但还在蠢蠢欲动，北方尚有战事。而历史上建都南京的王朝无不带有偏安性质，不是有作为的帝王所居之地。1406年，朱棣明令迁都，次年开始修建北京城，历时十三年才告竣工。

　　明朝三百年是朱姓与宦官共有的天下，明太祖、成祖之后的十五个子孙皇帝无一不是被太监所控制，几乎找不出一个对社会文化有贡献的君主。倒是出了几个偏才：英宗朱祁镇如果不做皇帝，专学天文，可以成为名家；神宗朱翊钧，嗜财如命，如果专学经营，定可以发家致富；熹宗朱由校爱作木匠，如果专习土木工程，应该大有可为。但他们不幸当了职业皇帝，反而在历史上劣迹斑斑。而明代的文运，从朱元璋开始就既不尊重相权，又不重视文臣学者，致使万历后期的太监头子魏忠贤大兴党狱，随便定罪杀戮儒臣学者。直至李自成的民兵入京，崇祯自杀，清兵入关，结束了朱明与太监共天下的历史。

　　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国，传了十六世，历十七帝，到崇祯皇帝朱由检结束，共计两百七十七年。其后虽有五王复建南明，毕竟大势已去，所以仅苟延残喘了十六年。

　　权阉肆，寇如林。至李闯，神器焚。

　　明朝由兴而衰、由盛而亡，也是重蹈元朝的覆辙，蔡东藩总结为“骨肉相残、权阉迭起、奸贼横行、宫闱恃宠，以及流寇殃民”五条，尤以“权阉肆，寇如林”为最甚。

　　宦官专权是明朝的特点之一，而且愈演愈烈，例如英宗时的王振，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其中，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人称“八虎”，已甚为嚣张，魏忠贤更是成立了万人组织的宦官武装，将厂卫（特务组织）的罪恶登峰造极，使明王朝的政治腐败到极点，其结果必然是民不聊生，流寇四起。在流寇中最成气候的就是李闯（李自成）。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因家贫投为驿卒，驿站解散以后，无处存身，参加了民军。后与刘宗敏、李信、牛金星等人联合起来，又有张献忠的呼应，攻城掠地，势不可挡。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进北京。怀宗朱由检至此还有太监曹化淳守城，不想曹化淳献城投降了。京城一破，朝臣散尽，怀宗皇帝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王成恩。崇祯见大势已去，命后妃等自缢殉国，又剑伤长公主，自己跑到煤山（今景山），咬破手指，留下血书遗诏：

　　“朕凉德貌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此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

　　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于煤山寿皇亭投缳自尽，时年三十五岁，太监王承恩与帝对缢。

　　李自成占据京城，在武英殿称帝，国号大顺。接着便严刑拷打前朝降臣，追胁金银宝物，使得已降之人复生反意，才有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勾结清兵，一片石大破李自成。李自成兵败，经陕西退至湖北，死于湖北铜山县九宫山。

　　其时清兵只占据中国的北方，江南的前明残部，继续拥戴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继位，改元弘光。督师史可法领兵抗清，无奈人心已散，回天无力。史可法战死在扬州，福王朱由嵩被俘，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彻底灭亡。

　　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

　　清太祖福临就是入关称帝的顺治皇帝，他的祖父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为女真族人，建立了后金。顺治的父亲是皇太极，他在圣京（今沈阳）称帝后，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顺治皇帝福临是皇太极的九儿子，即位时年仅六岁，不得不由多尔衮摄政。正当清廷孤儿寡母当政的危机之中，适逢吴三桂乞师，清廷趁势乘时而起，由吴三桂为先驱，名正言顺地入关称帝。

　　满族人自认为与大明并无夺社稷之仇，满人入关是因为李闯灭明，汉人无法收拾残局才请清兵入关的。所以满清入主中原，打着“仰承天命，吊民伐罪”的旗号，又修复被李闯烧毁的明陵，为崇祯皇帝发丧。这就是此处说的“膺景命”，也就是顺应天命的意思。

　　福临在北京登基称帝之时，除了京北以外，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尚未被清廷统一。除李自成、张献忠的残余势力外，南方还有南明的临时政权存在，各地反清复明的征战皆未平息。所以顺治在位的十八年时间里，全国都还兵荒马乱，干戈未息，清室皇权还处在安危未定的局面之中。入关前后的八旗子弟，全数不过四万人，加上科尔沁蒙古的蒙旗在内，总兵力不足十万。“靖四方，克大定”的功绩，是以汉人汉军作为代理战争的先驱，利用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藩王才平定了南方，统一了中国。

　　所以当郑成功在台湾率水师十七万北上，克镇江、围南京声势浩大，清廷已做好不得已出关退守的准备。郑军因天气变化，天时不利，加上策划指挥不力，再之与郑成功对垒的又是汉军，造成郑军败走，反成败局。

　　到了康熙一朝，除鳌拜、平三藩、定北疆，中国才真正安定下来。在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安定，是清朝最鼎盛的时期。道光以后，则一代比一代弱。自顺治入关至宣统退位，满清共传了九代十帝，共计两百六十七年的历史。

　　廿四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

　　悠久的中国历史全都在此浓缩介绍了，它详细记载了一个朝代是如何从治到乱，如何从兴旺走向衰亡的。历史绝不是一些消逝了的东西，至今仍伴随着人类的影子，后人以历史为证，以道德与良心来审视昨日与今日的人和事。

　　西方的思想家可能看不起中国的文化传统，但对中国古代的史学，无不肃然起敬，黑格尔就是一例。因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学是世界上其他文明国家无法比拟的，我们有二十四正史，有《通鉴》、《续通鉴》，有十通、有实录、起居注等详尽而丰富的史料。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二十四史是一套最系统、最完整的史书，上自伏羲氏，下至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结束，如果再辅以清代的《清史稿》就是二十五史，是一套完整的中国古代史。不过《清史稿》是待定的史稿，还没有最后定稿为《清史》，所以中国的正史只有二十四史。

　　历史像一面镜子，清清楚楚地映照出过去和现在的美丑妍媸、是非善恶，揭示出因果循环的大道理。只有明白了“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个原则，才能够做到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对此并不完全相信，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读懂历史。清朝的历史距离我们最近，宣统退位至今不过八十几年。1644年明朝灭亡，明将吴三贵引清兵入关。其时皇太极已死，清世祖顺治皇帝只有六岁，他的母亲就是孝庄皇太后。孤儿寡母带着四十万清兵，入主中原，定都北京，逐步统一全国，使清朝在十八世纪后期，成为当时亚洲东部最强大的帝国。到了一九一一年，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宣统三岁登基，在皇帝位仅三年清朝就灭亡了。

　　大清国入主中原，是寡妇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开始的，清朝结束的时候也是寡妇太后带着一个六岁的小皇帝，由此可见，历史怎么开始的还怎么结束，一丝一毫都不差。只是我们的寿命太短，看不到267年这个因果循环的全过程，但是清朝的历史存在，我们可以通过这段历史来认识这个因果循环的道理。

　　再往前推到宋朝，宋朝开国的皇帝是宋太祖赵匡胤，他本是后周世宗柴荣手下的高级军事将领，手握兵权。959年柴荣死了，七岁的幼子柴宗训继位，还有一个寡妇符太后。随即在960年正月就发生了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拥兵还朝，逼着小皇帝让位给他，建立了宋朝。到了南宋末期，元将伯彦引兵渡江，势如破竹，小皇帝帝昺只有八岁，被元兵追逐到了广州外海的崖山，最后由左丞相陆秀夫背着跳海而亡，还剩一个老太妃在船上，眼看没有希望，也赴海死了。正应了元朝统帅伯彦拒绝宋使的一句话，“汝国得诸小儿，今亦失诸小儿”。果报昭彰，因果不爽，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重演的，种什么因一定得什么果，因果循环的规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

　　前面已经讲到，读历史要注意史料的可靠性，前朝的历史都是后朝人编定的，是否靠得住大成问题。现代史更成问题，董希文的一张“开国大典”油画，本来再现的是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的历史瞬间，但是57年画面上将高岗抠下去，67年又将刘少奇抠下去，80年代又全部再复原回来，这哪里还是历史。所以孟子才说：“尽信书（尚书），不如无书”。

　　仅读史书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参考实录、十通、帝王起居注、历代奏议等具体的史料，就可以通晓古今，好象亲眼看见一样，也就不会以偏概全了。这里虽然只提到了实录，我们要由此联想到其他的相关史料。

　　实录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大事记，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实录，按时间顺序概括地记述了本朝发生的大事件，以及帝王参加活动的情况。最早的实录就是写《千字文》的周兴嗣记述的梁武帝的《梁皇实录》。现在保留最完整的是《明实录》和《清实录》。

　　此外尚有三通，是古人学习历史的必读书，就是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记述史实的体例各不相同，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多方位的了解历史。以后又有了《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但只续到明朝。清代人又编了《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合称九通，再加上《续清通考》就是十通书，在史学上是极为重要的。

　　历朝的奏议，相当于现代报纸的社论，在当时是由大臣们提出的建议和报告。为什么要提出建议呢？因为要奏议的事情一定有问题，否则就不会再提出建议了。帝王起居注，专门记录了帝王每天的衣食起居，参加的各种活动和会见的客人，以及相关的主题与结论，一条一款，不厌其详。今天清宫皇史宬里收藏有清代十位皇帝完整的起居注，从每日的食谱到戏单，为我们了解具体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可靠可考的史料。由此可见，绝对不能只读历史，一定还要参考求其他的资料，才可以了解历史的全貌，避免以偏概全。

　　这样一来，历史就变得很繁杂了，哪里还读得过来呢？因此我们读历史一定要有次序，知道以何种史学著作为主，知道先读什么后读什么。中国的史书主要分为通史和国史，通史是从头讲到尾，国史只讲一个朝代。通史当然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好，它上接《左传》下至五代，记述了宋以前1360多年的历史。但因其分量太大，朱熹又著了《通鉴纲目》，清末流行的《御批通鉴辑览》和《纲鉴易知录》都是很好的简化通史课本，现代人著的史书能否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就很难说了。

　　从著书顺序上看，《史记》是记传体的通史，《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国史，这四部书写得最好，不但文理文采好、记述的事实清楚，内容也最为精要恰当，能把这四部史书读懂了，记述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脉络与方法就掌握了，二十四史也就一脉相承的自然顺下来了。

　　南怀老认为，我们读历史要注意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无法解决的两个的问题：一是统治阶级的治权，一是学术思想的权威。前者是古今中外帝王的大业，孟子称为“人爵”；后者是古今圣贤的千秋大业，孟子称为“天爵”。它虽然不能像帝王的治权那样煊赫一时，却拥有思想的威权和永久的价值，可以在无形中左右历史发展的趋势，孔子也因此被尊为“素王”。如果以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观点分判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的确是五百年一个周期。

　　第一个五百年是周代文化阶段，大约在公元前1115年至1079年，从周公的学术思想开始。因为周公整理了西周以前的中国文化，集上古文化之大成。而孔子的学术思想，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因此探寻儒家学术思想的渊源，必然追溯到周公。

　　第二个五百年是孔孟思想阶段，大约始于公元前571年至545年，这是孔孟思想的兴起阶段。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由此经列国，至秦汉，直至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术思想才正式占主导地位，正如司马迁所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

　　第三个五百年是自东汉末年三国之际，佛教传入以后，儒释道三家文化思想的大碰撞、大交变阶段。第四个五百年是隋唐文化阶段，儒释道文化由大交变到大融合，特别是文中子融会儒释道三家学术思想，影响初唐的文化思想颇深，为盛唐的文化鼎盛奠定了基础。第五个五百年是宋儒的理学阶段，出现了理学五大儒，他们的学术思想替代了隋唐时期禅宗五家宗派的盛势。第六个五百年是王阳明理学的权威时期，第七个五百年是清代的经学与理学阶段，提倡朴学务实，经世济用的事功学问，鼓吹民族正气与良知，直接影响到辛亥革命和后世的建国方略。

　　时至今日，我们的历史文化与学术思想又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变，中西文化思想的大碰撞，使我们吃尽了苦头，所以传统文化与学术思想又在复活，必将重现于世形成新时代的文化精神。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以来，五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宋儒张载的名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第四讲

　　《三字经》的前几部分内容，在综述了教育的意义、目标、教学的内容和次第以后，进入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谈的，是如何将教育的内容完全落实下去，变化成求学者思想与行为的一部分。教育的其他环节虽然重要，但毕竟还都是外缘，教育的主体是受教育者，学生本人才是教育的最终受益者。

　　所以《三字经》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求学者在读书求学进程中，应该遵守的方法和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同时还介绍了多个古人苦读求学的故事，以激励后学者的斗志，提高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人有肉身就会好逸恶劳，所以人都是有惰性的。人生如果没有远大理想、没有追求，生命的活力就没有了。读书求学也是同样道理，不是硬逼着，很少有人主动认真地求学。俗话说：“人是懒虫，不逼不成”，古代的老师有戒尺、有板子，用意就是要强迫学生把自觉性培养起来。等到读书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到了这个阶段老师反而要劝你，不要用功太过，要注意劳逸结合了。

　　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有所谓的“苦读”与“乐读”两种，这一部分讲的“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就是苦读的代表。乐读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去读书，人沉醉其中，乐此不疲。正如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林语堂在《论读书》中也说：“流连忘返，始可深入，然后如受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

　　苦与乐本是一体两面，互为补充。苦能化为乐，乐也能变成苦，不可能一成不变。对于一个有志于学的人来说，乐读好，苦读也没什么。只要做好心理准备，就能够使“苦”变为“乐”。正如梁启超所说：“趣味总是慢慢来的，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

　　下面请看原文：

　　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

　　这几句话很重要，讲的是学习方法和提高学习效率的三个关键，就是《弟子规》中也谈到的“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这是宋代名儒朱熹的经验之谈。朱熹曾对他的学生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朗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亦，眼口岂能不到者乎”？

　　三个关键的第一个是“口而诵”，现代语言就是“要读书不是看书”。古人读书有讲究五到的，就是“眼到、口到、耳到、心到、手到”，也就是这里说的“口而诵，心而惟”，口与心就代表了这“五到”。读书一定要“口而诵”，不诵怎么能叫读书呢？我们现代人改了称呼，叫“看书”，虽然一字之差，结果可完全不一样。“看”是泛泛地翻一翻、心不在焉地找点有刺激的东西看，读的概念则完全不同。

　　从现代科学的观点分析，人的大脑是记忆存储器，脑皮质有不同的分区：有语言中枢、听觉中枢、视觉中枢等等不同的功能区。道家早就说脑有九宫，每一宫都有一个神仙主管，我们听了一直以为是神话。实际上道家说的，正是大脑皮质不同的功能中枢。阅读只是大脑的视觉中枢在工作，换句话说，只刺激脑皮质的一个视觉功能区。如果眼、耳、口、心、手一齐来配合，脑皮质五个功能区同时工作，学习的效率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好几倍，这笔帐得会算。

　　第二个关键就是“心而惟”。惟是动词，有思考、思索的意思，心里面要反复思考，就是“心而惟”。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知识渊博，但是没有智慧的思想，所学的东西就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罔就是迷惑、茫然。相反地，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踏踏实实地学问地锻炼，自以为是，结果就会自误误人，很危险，这就是殆。

　　第三个关键是，“朝于斯，夕于斯”。白天也是它，晚上也是它，象《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一样，“茶里也是伊，饭里也是伊”。人做任何事情都要专一，象打井一样，选好一点就要深入下去，如此求学才能有所得。有任何疑问，先不要在外面寻找答案，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话头，“朝于斯，夕于斯”地诚心问自己，答案就出来了。这是佛家说的自悟，道家说的“无口先生”，是开发自己智慧的传统治学方法。

　　曾国藩在其《家书》中谈到：“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来而用之不竭乎？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三点教诲，并且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去，相信我们的智慧一定能够开发出来。

　　下面开始结合具体的事例，谈“业精于勤”的道理。

　　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

　　这里说的是孔子勤学的故事。孔子说过，“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有学而不知者”。即使是生而知之者还是要学习，有的人天分很高很聪明，但是不认真求学问，倚仗自己的天才胡作非为，就把自己给毁了。孔子是圣人，也还是活到老学到老，他曾向七岁的项橐请教问题，给后人做了好榜样。

　　项橐是春秋时期的神童，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问题，所以被后世尊为“圣公”。相传，孔子有一次与弟子们东游。待车马行至齐地纪障城的时候，大道边上有几个戏耍的玩童，有一童子立于路中不动。子路见状，停车呵斥道：“小孩子怎么不让车呢？碰到你怎么办？”

　　童子说：“城池在此，车马安能通过？”孔子探身道：“城在何处？”童子说：“筑于足下。”孔子下车观看，果见小儿立于石子、瓦片摆成的“城”中。童子问：“是城让车马，还是车马让城？” 孔子笑道: “好伶俐的童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

　　小儿答道：“我叫项橐，年方七岁。请教您是哪一位？”孔子答道：“我是鲁国孔丘”。

　　项橐惊道：“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孔夫子！那么我请教您三个问题，答的出来我就让城让路，答不出来就请绕城而过”。

　　孔子觉得项橐小孩很有意思，于是笑道：“一言为定”！

　　项橐说：“天地人为三才，夫子可知天有多少星辰、地多少五谷、人有多少根眉毛？”

　　孔子摇头说：“我还真的不知道”。项橐得意道：“我来告诉你，天有一夜星辰，地有一茬五谷，人有黑白两根眉毛。”

　　项橐再问：“请教什么水没有鱼？什么火没有烟？什么树没有叶？什么花没有枝？”孔子答道：“江河湖海，水中都有鱼；柴草灯烛，是火就有烟；没有叶不成树，没有枝又哪里有花呢？”项橐听后晃着脑袋说：“不对，是井水没鱼，萤火没烟，枯树没叶，雪花没枝。”

　　项橐又问：“什么山上无石？什么车子无轮？什么牛无犊？什么马无驹？什么男人没有妻子？什么女人没有丈夫？孔子逗他道：“啊呀，我还是不知道。”项橐又道：“土山无石，轿车无轮，泥牛无犊儿，木马无驹儿，神仙无妻，仙女无夫”。

　　孔子心中实在是敬佩这个七岁的孩子，于是向项橐行礼，绕城而过。这就是后世传说的“项橐三难孔夫子”的故事。

　　历史上确有孔子向项橐请教有关音乐问题的记述，“三难”则纯属传说故事。山东纪城碑廓镇东北八公里处有一山，名叫躲子山，传说项橐就是在此山避难时遇害的。

　　项橐三难孔子的故事盛传之后，各国诸侯都派人打探项橐的住处，以便为我所用。为避祸项橐就藏到山里，但被吴国、齐国的武士发现了。两国武士为争夺项橐打斗起来，吴人看劫持不成就将项橐刺死了，其时项橐年仅十二岁。

　　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

　　赵中令是宋朝的中书令（宰相）赵普，这段话讲的是赵普半部《伦语》治天下的故事。赵普与赵匡胤是小时候的同学兼朋友，他出身比较艰苦，少年时期没有好好读过书，以后跟随赵匡胤打天下。宋朝开国后，赵普历任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两朝的宰相，自称半部《论语》帮助赵匡胤打天下，另外半部《论语》帮助赵匡义治理天下。

　　赵普白天忙于处理国家政务夜晚则读《鲁论》，所谓“鲁论”就是鲁国通行的《论语》二十篇。据说每当遇到重大问题，赵普总是说：“明天再做决策。”晚上回家以后，他从箱子里面拿出一本书仔细地读，第二天准能够提出一个很高明的见解。

　　时间久了大家都很奇怪，觉得赵普家里一定藏有什么秘籍宝典，于是买通他的家人打探这个秘密。有一天，家人趁他不在家把书拿出来一看，原来是《论语》。可是谁也不相信，怎么可能是人人皆知的《论语》呢？

　　赵匡胤得知此事，亲自到他家来探问，赵普就把那本《鲁论》拿了出来。赵匡胤说：“此为朕幼年所习，如今卿家还在读吗”？赵普回答说：“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尽在其中”。宋太宗继位以后仍然想用赵普为宰相，有人说赵普的坏话，说他只能读《论语》。太宗如实以告，赵普说：“臣实不知书，只能读《论语》。我辅助太祖定天下只用了半部《论语》，尚有半部可以辅助陛下致太平”。故此“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句美谈。

　　赵普官至中书令尚且如此勤学，我们后学者如果敷衍塞则地混日子，就太不珍惜生命了。要知道富人的时间与贫人一样长，贵人的机会与穷人一样多，端赖你有没有寻找机会的能力，做没做好接受机会的准备。“天道酬勤”是中国人的一句古训，韩愈也在《进学解》中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宋太祖喜欢晚上穿了便衣到大臣的家中走走，因为与赵普一家人很熟悉，所以尤其喜欢到他家中串门。有一个冬天下大雪的晚上，赵普夫妻以为这样冷的天气，皇帝不会来了。不料有人敲门，皇帝还是来了。这一下可把赵普夫妇吓坏了，因为当时南方还没有平定，当天下午进贡送来一批东西，他还没有向上报，于是赶快奏明原因。

　　赵匡胤说：“没关系”，就在客厅转来转去。突然看见贡品中有吴越王钱俶送的十坛“海产”，宋太祖大感希奇，就问赵普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 宋太祖笑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快打开来看看！”坛子一打开，在场的人都傻了眼，谁也没料到坛子里面装的都是金子。

　　赵普吓得满头大汗，惶恐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没有打开，实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

　　宋太祖说：“既然如此，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们书生一手操办呢”。

　　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

　　西汉时候有个人叫路温舒，字长君，山西潞州人，小时候给人放羊，家贫没有钱买书。中国在汉以前，非世家没有藏书，非自己下功夫抄录，就无书传学。那时候还没有纸张，非绢帛皮简无以为书，所以家贫就自然没有书可读了。

　　路温舒放羊时经常路过一片池塘，他注意到池塘边上长的蒲草很茂盛，就背回家一大捆，截成与竹简一样尺寸，并将其编联在一起，然后借来《尚书》工工整整地抄到上面。

　　有了蒲编书，他就一边放羊一边读书。因为他精通汉书、熟悉法律，以后做了狱吏，最后官至临淮太守，成为西汉著名的法律专家。

　　“削竹简”的是西汉的公孙弘。他出身贫贱，二十多岁时曾经当过县监狱的小官，后因过错被免了职。公孙弘本来就不甘心平庸，因为家境贫寒只好替别人放猪。他五十多岁的时候，经常跑到竹林里把竹子削成竹简，把借来的《春秋》和各家的注解，抄在竹简上面。

　　古代的竹简是有尺寸要求的，分为长简和短简两种。长简二尺四寸长，短简缩短一半。“经书”都用长简，例如“六经”就必须用漆书写在长简上；短简则用于普通的子书，所以后世才有“说长论短”的成语。

　　每根竹简上写二十五个字，每个字约一寸大小，二十五根竹简用青丝绳贯起来为一编，也叫一篇。西汉时代还是用竹简，东汉以后发明了纸就不用竹简了。后世虽然有了纸张，但线装本的古书还是这个老规矩，每页纸二十五列，每列二十五个字，共六百二十五个字，几千年下来都没有变过。读过私塾、背过古书的人，老师一提第几页第几行，学生就知道了。古代著书相当不易，北方竹子少得竹简甚难，所以必须熟读强记不为功。

　　竹简削好了要杀青，现代叫烘干技术。古代用炭火将竹子中的竹汁烤出来，竹简才不会开裂。竹汁是青色的，一滴滴地流出来象汗珠一样，故称“汗青”。文天祥的诗句“留取丹心照汗青”，即是留名青史的意思。

　　西汉的路温舒和公孙弘，一老一小家贫没有书，还知道如此勤勉努力。我们有条件读书的人更应该珍稀自己的条件，千万不要自误。要知道条件随时都在变，机会转瞬即逝，人生匆匆而过，一定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机会和条件。

　　历史上的公孙弘与董仲舒齐名，都是汉武帝的丞相，也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奠基人。

　　公孙弘，表字季，齐地薛国（今滕州）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述了他以布衣而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的经历。肯定了他官高戒奢，躬行节俭，倡导儒学，有益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功绩；也肯定了他谏止征伐匈奴和罢通西南夷族，关心民间疾苦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指斥了他曲学阿世，“为人意忌”等缺失。

　　汉武帝即位以后，号召全国举贤，各地推荐上来的人才有一百多人，其中就有六十岁的公孙弘。汉武帝派公孙弘出使匈奴，希望能借贤良者之口说服匈奴不战而降。公孙弘一路看到的是百姓穷困潦倒，军士厌恶战争的实况。带着这种忧民思想，他的述职报告当然很不合武帝的心意。公孙弘很失望，就上书称病，免官回家了。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再次下诏举贤，地方官又推荐公孙弘。七十岁的公孙弘推辞说：“我是因为无能而被罢官回来的，再举荐我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坚决推举他，公孙弘推辞不下，只好再去长安。

　　这一次汉武帝封他为博士，又派他去西南视察民情。公孙弘出身贫寒，考察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忧心重重。视察报告又一次违背了汉武帝的本意，武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再召见他。因为直谏而接二连三地碰钉子，公孙弘开始认真地琢磨为人和为官之道，并对自己的言行做了一些调整。慢慢地汉武帝开始喜欢他了，几年后公孙弘官至左内史、丞相，封为平津侯。

　　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下面讲了几个古人苦读的故事，作为后学刻苦求学的榜样。

　　“头悬梁”的是晋朝人孙敬。孙敬，字文质，汉代信都（今河北冀州）人。好学，后入洛阳，在太学附近一小屋安顿母亲然后入学。他曾采杨柳为简，加以编联，用来写经，这是历史上“辑柳”的典故。《太平御览》上记载：孙敬“好学，晨夕不休”，常年闭门谢客，攻读诗书，人称“闭户先生”。他苦读诗书，常常通宵达旦，困倦得眼皮都睁不开了，就弄根绳子把头发绑起来吊在房梁上。打盹垂头的时候，揪一下头发就惊醒了，继续读下去。

　　孙敬凭借其独特的“头悬梁”的苦读精神，终能通今博古、满腹经纶，成为晋时知名的大儒。后人对孙敬的苦读精神极为敬仰，并将此与战国时苏秦“读书欲睡，引锥刺其股”的故事并谈，用以教育孩童。

　　战国时候的洛阳人苏秦，游说秦惠王，上书十次而游说不成。黑貂皮衣穿破了，百斤黄金用光了，回到家里“妻不下饪，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家里人都不理睬他。苏秦下了狠心，日夜苦读姜太公的《阴符经》，研究其中的奇谋策略。至更深夜半，头迷眼闭，但一想到自己所受的奇耻大辱，就拿一把锥子自刺其股，在大腿上扎一下，醒了以后再读。如此苦读，一年以后出山，说服六国联合抗秦，完成了合纵大计，自己也腰挂六国相印，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纵横家。

　　这二位古人都是从布衣位列卿相，名扬四海的，都是得自于刻苦追求与勤学不辍，这种刻苦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苦读固然重要，但还应该讲求学习效率。现代的教育理论就极不赞成“苦读”，林语堂在《论读书》中就批评苏秦的做法是“愚不可当”并且说“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但是这二位苦读的代表并非一无所成，苏秦“终以酬壮志，功名传千古”，孙敬最终也是学有所成。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自己的书不好好读，借别人的书却看得很快，因为要还给人家。可见人读书是有惰性的，非逼着自己读不可，自己原谅自己就懒散了。由此可见，“苦读”并非要不得。孙敬和苏秦的做法或可商榷，但苦读的精神是一定要学习的，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时刻激励小孩子立志苦学，懈怠散漫是难成大器的。

　　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缀。

　　“囊荧”的典故说的是晋朝的车胤，“映雪”讲的是晋朝人孙康的故事。他们虽然家境贫寒生活艰苦，却能立志苦读，没有因为读书的条件差就停止学习。唐朝李渤有诗说：“次兄一生能苦节，夏聚流萤冬映雪”。说的就是此二人的典故。曾国藩也说过：“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各者，不求珍异也”。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公安市）人，他的祖父车浚，三国时期作过东吴的会稽太守。因灾荒请求赈济百姓，被昏庸的吴主孙皓处死，此后车胤的家境就一贫如洗了。车胤立志苦读，太守王胡之曾对他的父亲车育说：“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因家中贫寒，晚上看书没钱点灯，他就捉些萤火虫放在纱布缝制的袋子里面，借着萤火虫发出的微弱灯光苦读。

　　在他父亲的指导下，车胤终于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生中做过吴兴太守、辅国将军、户部尚书等官职。唐朝杨弘贞、杨番、蒋防都著有《荧光照学赋》，均是谈车胤之事。

　　孙康，晋代京兆（今河南洛阳）人，晋秘书监孙盛的曾孙、长沙太守孙放之孙。孙康幼时酷爱读书，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他想夜以继日地攻读，可此时家道中落，没钱买油点灯。一到天黑，便没有办法读书了。特别到了冬天，长夜漫漫，他有时辗转很久难以入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白天多看书，晚上躺在床上默诵。

　　一天夜里，他一觉醒来忽然发现从窗外透进几丝白光。开门一看，原来下了一场大雪，大地闪闪发光使他眼花缭乱。孙康心中一动，映着雪光可否读书呢？他急急忙忙跑回到屋里，拿出书来对着雪地的反光一看，果然字迹清楚，比昏黄的油灯要亮得多！

　　整个冬天，孙康都夜以继日地苦读，从没有中断过。孙康砥砺求进，学有大成，终成晋时很有名望的学者，南朝宋景平年间官至尚书左丞相，封德阳县侯。

　　元朝初年，孙氏族人从河南龙门迁到浙江湘湖，以“映雪堂”命名孙氏祠堂，以记念祖先孙康“映雪读书”的事迹。

　　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如负薪”的典故，说的是汉武帝时代官拜会稽郡太守朱买臣的故事。《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

　　朱买臣未仕前，住在苏州城西穹窿山麓，因家贫又好读书，不得不靠卖薪度日。每次卖柴，他都是且行且诵古书，怡然自得。妻子崔氏见了觉得很丢人，跟他闹离婚。朱买臣劝说妻子：“我年五十当富贵，现己逾四十，俟吾富贵，当报汝功”。崔氏再也熬不下去了，就改嫁他人而去。

　　其后，经同乡严助推荐，朱买臣为汉武帝“说春秋，言楚词”。武帝大悦，封朱买臣为中大夫、文学侍从。朱买臣曾为武帝征伐东越出谋划策，后官至会稽太守。

　　朱买臣至会稽任太守时，“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就停车带回太守府中，供他们食宿。其妻十分差愧，自缢而死。元代有无名氏《朱太守风雪渔樵记》的杂剧，讲的就是朱买臣的故事。

　　今天，苏州穹窿山东铜岭下有一块高大的盘石，相传为朱买臣昔时的读书处，又称“读书台”。山上的拈花寺，相传为朱买臣故居的遗址。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朱买臣因弹劾御史大夫张汤不实，武帝怒而将其处死。

　　“如挂角”的典故，说的是隋朝李密的故事，他曾做过瓦冈山反隋义军的首领。李密，字法主，京兆长安人，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南），祖上是北周和隋朝的贵族。李密少年时代，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职。李密并不懊丧，回家后发愤读书，因以放牛为生，故此常坐在牛背上读书。

　　有一次，李密听说缑山有一位名士包恺，就前去向他求学。李密骑上一头牛出发了，牛背上铺着用蒲草编的垫子，牛角上挂着一部《汉书》。李密一边赶路一边读《汉书》，正巧越国公杨素骑着快马从后面赶上来，勒住马赞扬他：“这么勤奋的书生真是少见！”李密一看是越国公，赶紧从牛背上跳下来行礼。为此《新唐书·李密传》记载：“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

　　李密谈吐不俗，深深吸引了杨素。回家以后，杨素对儿子杨玄感说：“我看李密这个人的学识才能，都在你兄弟之上，将来你们有事可以与他商量。”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李密参与杨玄感起兵反隋。杨玄感兵败被杀，李密逃亡，后加入瓦岗军，人称魏王。李密发布讨伐隋炀帝的檄文，数说杨广的十大罪状。其中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话。意思是，用尽南山的竹子作竹简也写不完他的罪行，决开东海的水也洗不尽他的罪恶，为后世留下了“罄竹难书”的成语。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北宋时期，四川有一个名叫苏序的人，从小不爱读书，晚年却读起书来，还写了不少诗。苏序有三子，依序是苏澹、苏涣、苏洵。苏澹和苏涣都以文学举进士，苏涣更是进士及第。衰落的苏氏家族开始中兴，并为五代以来的眉州贡举破了天荒，读书风气为之一变。后来眉州出了学者千余人，苏氏一家确实起了示范作用。两个哥哥高中进士，对苏洵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力的鞭策，但苏洵还是游荡四方，不用功读书。十八岁上苏洵赴京赶考，名落孙山，十九岁结婚以后干脆就不再读书了。

　　苏洵的妻子程氏，是大理事承程文应之女，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颇有文化修养。她对苏洵的所作所为，非常忧心，常常为此闷闷不乐，担心她的夫君会从此断送了前程。苏洵也察觉到妻子的忧虑，开始悔其少时不学之过。二十七岁的时候，他终于幡然悔悟，终日端坐，奋发力学，不再出游。苏洵在二十九岁时再度赴京考进士，尽管他为人聪慧，辩智过人，但因其所学与科举考试要求的章句、名数、声律之学不合，结果还是没有考上。三十七岁时，宋仁宗举办特考，他再度赴试还是没有考上。就在此时，他在异乡接到父亲苏序的死讯，急急赶回家中奔丧，心中非常难过。

　　常人受到这样的剌激，通常都会放弃读书。但是苏洵却由此领悟到，人不应该为了考试而读书，故此绝意功名不再走此科举之路，开始为自己而读书了。苏洵毅然烧掉过去为考试而做的几百篇文章，重新阅读古书。他忽然发现不为考试而读书，书中的精华反而尽赴眼底，真正尝到了读书的乐趣了。

　　苏洵如此用功八年，前五年养精蓄锐，不写一文。五年之后，方才动笔将心中的所积所感一吐为快。他的文章文风古朴、文理深邃、文意幽远，得到欧阳修等文坛领袖的赏识。嘉佑元年，苏洵亲自带着两个儿子进京赴试，一举成功，双双及第。两个儿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父亲纯朴的文风。苏洵与苏轼、苏辙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继“三曹”以后的“三苏”，成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家。可惜苏洵年寿不永，死时仅五十八岁。

　　苏洵的大儿子就是苏轼、苏东坡，号老泉山人。“苏老泉”实际上说的是苏东坡，后人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把称谓搞错了。

　　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他们年纪那么大了，才开始后悔读书太晚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应该及早想一想“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道理，提高警觉性。

　　读书在人的一生中，有最佳“黄金期”，也就是十三岁之前。在这段时间里读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如果错过了人生的前十三年，无论你今后多么努力地弥补，无奈大脑与神经系统的发育已经定型了，再背书记不住了，那时就“犹悔迟”了。

　　曾国藩曾经说过：“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能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仑之一粒耳。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退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退名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

　　像五代时期的梁灏都八十二岁了，殿试的时候对答如流，在众多的士子里面夺魁做了状元。

　　北宋年间有个文人叫梁灏，少年时曾立下誓言不考中状元誓不罢休。结果时运不济屡试不中，受尽别人讥笑，但梁灏并不在意。他总是自我解嘲地说：“考一次就离状元近一步”。梁灏从后晋天福三年开始应试，历经后汉、后周，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才考中状元。为此，他曾写过一首自嘲诗：

　　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年始成名。

　　饶他白发头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

　　观榜更无朋侪辈，到家惟有子孙迎。

　　也知少年登科好，怎奈龙头属老成。

　　历史上的梁灏为北宋太宗时的进士,中状元时年方二十三岁。辽军攻打宋朝时,梁灏曾上书朝廷献策，宋人陈正敏著《遁斋闲览》中说：“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所以后人将梁灏画成白须皓首的样子，实属传说中的误会。

　　梁灏(963-1004年)字太素，宋朝山东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中状元，人称父状元，曾任峡路安抚使、关右安抚使、翰林学士等职，在任开封府尹时暴病卒，年四十二岁。梁灏的儿子梁固，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中状元，人称子状元，曾任著作郎、户部勾院等职。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病逝，时年三十三岁。

　　梁灏父子二代状元，为官清正，皆有著作传世。直到现在其家乡东平县，仍有一“父子状元坊”，上有书法名家金一凤手书的对联：“是父是子同作状元千载少；为卿为相流传历代一门多”。此外尚存梁灏、梁固及其家庭墓群及宋碑两方。

　　历史上的有名的长寿老状元，唐代属柳公权（778-865年）寿数最高，八十八岁；宋代属黄裳（1044-1130年）寿数最高，八十七岁。他们也都是长寿状元，而非八十岁以后考中的状元。

　　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

　　人家功成名就了，人们才觉得惊奇称异，不晓得成功的后面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们这些小孩子，应该早早立志。“人活一口气，树在一张皮”，人不立志，终归是个凡人。

　　曾国藩教育子侄读书，提出三点要求，首先就是立志，然后才是持之以恒地向学。曾国藩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在中国文化里面，宋代名儒张载，张横渠先生有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后世学者都以此立志向学，事实上也应该如此读书求学。

　　上面举完了年老勤于学的例子，下面再举年幼志于学的例子。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

　　北齐的祖莹八岁的时候就能够咏诗，能背诵《诗经》《尚书》等经典。祖莹，字元珍，南北朝时后魏人。《魏书·祖莹传》中记载：祖莹“八岁能通《诗》、《书》，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于父母寝睡之后燃火读书。由是声誉甚盛，时号为圣小儿。十二岁为中书学生，时人云：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以文学见重，常言：“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

　　祖莹好学，十二岁为中书学生，时时沉缅于书籍，夜以继日地苦读。父母担心他身体会出毛病，禁止他读书，晚上不给他火种。他暗将火种藏在灰里，等到父母都睡熟了，就用被子把窗户遮盖起来，点起灯读书。中书监高允赞叹说：“此子才器，远非诸生所及，必当前程远大”。

　　有一次，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祖莹被选为主讲。学生都已经到齐了，祖莹因为夜里读书太迟，睡过了头。他慌忙之中误将同房学生李孝怡的一本《曲礼》当作《尚书》，登上讲台才发现拿错了书。张天龙很严厉，祖莹不敢再回去换书，就将错就错把《曲礼》放在面前，诵读《尚书》三篇，不漏一字。李孝怡发现了这一情况，报告给张天龙，所有的人都极为惊异。

　　高祖得知此事后，招祖莹入宫，令诵五经章句并陈述大义。听后大加赞赏，开玩笑说：“昔尧流放共工到幽州北裔之地，这么差的地方，怎么忽然出来个神童呢”？祖莹后官至三司，进爵为伯。

　　另外一个人就是唐朝的李泌，他七岁的时候下棋，就能够以此为题，当场赋诗。李泌是宋朝以前最大的藏书家，在他父亲李承休一辈已有藏书两万余卷，到李泌相德宗、封邺侯的时候，藏书已过万余卷。韩愈有诗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后世将藏书之处称“邺架”。

　　李泌是历史上一位类似诸葛亮、刘伯温的传奇人物，但论智论功，似乎又在此二位之上。诸葛亮累死于蜀汉，刘伯温被迫服毒身亡，相比之下，李泌就比他们都高明多了。

　　李泌，字长源，唐朝中期赵郡中山人，自幼时以“奇童”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以后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帝，其间四落四起，位至宰相，封邺县侯。

　　李唐江山遭安史之乱的大劫而能不垮，实赖两人之力：外面靠郭子仪东征西讨，朝中靠李泌运筹帷幄。李泌不但在军事上出谋划策，为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平定安史之乱做出贡献；而且在李辅国、元载等权佞横行之时，还为朝廷选荐、保全了一批中唐名将如韩晃、李晟、马燧等人。至于处理与回鹘、吐蕃等异族关系，李泌献言建策，为当时唐朝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人。其他如兴屯田、定人事、开财源等，李泌也无不与之，多谋善断，屡见奇效。

　　李泌的奇功之一，一身兼任总长、外长、财长等数职；奇功之二是对皇帝家务的全面介入。皇帝的家事历来就属于“闲人免进”之列，否则就是找死。历史上因皇帝闹家务而骨肉相残，导致政局大动荡甚至皇权崩溃的事例太多了。李泌之时，朝廷之脆弱实在容不得再祸起萧墙了。于是李泌以其过人的才智，当仁不让地充当了皇室调停人，竭力修补肃宗与玄宗之间的对立，苦苦维护肃宗父子间的正常关系。他甚至甘冒杀身灭门的风险，阻德宗废立太子、谏肃宗宠立张后。在中唐内忧外患之际，朝廷能维持政局的基本稳定，李泌功莫大焉。

　　李泌之奇，还奇在他同皇帝之间奇迹般的君臣关系。李泌曾对肃宗自陈有“五太”：“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与肃宗、代宗、德宗三帝，李泌始终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与肃宗则“出陪舆辇，同榻而寝”。李泌不荤不娶，代宗曾强迫他娶妻食肉。

　　尽管李泌因遭权佞忌嫉，四次罢官下野，但新帝即位，立即便征召李泌。连为四帝宠幸，史所罕见，其因一则李泌忠心可鉴，所言所行无不为皇帝江山；二则李泌智比张良，洞彻人性，宠辱不惊，功高不傲，功成即去。三则李泌进谏建言极具策略，总是设身处地，循熏善诱，感悟帝心。

　　《旧唐书》把李泌并入八人合传中， 篇幅不过区区千多字，且评价极低，指责他“长于鬼道，随时俯仰，无足可称。”欧阳修《新唐书》虽有所匡正，语近公平，但也未充分重视。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惜笔墨，于客观之中还了李泌的真面目。

　　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

　　他们的聪明才智，人人都称奇、羡慕。你们这些小孩子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好好地效仿，用心读书，以成大用。

　　读书首先要明确目标，也就是为谁读书，目标不明确，行动一定是盲目的。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读书是为了改变自己，为使自己能够立身行道。今人读书是为了父母、为了考试委员会。

　　现代教育体系下的学者，很少有为自己的理想而做研究的，差不多的都是为了学位、职称、工作而读书。表面上看是为社会读书，实际是根据社会上的需要，为了自己的“钱途”奋斗而已。真的是自己对于某一项学问有兴趣，想深入研究的人本就不多，在今日的工商社会中，这种人更是罕见了。

　　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我们民族的文化思想会越来越低落。人人都只顾现实利益，对后一代的教育，只希望他们将来有“钱途”，能赚更多的钱，都涌向商科、电脑、医药等几个领域，而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都走下坡了。

　　其次，读书要存四种心，即：虚心、恒心、耐心和细心。虚则受，恒则进，耐心才不会浮躁，细心才能体会文理之意。

　　蔡文姬，能辨琴。谢道辒，能咏吟。

　　蔡文姬，名叫蔡琰，东汉著名音乐家，史书上说她“博学而有才辨，妙于音律”，她的父亲蔡邕是曹操的挚友。

　　蔡文姬博学多才，音乐天赋过人。她六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蔡邕在大厅中弹琴，忽然看到庭院里面有一只猫和老鼠在搏斗。蔡文姬在房中问父亲：“您的琴声之中为何伏有杀机之声？”蔡文姬能从琴声中听出吉凶之兆，所以说她“能辨琴”。

　　蔡文姬十六岁时嫁给大学子卫仲道，卫家当时是河东世族，夫妇两人非常恩爱。不到一年，卫仲道因咯血而死，蔡文姬又不曾生育，卫家的人嫌她克死了丈夫，蔡文姬就回了娘家。以后父亲蔡邕死于狱中，蔡文姬也在动乱中被匈奴掠去，这年她才二十三岁，被左贤王纳为王妃，居南匈奴十二年，育有二子。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怀念好友蔡邕，得知文姬流落南匈奴，立即派使臣携带黄金千两、白壁一双，把她赎了回来，这年她三十五岁。回汉后蔡文姬创作了哀怨惆怅的断肠琴曲《胡笳十八拍》，并在曹操的安排下，嫁给了校尉董祀。

　　蔡文姬饱经离乱忧伤，时常神志恍惚，而董祀正值鼎盛年华，自视甚高。但迫于曹丞相的授意，只好接纳了她。婚后第二年，董祀犯罪当死，蔡文姬不顾嫌隙，蓬首跣足地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求情。曹操念及昔日与蔡邕的交情，又想到蔡文姬悲惨的身世就宽宥了董祀。

　　从此以后，董祀感念妻子救命的恩德，夫妻双双溯洛水而上，隐居在风景秀丽的山林之中。曹操狩猎经过这里，还前去看望过他们。在一次闲谈中，曹操表示出很羡慕蔡文姬家中原来的藏书。蔡文姬说，原来家中所藏的四千卷书，几经战乱已全部遗失。曹操流露出深深的失望，但听到蔡文姬还能背出四百篇时又大喜过望。于是蔡文姬凭记忆默写出四百篇文章，文无遗误，可见蔡文姬才情之高。蔡文姬一生三嫁，命运坎坷，她与和董祀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嫁给司马师为妻。

　　谢道韫，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东晋女诗人。晋朝宰相谢安之侄女，安西将军谢奕之女，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之妻。公元399年王凝之为孙恩起义军所杀后，她一直寡居在会稽。

　　谢道韫识知精明，聪慧能辩，叔父谢安曾问她：“《毛诗》何句最佳？”答：“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称赞她有“雅人深致”。有一次谢安召集子侄讲论文义，刚好大雪骤下。谢安问道：“白雪纷纷何所似？”谢安八岁的侄子谢朗回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七岁的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对杖工整，比喻恰当。谢安大悦。这一咏雪名句，盛为时人所传诵。

　　谢道韫的作品，今仅存散文《论语赞》一篇和《泰山吟》、《拟嵇中散咏松诗》二首。

　　《泰山吟》已经成为传世名篇，在此诗中，可以一睹谢道韫的风采：

　　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

　　岩中间虚宇，寂寞幽以玄。

　　非工复非匠，云构成自然。

　　气象尔何然？遂令我屡迁。

　　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

　　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

　　人家是女孩子，都如此聪慧多才，你们这些男子汉更应该以她们为榜样，时时激励自己，好好努力。

　　中国历史上的女才子很多，最著名的四大才女，就是蔡文姬、谢道韫、卓文君与李清照。电视连续剧《凤求凰》，讲述的正是汉代才子司马相如和才女卓文君的爱情故事。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一个是被临邛县令奉为上宾的才子，一个是孀居在家的佳人。他们的故事，是从司马相如作客卓家，在卓家大堂上弹唱那首著名的《凤求凰》开始的。他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卓文君为追求爱情与司马相如夤夜私奔。其后的当垆卖酒、白头兴怨、长门灵赋、封禅遗书等事迹更是被传为千古佳话。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南宋女词人，为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父亲李格非为当时的著名学者，丈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

　　李清照早期生活优裕，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与整理工作。金兵入侵中原，二人流落南方，赵明诚病死，李清照境遇孤苦。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前期多描写悠闲的生活，后期多悲叹自己的身世，情调感伤，有时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

　　李清照的作品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多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人有《李清照集校注》。

　　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

　　刘晏（公元718 - 780年）是唐代著名的理财家。新旧《唐书·刘晏传》上载：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东南）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也有记述。刘晏的高祖自彭城（今江苏徐州）迁徙曹州南华，高祖以下世代为官。曾祖刘郁为弘文馆学土,刘晏的祖父做过县令，他的父亲没有做过官。

　　刘晏有兄弟三人，长兄刘星，次兄刘暹为御使大夫。可见，刘晏生长在一个世系的官宦家庭之中，自幼受到良好的培养与教育。

　　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唐玄宗赴泰山封禅。祭典结束后，唐玄宗在帐殿接受朝觐。礼官进帐殿上奏：“有一八岁童子刘晏，敬献《东封书》。” 玄宗非常喜悦，下诏命见。八岁的刘晏进帐后，毫不胆怯，跪颂自作的《东封书》：“吾皇英主，封祀东岳，告成功于昊天上帝，为万民把福，开元之礼，仁及天下，人情所望，人心所归……”玄宗虽然惊叹八岁童子的文采，但又不相信是真的，于是命宰相张说鉴别真伪。

　　张说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于是以围棋为题，对赋围棋的方圆动静。张说道：“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

　　刘晏回对：“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玄宗甚为高兴，当即下旨授八岁的刘晏为秘书省正字郎，工作是校对藏书，校勘正误，抄写典籍。这在当时也是一大轰动奇闻，刘晏因此被称为“神童”。刘晏从此走上仕途，最后成为自桑弘羊之后，唐代著名的理财家、经济改革谋略家。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的财政状况濒于崩溃。刘晏通过调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治理财政，统筹兼顾，有效地充实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例如，粮运是唐代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一是转运速度太慢，二是运杂费用太高，三是浪费损失惊人。刘晏接管后，采取了几项重大的改进措施，使从扬州运粮至长安的时间由九个月缩短到四十天，损耗率由20％降低到零，时“人以为神”，唐肃宗赞他为“当朝的萧何”。

　　刘晏晚年，因受人陷害被唐德宗赐死，终年六十三岁。刘晏为唐王朝理财二十四年，掌管财物亿万，但被抄家时的全部财产只有“杂书两车，米麦数斛”，连陷害他的人也不得不叹服刘晏的清正廉洁。

　　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唐玄宗曾两次召见刘晏。一次问刘晏道：“卿为正字，正得几字？”刘晏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玄宗自然懂得，其时朝中的朋党之争正闹的不可开交，大臣之间结成朋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互相攻击。刘晏正是借此机会向玄宗进谏，可见他年级虽小，人却非常有智慧。

　　刘晏年龄虽然只有八岁（历史上的记载是八岁，不是七岁）就已经走上了仕途。你们这些年轻人，只要勤勉奋进也同样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

　　孟子说过：“舜人也；我亦人也”。尧舜禹汤等古之圣贤，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与他们相比我们缺少的只是圣贤之志而已。所以不甘于堕落的有为者，一定要立志，要夺古人的志向。果真如此，学舜当然就是舜的再生，学孔子就是孔老夫子在世，哪里有不成功的道理？

　　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道是宇宙人生的根本，人天的根本得到了，功名富贵等世间的小果，是不谋而自来的。这个小大轻重的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千万不能本末倒置。

　　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

　　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上面用了男女老幼作为具体的例证，为我们树立起求学做人的榜样，下面再以动物为例，激励我们立志向学。

　　狗会在夜晚看门守夜，防止盗贼入侵。公鸡会在黎明时报晓，提醒人们天亮了。这个世间最卑贱的不过是鸡犬，他们尚且有功于人类，我们生为人，如果不求进取只是一味地苟且度日，就连动物也不如，哪里还有资格做人呢？谚话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这样的人就与马、牛同缀连襟了。

　　蚕与蜂是动物里面最小的，但做出的贡献又是最大的。蚕能吐丝，供给人类作丝帛的原料；蜜蜂能采花酿蜜，供人类食用。如果我们不肯努力学习，不为这个世界做一点贡献，岂不是连小昆虫都不如了吗？

　　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

　　幼年志在求学，长大以后，步入社会就要学以致用，将自己的学问反馈给社会，上报效国家，下为苍生造福。孔子在《论语》中也反复强调“学而时习之”的重要。学了知识，要能够随时思考、随时见习，随时要有体验，要能够反省，这就是学问。如此，你才有能力上报国家下安百姓，为人类造福。

　　一般人认为读书就是作学问，其实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在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知识渊博、文章写得好，只是一个人的文学素养高，不认识字的人，倒不一定没有学问。学问是要将圣贤的教诲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随时将所“学”“问”于自己的行动，也就是用实践来验证圣贤的教诲。“学”即是文，“问”就是化，要把所学到的圣贤之“文”，用来变化自己的气质，使自己升华，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曾国藩也说过：“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自卫其身。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扬名声，显父母”，是孔子在《孝经》中的话。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杨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人行孝道有始有终，孝之始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孝之终的儒家观点，就是“扬名声，显父母”。儒家思想偏重于入世，但是唐以后的读书人，均以建立世功、光前裕后、封妻荫子为理想目标，都涌向“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士子之路，错解了孔子说的“立身行道”。

　　立身就是立命，人非性子化了不能够立命，所以传统教育的第一关就是要帮助学生化性。人的命如车轮，性如车轴，性子不正，命轮一定会跑偏，所以韩愈才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帮助学生化性立命，教他做人之道。

　　性子化了、气质变了，人才肯吃苦、才肯吃亏，然后才能够行道。行道就是按照《三字经》中讲的“五伦十义”的道理，学做人。“十义”是人的十根命柱，也是十条做人之道，真正做到了、行圆满了，命就立起来了，“立身行道”才算做到了。

　　禀性化掉了，人“性本恶”的动物属性的根才能彻底拔除掉。这个业根一断，就可以上拔祖先，所谓的“一人得道，九祖升天”，祖宗八代都跟着沾光，这才是真正的“孝之终也”。

　　“裕于后”是向下，为子孙后代积累福德，就是《千字文》中讲的“川流不息，渊澄取映”。自己这一辈人，要在祖先建立的德业之上立身行道，让自己的德行象奔腾不息的江河水一般，一代代地川流下去。前人植下的道德之树，会成为佑蔽后人的福荫，能做到“光于前，裕于后”，人的一生才没有虚度。

　　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惟一经。

　　世人留给子孙的都是物质财富，是满箱的金银财宝，我留给子孙的只有这一部《三字经》。这几句话的字面意思很简单，但其中的道理却非常人所能理解，更是难以做到。

　　汉朝的著名学者疏广，字仲翁，是西汉兰陵人，对《春秋》有独到的研究。汉宣帝征他为博士，授以太子太傅的官职，他的侄子疏受也被聘为太子少傅。二人都是辅导太子的老师，地位相当高。五年后的一天，疏广对疏受说：“我们的官做得够大了，名声也不小，再不急流勇退，就该树大招风了”。于是二人就向汉宣帝奏请告老还乡。宣帝与太子厚赠给他们一笔钱财，让二人荣归故里。

　　疏广回乡后，将这些钱财都分送给了亲朋故友。有人劝他给子孙留一些，他摇摇头说：“我的子孙如果有才德，钱财只能损伤他们的志气；如果愚昧昏庸，钱财只会掩盖他们的过失”。人们都很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人的福德属于心性，是可以遗传的；物质属性的钱财是不能遗传的，故有“富不过三代”的古训。我们反复强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关系，留财给子孙的人，心里面先就存了子孙一定不成才的念头，否则你为什么要留财？种了这样的因，将来就要结子孙不成才的果。所以古人才说“积财给子孙是留祸，积德给子孙才是留福。

　　有智慧的父母无不教导子女“幼儿学，壮而行”，让他们明白做人的道理，长大以后行道做德，立身于社会。有出息的子女，一定可以独立开创一份事业，没出息的子女有了钱反而坐吃山空，什么也不学、什么也不会。等他们老了，钱也用光了，自己又没有本领，你让他们怎么办？古人说：“糊涂的爷娘，败家的儿郎”，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所以遗财给子孙，不如遗德给子孙。祖先把自己的经验、嘉猷、忠告遗留给子孙后代，这些才是千金难买的宝贵财富。所以这里才说“我教子，惟一经”，一部《三字经》就够了。《三字经》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史，用极简单的文字将经史子集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真正是“淹贯三才，出入经史”。清朝康熙年间的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传给儿子们的则是一楼图书，他说：“吾无美田宅、园池、台榭、金玉玩好之物以传后，所传者惟是尔”。因此将其藏书楼命名为“传是楼”。

　　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这是最后总诫后学者的箴言警语。“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顾炎武），只有勤奋向学才能有所进步。一味的嬉戏懈怠、得过且过，是没有益处的。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成于思，毁于随”，我们都要以此为座右铭，不断地勉励自己。

　　前面说到诸葛亮的《诫子书》，这篇文章同他作人的风格一样，简单谨慎没有废话。诸葛亮的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而他仅有两篇不为作文而写作的《出师表》，却成为千古名篇。

　　诸葛亮在《戒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他教导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来修身。德才兼备人的品行，是依靠内心的宁静来修养身心，是依靠俭朴来培养品德。不看轻世俗的名利就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不是身心宁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求学必须专心致志，增长才干必须刻苦学习。不努力学习就不能增长才智，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追求过度享乐和怠惰散漫就不能振奋精神，轻浮暴躁就不能陶冶性情。年华随着光阴流逝，意志随着岁月消磨，最后就像枯枝败叶那样，成了无所作为的人，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到那时，守在自家的狭小天地里悲伤叹息，又有什么用呢！

　　杨雄在《法言》中说：“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而不至于山”。意思是说千条河流学大海滚滚东流，终于汇入大海。丘陵想学高山却呆着不动，永远也成不了山。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时已经无法挽回了。古人说：“勤一分有一分的收获，闲半刻少半刻的光阴”，我们都要戒之哉，应该时时勉励自己，以成其道，千万不要虚度光阴，蹉跎岁月。

　　《三字经》的六部分内容，到此已经全部向大家介绍完了。这1450个极其通俗易懂的汉字，将完整的中国文化史高度浓缩起来，将传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相信诸位都已经深有体会。《三字经》古称“小纲鉴”，可以将我们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使我们以往积累的百科知识，得以纳入一个清晰知识体系。我们可以《三字经》为鉴，检查一下头脑中的哪些知识是没有用的，哪些知识必须补充进来。

　　人在一生中要读几部真正的“书”。我说的“书”，是指四书五经、《左传》《史记》之类的经典，至少要有一部书垫底，一生的学问才能扎住根。林语堂说过，概论之类的教科书不算书，拼鼻子凑脸的小说也不能算作书。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完全被媒体所控制，满脑子都是报纸上看来的消息，自己完全没有中心思想，变成了随风倒的草。孩子们那一点可怜的历史知识，还都是从“秘史”中“戏说”来的。影视文化本就是无根之草，影子本来就是虚的，这种教育体制下长大的孩子，哪里会有根呢？对比之下，就更显得《三字经》之可贵，因为它是谈教育的专著。

　　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教导后代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人，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实现转迷为悟、转识成智，最后达到转凡成圣的人生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教育已经与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了。当然，人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存在，当今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争贪的社会，教育制度自然就变成这样一个训练竞争意识和谋生技能的培训体系，人人志在挣钱，而非志在圣贤。大势所趋，人人如此，我们也只能尽自己的力量，尽人力听天命了。

　　我们能做的只有以私塾的形式为孩子们补上传统教育这一课。自古以来，官府关心的都是治权之类的大事和群体意识，真正关心学生个体的只有父母和老师。所以父母一定要觉悟，要为子女补上这人生第一课，千万不要让你的后代毁于你的无知。

　　《三字经》很早就传到了日本与韩国，清朝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三字经》被译成俄文流传到俄国，此后陆续被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一九九零年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向全世界发行。可见这部书早已不属于中国人专有，它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

　　作为《三字经》故乡的同胞，我们今天不但不会背诵《三字经》，有些人甚至一辈子连《三字经》都没读过一遍。你为此将给你自己下一个什么样的评语呢？

　　            乙酉年清明讲于奥克兰

附录：《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 择邻处, 子不学, 断机杼。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

十干者，甲至癸。十二支，子至亥。

曰黄道，日所躔。曰赤道，当中权。

赤道下，温暖极，我中华，在东北。

寒燠均，霜露改。右高原, 左大海。

曰江河，曰淮济。此四渎，水之纪。

日岱华，嵩恒衡。此五岳，山之名。

古九州，今改制。称行省，三十五。

曰士农，曰工商。此四民，国之良。

地所生，有草木。此植物，遍水陆。

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

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青赤黄，及白黑。此五色，目所识。

酸苦甘，及辛咸。此五味，口所含。

膻焦香，及腥朽。此五臭，鼻所嗅。

宫商角，及徽羽。此五音，耳所取。

匏土革，木石金。与丝竹，及八音。

曰平上，曰去入。此四声，宜调叶。

九族者，序宗亲。高曾祖，父而身。

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曾玄。

五伦者，始夫妇。父子先，君臣后。

有伯叔，有舅甥。媚妇翁，三党名。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怙，明句读。

礼乐射，御书数。古六艺，今不具。

帷书学，人共遵。既识字，讲说文。

有古文，大小篆。隶草继，不可乱。

若广学，惧其繁。但略说，能知源。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中庸者，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

大学者，乃曾子。自修齐，至治平。

此二篇，在礼心。今单行，本元晦。

四书通，孝经熟。如六经，始可读。

六经者，经儒术。文作周，孔子述。

易诗书，礼春秋。乐经亡，馀可求。

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

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

有国风，有雅颂。号四诗，当讽诵。

周礼屠，箸六官。仪礼屠，十七篇。

大小戴，集礼记。迷圣言，礼法备。

王迹息，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

尔雅者，善辨言。求经训，此莫先。

古圣著，先贤传。注疏备，十三经。

左传外，有国语。合群经，数十五。

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古九流，多亡佚。取五种，修文质。

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在上世。

尧舜兴，禅尊位。号唐虞，为二帝。

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

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

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

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周共和，始纪年。历宣幽，遂东迁。

周道衰，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

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

蠃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

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

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

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

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

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

迨至隋，一土宇。不再传，失统绪。

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

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

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

赵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

辽兴金，皆夷裔。元灭之，绝宋世。

莅中国，兼戎狄。九十年，返沙碛。

太祖兴，称大明。纪洪武，都金陵。

迨成祖，迁宛平。十六世，至崇祯。

权阉肆，流寇起。自成入，神器毁。

清太祖，兴辽东。金之后，受明封。

至世祖，乃大同。十二世，清祚终。

凡正史，廿四部。益以清，成廿五。

史虽繁，读有次。史记一，汉书二。

后汉三，国志四。此四史，最精致。

先四史，兼证经。参通鉴，约而精。

历代事，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

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

汉贾董，及许郑。皆经师，能述圣。

宋周程，张朱陆。明王氏，皆道学。

屈原赋，本风人。建邹枚，暨卿云。

韩与柳，并文雄。李若杜，为诗宗。

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

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

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

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

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苏明允，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若荀卿，年五十。游稷下，习儒业。

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

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

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

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

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

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

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

吞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幼习业，壮致身。上匡国，下利民。

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惟一经。

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