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岱年先生以哲学家和哲学史家载入史册。他几近一个世纪的生命之旅，主要是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度过的。有时却充满着风雨，困于沦陷区与蒙受冤假错案长达卅年。但在“学术救国”、“信仰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的夙愿支撑下，战胜困难，坚持教学与科研，培养了大量人才，著作等身，特别是创建了“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率先将中、西、马三种哲学结合，开风气之先，树立了一个典范，做出了卓越贡献。还有“文化综合创新”论，等等。这些都影响深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张岱年 “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 中西马哲学三结合 “文化综合创新”论

 

 

张岱年先生生于1909年5月23日（清宣统元年，夏历四月初五），卒于2004年4月24日，享年95岁. 1933年，他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于同年秋季受聘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一直工作到1952年全国第一次院系大调整时，随同清华哲学系以及全国其他各校哲学系悉数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而调入北大哲学系教书，直至1985年5月退休。当然，张先生退而不休，一直工作到2004年4月24日去世时为止。所以，张先生从1933年起到2004年止，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构建出“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竟然长达71年之久，其代表作《中国哲学大纲》被翻译成日文与韩文，诚可谓是现当代享誉海外的一位大哲。

张先生的生命之旅，尽管是在清华与北大度过的，我国这两所最有名的高等学府是他安身立命之地。但是，由于社会巨变与个人遭际艰危，他并非是一帆风顺，即使是但求平平安安，往住也是未能如愿以偿，而是充满着风风雨雨，有时甚至还是暴风骤雨！但是，张先生早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与“信仰唯物论”的崇高的志向，建国后又坚持“拥护社会主义”，并且终其一生，排除万难，矢志不渝，硕果累累，创造出新的哲学体系，成功地将中、西、马三种哲学融会为一体，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下面就来简介一下大哲张岱年先生的其人其学。

一、大哲张岱年其人

 

张岱年先生与清华大学哲学系

 

张先生1933年秋大学一毕业即进入清华哲学系当助教。他晚年回忆时还深情地说：“到清华当助教，这是最幸运的事……这也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开始。”（张者：《文化自白》（访谈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可是，他并非是从此就一直教下去，而是只教了几个月便走人啦！他说：“1934年3月，先父不幸逝世，办完丧事之后，兄弟三人分家，大家庭解散了……我因父丧忧伤影响健康，于暑假前辞去清华教职，进城暂住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宿舍。”（《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91页）可见，张先生这一次在清华哲学系工作不到一年，只有短短几个月而已。

1936年，张先生由冯友兰先生推荐，回到清华大学继续任哲学系助教。开设“哲学概论”与“中国哲学问题”（以其所著《中国哲学大纲》为内容）两门课。听课学生中有冯契与赵俪生等。但时局突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清华、北大、南开南迁，先至长沙，后至昆明，共同组建为西南联合大学。由于学校经费有限，只发给教授与副教授的路费，其余教师要自筹路费，而张先生当其时还是年轻助教，又一时筹措不到盘缠，遂“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91页）可见，张先生回到清华哲学系工作，顶多不过一年罢了。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清华于1946年5月10日回迁北平复校,10月10日开学。又应冯友兰先生推荐，再回清华任哲学系副教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先生40岁，正值不惑之年，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感觉很好，“我深受鼓舞！”（《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3页）“新中国建立，我躬逢盛世，心情振奋。”（《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02页）张先生于1951年晋升为教授.他说：“1951年在清华提为哲学系教授，当时参加审查评议是雷海宗、王亚南，都肯定了我的水平。”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3页）一直工作到1952年院系调整至北大哲学系为止。这次，在清华哲学系工作最长，有六年。

合计张先生三进清华哲学系工作，时间并不长，只不过七、八年，从助教到教授。（请参考拙作：《张岱年先生五进清华园的情愫》，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10页）

 

张岱年先生与北京大学哲学系

 

张先生在北大哲学系工作很稳定，从1952年起至1985年5月退休，多达三十三年。加上张先生退而不休，一直工作到2004年4月24日逝世时为止，竟然超过半个世纪，长达五十二年之久。但是，与此同时张先生的工作又是大起大落，前后挨整了二十二年之久。

张先生早自大学生时代起，就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学毕业教书时，解放前就在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研上著书立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造自己的新哲学体系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力图结合中、西、马三种哲学，尝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可谓是一位独立的老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建国初，他踌躇满志，奋力更上层楼，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力图作出新的贡献。解放初的1949年，他就在清华向全校开“大课”，讲过“辩证唯物论”与“新民主主义”。

但是，1957年“反右运动”时，张先生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于是，他的教学与科研的工作，统统被剝夺了。写不完的检讨，开不过的批斗会，强迫劳动，停发工资，只发给他个人极少的生活，每月20元左右，而他的全家生活一直就只靠他一个人的工资，那么多年的日子，真不知是怎么挨过来的？张先生不意遭此空前扼运。他“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6页）事发前，熊十力老先生曾告诫他：“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你如不注意，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5页）所以，他不胜感慨地说：“当时我觉得，我信仰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意于1957年秋季，我遭受了平生第一次严重的厄运。”（《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5页）他百思不得其解，竟然以为：“‘五十而知天命’，我年近五十竟遭此大厄，才知道人生确实有命存焉。”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6页）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一位早就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人，竟然落到了“有命论”，该是多么的令人痛心啊！多么的令人无奈啊！据云，打了那末多的“右派分子”，还不够数！于是，就将张先生等 “补划”成右派分子！

张先生的厄运挨了5年，“迟至1962年7月，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可以参加教学工作了，但仍难以发表文章。”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6页）实际的情况仅仅是所谓的“摘帽右派”而已，还不是“革命群众”呢！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由于张先生既是“摘帽右派”或是“老右派”，是“死老虎”，又是“资产阶级教授”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活老虎”，于是罪上加罪，就成了革命的重点，专政的对象，又遭受到了漫长的十年的迫害！

只有一直等到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1月，党拨乱反正之后，重新审查，宣布1957年实属错划，完全恢复了名誉和待遇。”（《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6页）

可见，张先生的冤假错案，从1957年起直至1979年止，前前后后竟长达20多年，而人生苦短，其损失该有多大啊！

张先生说：“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重审历年的冤假错案，1979年1月，北京大学党委宣布张岱年1957年属于错划，予以改正，于是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待遇。于是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14页）张先生新的政治生命的重要标志，是他于198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宿愿如偿。张先生入党的征途，非同一般，而是经过了长期的重大考验。

张先生进入80年代，以高兴的心情努力工作，夺回被躭误的宝贵时光，“写出了很多的学术论著”，“发表了学术论文多篇，出版了几本论文集和专著”，（《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14页）新意迭出，贡献很大，影响深远。限于时间，仅举三例，就可见一般。

其一，关于中国哲学中价值观的研究。张先生说：这“是我于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20—621页）主要文章有五篇：1，《简评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1982年）；2，《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1985年）；3，《中国哲学中的价值学说》（1989年）；4，《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人格观念》、《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的观念》（1988年）。他说：这些“都是对于中国哲学中人的价值的学说的阐释。对于中国哲学中价值观的研究，开拓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视野，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扩展。但我不过开了一个端绪而已。”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22页）

其二，关于民族精神。张先生说：“我提出民族精神的问题，并且认为《易传》所讲‘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延续发展了几千年，必然有其足以自立的思想基础。……‘自强不息’是奋斗精神，‘厚德载物’是兼容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为‘中华精神’。这是指导中国人民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我认为，我们必须对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24页）

其三，关于文化综合创新。张先生说：“我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中国传统文中有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必须选择肯定下来；而西方的文化成就，更须虚心学习，迎头赶上。时至今月，认识传统学术的缺欠并不难，而理解传统学术的精义深蕴却非易事。我认为，一切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一切适合社发展需要的文化成就，必然都是相容不悖的。……我们中国人……更应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24—623页）

张先生著书立说的同时，招收了硕士生与博士生。名师出高徒。而今清华的陈来教授，北大的王中江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笑敢教授等以及更多的私淑弟子，都是张先生精心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

张先生还积极投身于组建、领导中国文化书院、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以及清华大学的思想文化研究所等开展活动。

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当张先生于2004年4月24日逝世时，新华社发布《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逝世》一文高度评价道：“张岱年是我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其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兼采分析派哲学，运用分析方法论证唯物主义，同时要求有选择地继承中国哲学重视道德理想的优良传统。”“张岱年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著述等身，有着极高造诣和广泛的建树。”“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岱年力倡‘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4月30日，举行张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赠送了花圈与挽联。对于一名教授和一位哲学家而言，这是空前的，诚可谓哀荣备至。

 

二、大哲张岱年其学

 

张岱年先生提出哲学发展之一新路：

“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

 

张先生历来认为哲学总是要不断发展的，而发展的道路则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综合，其中的一个可能的综合便是他所主张的。他又说：“30年代中期，有不少学者试图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我也不甘落后，于是写了《哲学上的一个可能的综合》，试图提出自己关于哲学问题的系统观点，发表于《国闻周报》（即1936年5月25日，时年仅27岁—引者注）。我大胆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主张。（《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页）这就是他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的纲领性的一篇重要文章。

张先生所谓的“唯物”哲学，不是指“旧唯物论”，而是指“新唯物论”；而所谓的“旧唯物论”和“新唯物论”，前者指“机械唯物论”，后者指“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页）他所谓的“理想”哲学，是指“中国哲学关于人生理想的优秀传统”。（《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83页）他所谓的“解析”哲学，是指“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583页）

张先生所说的“综合”，是直接受到康德哲学的启发的。他认为康德之所以能创造出自己的那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就是得益于他善于“综合”。他说道：“康德综合了经验论与理性论，于是为哲学开了一个新纪元。”张先生由此得到启迪，认为：“在今日，哲学中实仍有许多对立等待着综合的。”（《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页）进而，他就明确提出了自己关于“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主张。

张先生所说的“综合”，并非是简单的合并、合拢、和合，相加、对等，而是“新的创造”。他说道：“综合应有别于混和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页）这种“综合创新”，具体体现在综合创新的过程中，必须有所“倚重”，并以所倚重为“基础”。他说道：“凡综合皆有所倚重，如康德之综合即是倚重于唯心，其实是一种唯心的综合。”他进一步说明他自己的“综合”，“则当倚重于唯物，而是一种唯物的综合。”并说明要以唯物论为基础去进行综合。“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张先生对他的综合创新充满了信心，提升到为新唯物论发展的必由之路的高度。“唯物、理想、解析之综合，实乃新唯物论发展之必然的途径。”（《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页）但是，张先生并未将其“必然”等同于“唯一”，他很清楚地将二者区别开来。他说道：“这个综合，当然不能说是惟一可能的综合。”换言之，他的这个综合，正如他的文章标题所示：“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但是，他强调说道：“然的确是一个可能的而且比较近真理的综合。” （《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8页）

由上述可知，张先生所拟构建的新的哲学体系，其来源有三；一、“唯物”，二、“理想”，三、“解析”。换言之，他“综合”这三者以共同构建他的新哲学的体系的主要内涵，即以“唯物”为基础，以“理想”为内容，以“解析”为方法。

后来，张岱年先生对自己所提出的“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主张，不断有所补充与完善。他又说：“‘将唯物、理想与解析综合于一’，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综合，一方面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84页）还说：“认为中国哲学最注重生活理想之研讨，应继承修正而发挥之；近二三十年来解析派哲学有大的发展，应容納解析派之贡献。认为，所谓唯物乃谓物质是最基本的，为生命与心知之所从出；物为心、生、理之本，而无先于物者。解析法之要义在于辩意谓、析事实，汰除混淆，削减含忽。”（《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08页）“但我认为，关于中国哲学，不但应重视孔子，也应重视道家和墨家的精粹思想，而更应发扬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理论贡献。”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85页）“中国近三百年有创造性贡献的哲学家如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都倾向于唯物论，现代我们应继续王、颜、戴未竟之绪而更加以提高、扩展。”（《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08页）

 

 

张岱年先生的“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体系之“一史”

——《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

 

张先生根据自己所提出的“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主张，创造出自己的新的哲学体系。张先生的新的哲学体系包括了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和“天人新论”的“四论”或者“天人五论”。

张先生在落笔撰写《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之前，曾反复考虑到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已经颇盛，且已有卓然的成绩。但唯独缺少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史。于是他决定要“弥补这项缺憾。”（《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1页）因此，他特地以《中国哲学问题史》的名称作为《中国哲学大纲》一书的副标题。

所以，张先生就选定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问题、争论的有关层面入手，以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而他所运用的方法，则是“对于中国哲学之根本观念之意谓加以解析，这可以说是解析法（Analytic Method）在中国哲学上的应用。”（《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2页）以及“考察概念学说之发展与其对立互转，这可以说是辩证法（Dialectical  Method）在中国哲学上之应用。”（《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3页）

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里，着重讨论了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三方面的一系列的问题。如在“人生论”部分，他开宗明义就强调指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其发生也比较早。”“人生论实是中国哲学所特重的。可以说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194页）这是张先生之所以要把“理想”作为他构建哲学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道理之所在。

关于宋明理学的分派问题，大多认为可分为程朱的客观唯心论与陆王的主观唯心论的两大派。但张先生却认为还应增加张载、王夫之的气学唯物论，共三大派。他说：“我在《中国哲学大纲》中首次指出：自宋至清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有三个主要潮流，第一是唯理的潮流，即程朱之学；第二是主观唯心论的潮流，即陆王之学；第三是唯气的潮流亦即唯物的潮流，即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以及颜元、戴震的学说。”（《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90页）这是张先生的特识与贡献。

张先生《中国哲学大纲》一书，走向了海外，日本与韩国各自翻译为日文本与韩文本。

 

张岱年先生的“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体系之“一论”

——《天人五论》

 

张先生从1942年起，计划将历年所得整理成为“天人新论”一书，其内容计划分为“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由于张先生当其时身陷于沦陷区北平，失业长达六年之久，居无定所，搬迁六次之多，如此艰难生活还每况愈下，虽然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著书立说，但他原定的写作计划却不得不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请详见拙作《多难兴学 创新不已》一文，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7期）以至于第一部分“方法论”写得比较简单，只是提出了自己对哲学的本质的观点，以及关于演绎法、归纳法与辩证法三者的关系的见解，遂改题为《哲学思维论》，写成于1942年。第二部分“知论”，原拟写出“知觉与外界”和“经验与理性”两篇，但仅写出前者，只进一步论证了外在世界的实在，遂改题为《知实论》，也写成于1942年。第三部分“天论”，原拟写出“事理论”和“心物论”两篇，结果只写出前篇，只研讨了事物与共相的关系问题，并较详细地论证了“理在事中”的唯物观点，遂改题为《事理论》，写成于1943年。第四部分“人论”，只写出简要的提纲，只提出了一个以刚健和谐为主旨的人生理想，遂改题为《品德论》，写成于1944年。“其后生活日趋艰窘，就无力写作了。”（《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92页）

张先生为什么要写“天人新论”的“四论”呢？他明确回答说道：“我撰写这些论稿，意在实现‘将唯物、解析、理想综合于一’的构想。”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92页）

张先生于1948年写成《天人简论》一书，加上“天人新论”系列的“四论”，他说道：“近年有的友人建议合称为《天人五论》，是我从事哲学思考的初步结果。”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2页）并又一次说道：“我的哲学探索是试图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法以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1页）

由上述可见，张岱年先生所创建的“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充分体现了中、西、马三种哲学的会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是我们今后融会中、西、马三种哲学的一个典范。

 

怎样命名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体系呢？

 

对张先生的哲学体系的名称，至今仍众说纷纭。

有人将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体系名之为“解析的唯物论”。我们认为，这样则丢掉了“理想”，缺少了“中国味”（金岳霖、冯友兰语），难免不有“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99页）之嫌；又有人将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体系名之为“天人新论”。我们认为，这样则丢掉了名著《中国哲学大纲》；还有人将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体系名之为“新气学”。我们认为，这样则易与“新理学”、“新心学”的“新儒家”为伍，难免不有“采取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 （《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99页）之嫌。

所以，我们则将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体系命名为“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我们的理由有两点：首先考虙其内涵是以“唯物”为基础、以“理想”为内容、以“解析”为方法，综合这三者构建成新体系；同时考虙其外延是以“一史”与“一论”，即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与《天人五论》的两部著作为代表。（请详参拙作《“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张岱年哲学体系的名称》一文，1，《光明日报》2009年6月23日:；2，王中江主编：《学思之境 人格魅力——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3—149页）

由上述可见，张岱年先生所创建的“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充分体现了中、西、马三种哲学的会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是我们今后融会中、西、马三种哲学的一个典范。

 

张先生的“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直接来源在哪里？

 

张先生的“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的构建，直接来自于他的大哥张申府先生的“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的哲学理念。他说：我将“‘唯物、理想、解析’三者结合的观点，实受吾兄申府的启发。”因为“吾兄申府多次提出‘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即将列宁的唯物辩证法与罗素的逻辑解析法和孔子的仁学统一起来。我颇同意。”（《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84—585页）“我颇受启发。”（《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08页）

张申府先生早于1932年10月22日，首次明确提出：“我的理想：我愿意：百提，伊里奇（我本曾译伊里赤），仲尼，三流合一。”（张申府先生写于他自己任主编的《大公报·世界思潮》第八版编余）

后来，张申府先生说得更明确，并予以很高的评价：“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为一的。我也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他认为具有很充分的理由：“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逻辑解析，科学法与科学哲理。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实落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三者之间，不但并无敌对冲突，三者之间，而且正待相补相充。三者之间，解析且扬扔之后，又有什么不可综核，发展而为一的？”（《张申府文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4页）

但是，张申府先生由于命运多舛，终其一生并没有写出有关专著。他在九十岁时曾慨叹：“我吃亏在于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32页）

所以说，中、西、马三种哲学的会通，乃由张申府先生率先提出，而由张岱年先生践行之，创建出“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新哲学体系，开风气之先，筚路蓝缕，树立了一个典范，做出了卓越贡献，至今仍有着重大的实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