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早年的创造思想是深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影响的。他孕育了“创造哲学”的萌芽，预言了中国将创造出新的哲学，在文化上主张“文化创造主义”，  目标是创造社会主义的新的中国文化。他使中国创造思想开始走向科学化。
第一、哲学上的创造思想

张岱年认为：  “宇宙是一创造的发展历程。突变即是创造。突变是新性质之创成。世界已往之成就。并非毁灭，而乃容纳于新的成就之中。每一次新的否定之否定，皆增加世界丰满之程度。世界并非已完成的，世界在创造之中。”(张岱年：《张岱年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至1995年，《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之二十二：大化)

他还认为，生命与意识是宇宙的物质创造的产物：“宇宙是一不断的创造历程，生与心，皆新的创造。”(《同上之二十九：存在之层级)“宇宙是物质之生生不已的创造历程。生命与心知，皆物质演化之结果。”(同上之三十：基本的与卓越的)

 他认为“世界无人之前，是不自觉的演进；有人，……乃得宇宙之身觉。”这是因为：“人之作用在于自觉参加于宇宙创造大流中，而赞助自然的创造。”“人之工作在自觉的创造，调整自然，参赞化育，改造自然与人性，以达到理想境界。”(同上之三十一：人在宇宙中之位置)

张岱年在人生价值观上也重视创造：“人有其创造能力，人不惟能利用天然物．更能创制人造物．能改造物质使变易其形态而成新物。”“人生意义是创造出，且在创造中。”(同上)

他认为人生没有前定的目的，正好去创造：“人生在不断的创造中，非有前定之目的：人须自定理想。人生无先在的目的，正见其可以有创造的生活。人生如有前定的目的，则此目的便是桎梏。”(同上之三十二：人生与目的)

在社会历史观上，张岱年谈了自觉创造历史与遵循历史规律的关系：“欲实现理想之生活，惟有自觉的改造历史，然创造历史，必须遵循历史之规律。”(同上之三十八：人类的历史)“历史虽有其规律，然如历史命定论，以人类为历史的工具，为历史必然之奴隶，则亦非。人群之努力前进，非图履行定命，而是有所创造，历史是人类创造良好生活之历程。……人之历史即是文化历史。文化是人类改造自然之成就，亦即人的创造之总和。”(同上)

在伦理修养方面，张岱年号召人们创造更完善的自我：“人应尽量发展其善性以克服其不善性，并创造更善的性质。人性常在改进之中，亦常在创造之中，人不惟应改造物质自然，更应该改造其自己的自然。人类不惟是自然的创造物，且应是自己的创造物。人所以异于禽兽，在于能自觉的创造自己的生活。”(同上之三十九：宰物与创造)

他号召每个人：“个人在一生中应有一次大的转变，自己克服幼时养成的一切不好的制约反应，而自己创造新的生活。”“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有所创造，在于自觉而有理想，在于能依理想而克服物质自然。人应发挥其创造力，而日进无疆。”(同上)

张岱年的哲学思想突出了创造的地位和真正价值，为未来的创造哲学打下了基础。

第二、预言“中国的创造思想无疑地要复活”，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哲学。

张岱年认为：“中国旧哲学既已过去，而西洋哲学思想未必即能适合现在中国的需要。他国的哲学思想本都是为适应各该国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现在惟有自己创造其新的哲学。”(《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

在分析了整个中国思想史的逻辑发展进程之后，他指出：“西洋思想之输入，当是对于中国的思想力复活之刺激。中国的创造思想无疑地要复活。”“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困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不必采取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哲学上若还不能独立，别的独立更谈不到。”“中国要再度发挥其宏大、刚毅的创造力量。”(《中国思想源流》)

张岱年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新创造出的哲学，除融会中西、鼓舞力量、与现代科学知识应合外，还要创造一个新的一贯的大原则并创造新方法：“我们所要创造的哲学，固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必有一个新的一贯的大原则，为其哲学之根本义，为其系统之中心点，以之应用于各方面，以之统贯各部分。这个通贯各部分的、这个一贯的大原则却不是可以从别的哲学中取来的，而必须是新创的。有了这样的原则，然后才能成为伟大的哲学。并且，一个新哲学，必更有其新创的方法。有了新方法、新工具，然后才能见前人之所未见，发前人之所未发，才能有新的创获，才能得到更近于真理的系统。不能发明新方法新工具是不能创出真正的新哲学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

第三、主张“文化的创造主义”，探索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正确道路。

张岱年在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力主创造中国自己的文化，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守旧复古。他主张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坚持“文化创造主义。”

他认为当时中国文化工作至少有三方面：“一破坏，二介绍，三创造。在现在中国社会中，旧文化之要不得的罪孽的残留，仍在很有势力，我们要有以破坏之，消除之。西方文化许多有价值的贡献，还都没有学来，我们应继续介绍的工作。不过，只破坏旧的而无以代替之，则旧的常会乘其空虚而复位；只介绍而无以融化之，则所介绍者常飘浮而不能生根，所以我们更应注意创造。”(《西化与创造》)

张岱年认为，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创造原动力、没有创造力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创造力“实由健全的有创造性的人民发挥出。所有健全的国民，康强聪敏，有魄力有胆量，无奴性，无惰性，肯下苦工夫，有创造精神，有坚定信仰的人，就是创造新文化的原动力！这些人的信仰，能激发精神鼓舞勇气的信仰，就是创造原动力！”“中国现在有创造力！健全的身体是创造力，健全的头脑是创造力，坚定的信仰是创造力，不挫的勇气是创造力！新的经验无穷，新的理想无穷，只要不受旧事物的囿制，人的脑、手，是自会创造的。”(同上)

他批判了“认为创造是侈谈，是大言不惭”的妄自菲薄的言论，提出在哲学、科学、政治、衣住各个方面均可有所创造。“创造一个新文化，本非一旦即可完成之事，从远久看来，那是绝对的可能。”(同上)

 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之真的出路”，即“文化创造主义之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的创成。”“‘文化创造主义’，即是一方反对保守旧封建文化，一方反对全盘承受西洋已在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主张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之创造。在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条件未具备以前，主张充分的作难备工作。”(同上)

张岱年的创造思想的价

第一、初步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释创造问题，使中国近现代的创造思想开始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尽管这种结合是初步的，尝试性的，但它是一次质的飞跃的开始。从此，中国思想史上创造问题的研究有可能向客观真理靠近。

第二，呼吁创造新的哲学，并孕育了“创造哲学”的萌芽，这二者又是统一的。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直到今天，创造新哲学的工作一直在进行。而且他所提倡的  “新哲学中的一贯的大原则”不是别的，而正是“创造”本身。(参刘仲林《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创建派”初探》，《哲学研究》1994．7)这在中国哲学史上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第三、“文化创造主义”是科学的文化创造观。文化创造、文化重建是近现代以来一个争论焦点，在对待古今、中西文化的态度与方法上，张岱年的主张是唯物的而且辩证的，因而是科学的。

选自“创造之梦”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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