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秉颐

【中华文化大学网编者按】下面刊登的是2015年5月24日余秉颐先生在中华文化大学堂讲座的讲稿。余秉颐先生曾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现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知名中国哲学家。

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地得到改善和提高。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精神生活却出现了诸多问题。除了道德层面的问题（例如诚信缺失、公德沦丧、拜金主义）之外，还有心理层面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精神焦虑状态在人群中的大量存在。所谓焦虑，简单地说，就是忧思不安、精神烦躁。目前在我国从事不同职业、处于不同社会层次的群体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精神焦虑的现象。在生活和工作中，一些人总是感到精神紧张，一些人总是成天忧心忡忡，一些人总是过得惶恐不安，这都是精神焦虑的表现。可以说，精神焦虑，已经严重地损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损害着人们的生活质量。现在我们经常谈论“幸福感”、“幸福指数”问题，而“幸福”与人们的精神状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个成天处于精神焦虑状态的人，无论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多么优越、多么高档，都不会具有强烈的幸福感，他的生活质量都不会达到很高的幸福指数。

我们要克服和消除精神焦虑，可以有很多的途径。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从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中国先哲们高超的人生智慧，是现代人治疗精神焦虑的一剂良药。

庄子所提倡、宣扬的逍遥精神，正是这样的一剂良药。

《庄子》的第一篇，是《逍遥游》。《庄子·逍遥游》开篇，是一段震撼人心的描述：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

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鲲鹏展翅高飞，击起了几千里的滔天波浪，卷起的暴风扶摇直上九万里。它背负青天，超绝云气，从太空俯视人间，发现人间的一切渺如尘埃。这个出神入化、既是鱼又是鸟的“鲲鹏”，就是人的精神。这段千古传诵的文字，通过奇特的艺术形象，以鲲鹏的自由翱翔，象征人的精神在超脱世俗牵累的自由境界中独来独往、纵横驰骋，表达了庄子追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情怀。

    庄子所谓“逍遥”， 是精神的逍遥，指的是精神优游自得、自由自在的境界。“逍遥游”不是“形游”，而是“神游”、“心游”，是“乘物以游心”。“逍遥”就是人的精神与“天下大道”融为一体，心灵无所羁绊，无所牵累，虽置身万物之中，却能够不带着世俗的功利观念，不计较世俗的是非得失。“逍遥”的本质是“自由”，是精神的轻松、自如、舒畅、愉悦。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

1、精神逍遥不等于没有信仰，不等于没有精神追求。庄子本人就有着坚定的信仰——“道”，他毕生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天下大道”。

2、逍遥不等于消极，不等于碌碌无为。精神的逍遥不是行为的逍遥。行为的逍遥是无所事事。精神的逍遥则是轻松愉悦，并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因此，人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有信仰、有作为的同时，追求精神逍遥的境界。

庄子的“逍遥”，旨在追求精神的超脱和生命境界的升华，最后与大道合一。他认为，精神的超脱，首先需要心灵摆脱种种束缚和困扰。那么，怎样才能解除困扰、达到精神的逍遥境界呢？

庄子认为，人的精神困扰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功名利禄、偏执之见和生死大限。人只有摆脱来自这三方面的精神困扰，才能体察万物之理，洞明天地之道，领悟生命的真谛，让精神逍遥于天地之间。因此，人们要解除困扰、达到精神的逍遥境界，也就应该从这三个方面去努力：

一、淡泊名利

    追求精神的逍遥，首先必须淡泊名利，抵御功名利禄的诱惑。

在庄子看来，功名利禄的束缚是精神的巨大负累，是导致人的心灵不能自由的重要原因。因此，人不能被外在的功名利禄所诱惑、役使，以至于“丧己于物，失性于俗”。

庄子本人，始终保持不求显赫富贵、只求精神自由的人生态度。他说，荣华富贵何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人们为谋取功名利禄所付出的最大代价，就是丧失真性、迷失自我，使精神不得自由，更无法超脱、升华。在庄子看来，这是用极巨大的代价换取极微小的利益。《庄子·让王》云：“今且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隋侯之珠是举世闻名的宝珠，用它作弹子来打千仞高山上的鸟雀，即使能够打下来，也不过是用重大的代价换取微不足道的区区小利而已。

庄子长期生活于社会下层，家境贫寒，生活艰辛。但他在清贫的生活中自得其乐，而不醉心于功名利禄，不让名缰利锁束缚自己的精神。由于庄子为人贤良、学识广博，在楚国很有名声，他并非没有做官的机会，然而他淡泊名利，推重气节，不愿屈身侍奉权贵。关于庄子不仕，在《庄子》的《秋水》、《列御寇》等篇中均有记载，文字稍有不同，但情节基本一致。庄子始终坚持不求显赫富贵、只求精神自由的人生态度。

庄子说，世俗之人往往被蝇头小利折腾得寝食难安，甚至丢掉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庄子·骈拇》）夏、商、周三代以后，人们由于看重“利”而改变了自己淳朴的天性。他们或“以身殉利”，或“以身殉名”，都是汲汲于功名而不惜“残生伤性”。针对这种“残生伤性”的状况，庄子告诫人们一定要抵御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的诱惑，因为醉心于功名利禄，是精神自由、舒畅的巨大障碍。困扰于功名利禄，就无法进入精神的逍遥境界。在庄子看来，“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悖志也。”（《庄子·庚桑楚》）高贵、富有、显赫、威严、名声、利禄这六种东西——也就是富贵权势——都是扰乱人的意志，妨碍人追求“天下大道”和真理，妨碍人追求精神的崇高和逍遥的。一个在功名利禄面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的人，他的精神怎么能够不产生困扰，不陷入焦虑呢？而情怀高尚的人，则能够在功名利禄面前，保持精神的淡定、逍遥。《庄子·逍遥游》说，尧打算把天下让给许由，因为他认为许由已经领悟了天下大道，如果居于国君之位，天下一定会大治。而许由却坚辞不受，正因为他已经领悟了天下大道，反而无意于功名。庄子以此说明，得道的真人不图富贵，不求功名，这是他们的精神得以超脱、逍遥的重要原因。

当然，庄子并非完全否定“利益”，他只是反对因贪图功名利禄而“残生伤性”。《庄子·逍遥游》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一只鸟在广袤的森林里栖息，其实只需一根树枝就足够了；一只老鼠在大河边喝水，其实只需能够填饱它肚子的那点水就足够了。同样的道理，人的生活并不需要大富大贵，功名利禄对于人来说，实质上往往是一种虚浮的需求和诱惑，并不具有实实在在的作用和价值。

二、破除偏执

追求精神的逍遥，必须破除偏执，用现代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破除认识的绝对化。

有学者认为，庄子哲学的宗旨“专在破执”。所谓“破执”，本是佛教术语。“执”意思是执著、固执、偏执（偏狭固执）。从哲学上说，“执”就是绝对化的认识，或者说认识的绝对化，“破执”就是破除认识的绝对化。庄子认为，人们囿于自身的成见和偏见，在认识事物时，往往走向绝对化。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其实只是一孔之见，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执着于这种一孔之见，就会形成狭隘、僵化的认识——也就是“执”。这种“执”，使人的认识不能客观、公允、清醒，使人的精神不能逍遥、自如、愉悦。

为了破除认识的绝对化，破除狭隘、僵化的认识，庄子提出：天下没有绝对的事物，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事物之间是可以转化的。这种转化的原因，是对立方面的相互作用，即“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庄子·则阳》）

不仅事物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而且人类认识的是非也是相对的。这就是庄子的“齐是非”思想。《庄子·齐物论》举例说，人如果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酸背痛，可泥鳅是这样吗？人如果住在树上，就会心惊胆颤，可猴子是这样吗？那么对于泥鳅、猴子和人来说，我们该承认谁真正懂得哪里是舒适的住所呢？毛嫱和丽姬（都是古代美女）是人们最为欣赏的美人，可是鱼看见她们就潜入水底，鸟看见她们就飞上云天，麋鹿看见她们就逃进密林，它们一点也不觉得毛嫱、丽姬美丽可爱。那么对于鱼、鸟、麋鹿和人来说，我们该承认谁真正懂得什么是美丽呢？当然，庄子的比喻可能有些偏颇，但是他所表达的思想是：不要把自己的认识看成绝对正确的。庄子还提出“虚己”，要求人们虚心地对待自己，不要把自己的认识绝对化，不要以为自己绝对正确，不要走极端。这肯定是有道理的。

庄子说，天底下的一切差别——“是”与“非”的差别，“彼”与“此”的差别、“人”与“物”的差别等等，都是由于人们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庄子·德充符》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 如果从差异的角度去认识事物，那么即使像肝和胆这样在人体中不可分割的内脏，也会显得像楚国与越国的关系那样对立；如果从相同的角度去认识事物，那么可以说普天之下，“万物皆一”。总之，事物之间的差别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不过，庄子过于夸大了事物的相对性，在哲学上走向了相对主义。所谓相对主义，是否认事物和认识的确定性，认为事物之间的区别只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不承认这种区别也具有确定性、绝对性的一面。其结果，是抹杀、取消了事物之间的界限和人类认识的是非界限。可以说，庄子反对认识的绝对化“矫枉过正”，走向了极端。但应该承认，他的思想确实具有振聋发聩的“破执”作用。

三、坦然面对生死

    追求精神的逍遥，还必须坦然地面对生与死，也就是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有生必有死，生死是人生之大限，因而也能成为对人的精神的最大桎梏。人生存于天地之间，受自然的客观规律制约，生无法选择，死不可避免，生与死“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生命的过程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短暂的，正如《庄子·知北游》所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然而，“道”的存在却是无限的。“道”的境界没有生死，人通过修道，进入得道的境界，在精神上摆脱生死的困扰，与天地精神融为一体，就如同滴水汇入大海，消弭生与死之间的分际和边界，从而永无生死之虞。所以庄子主张以达观的态度，坦然面对生死，在生死面前“以道观之”，超然大度。生与死，本来就是元气所化，生命随元气的变化而时聚时散，就好像昼夜一样运转不已，因此“生不足喜，死不足悲”。庄子的妻子去世时，庄子竟然盘腿坐在地上，鼓盆而歌，庆幸妻子解脱了生命形体的束缚，精神安息于天地之间。这种世俗眼中的怪诞行为，绝非出于无情，而是出于庄子对于生与死的独特理解。

庄子认为，生死本是“一体”而平等的，生和死都只是生命循环中的一个环节。就其中的某一个过程来说，生与死是有区别的，但就整个生命大的循环过程来看，生死实际上是不断相互转化的交替过程，“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达生》），因此，不论是生还是死，人都应该“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 庄子·齐物论》）

万物都是道的产物，人的生命也是道的产物。生死是道赋予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因此人应该顺应道，顺应这种规律，从生死大限对精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应该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否则，人在精神上难以逍遥。

《庄子·刻意》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而浮于世，死则归于平静安然。死亡是生命从变动和劳累的状态进入静止和休息的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天地给了我一个人形的生命，用勤劳来让我生长,用衰老来让我闲逸,用死亡来让我安息。所以善于活着的人，还要善于理解死亡、面对死亡。这就是庄子“以生死为一条”（《庄子·德充符》）的生死观。如果我们树立了这样的生死观，就能摆脱生死大限对精神的桎梏，达到赵朴初大师所说的“生固欣然，死亦无憾”的境界。

总之，在庄子看来，人只有淡泊名利、破除偏执，并且坦然地面对生与死，才能走向精神的解脱和逍遥，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崇高、美妙境界。

庄子的上述思想，至今对于我们仍有启发。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在解除精神困惑、走出精神焦虑方面，当然具有更多、更科学的途径。但是应该承认，庄子所指出的三大原因——名利的诱惑、认识的偏执、生死大限对精神的桎梏——确实是自古以来人们在精神上产生困惑、陷入焦虑的主要原因，现代人也不例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由于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更高、社会结构和状况更复杂，这三大原因对于人们精神的影响也更大。因此，庄子所提出的消除这三大原因的途径——淡泊名利、破除偏执、坦然面对生死——对于现代人仍然具有现实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