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效民

近两年来干细胞研究领域里最为上镜的人物当非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莫属了。2005 年5月黄禹锡宣布, 其研究小组已经成功地利用克隆技术培育出人类胚胎, 并从中提取了世界上首批与病人基因相符的胚胎干细胞系, 从而一举成为基因研究领域里的领军人物, 随后其研究成果发表在世界权威的科学杂志美国《Science》之上。时隔2个来月, 8月4日黄禹锡又怀抱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狗“斯纳皮”( Snuppy) 登上了另一份世界顶尖级科学杂志英国《Nature》的封面, 风头之健, 一时无人能出其右。在韩国国内, 甚至黄禹锡将成为韩国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呼声也日渐兴起。

不过好景不长, 黄禹锡的神话故事并没有维持多久。进入11月份以后, 黄禹锡因卵子风波和涉嫌论文造假, 在韩国乃至全世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几乎一夜之间,黄禹锡又昙花一现般地从韩国的“国家英雄”变成了韩国“国耻”。《Science》和《Nature》杂志也相继发表声明质疑他研究果的真实性, 并决定对其论文进行重新审查。12 月23 日, 韩国首尔大学特别调查委员会正式宣布黄禹锡的论文数据确悉伪造, 当天下午黄禹锡辞去首尔大学教授职务, 黯然离去。

虽然当今科技界的学术不当行为并不罕见, 可舆论普遍认为黄禹锡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却可能相当深远。由于事件涉及了新兴的干细胞研究领域, 将会直接影响到一些国家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于干细胞研究的态度, 使得本来就已经饱受争议之苦的干细胞研究变的更加艰难和复杂化。

无可否认的是, 尽管已是身败名裂, 单纯就学术水平而言, 黄禹锡依旧可称的上是世界一流的克隆专家。英国《Nature杂志2006 年3 月9 日刊文证实, 黄禹锡培育出的世界首条克隆狗斯纳皮的身份不存在疑问。狗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最难克隆的动物, 为了这只黑黄相间的世界一号克隆狗, 黄禹锡和他的课题组整整忙碌了3 年。2006年4 月24 日, 斯纳皮又在电视上露脸了, 为的是它一周岁的生日,凭着自己的正版克隆身份, 斯纳皮依然活蹦乱跳, 悠悠自得, 依然可以继续傲视群狗, 唯我独尊。

然而这其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却令学界相当尴尬:一个货真价实的世界一流科学家为什么会犯“造假”、“欺骗”这类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须知, 依照传统眼光来看, 科学界向来以严谨求实著称,并且有逻辑推理和实验检验为利器———这二者尤如孙大圣的火眼金睛能够让所有科学同行们随时随地发现科研探索中的不轨行为。美国社会学家, 科学社会学的奠基者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曾就此感慨说: “科学家的活动被控制到如此的严格程度, 这或许是其他活动领域不能相比的。”而犯禁者一旦越过雷池, 则将会“后果很严重”———常常被科学界毫不留情地清理出门户。也正因为如此, 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素来比较高, 国内外多次公众态度调查显示, 公众对科学界的印象得分几乎总是最靠前。

原因或许在于, 今天的科学事业早已与人们脑海中的科学传统形象大异其趣了, 爱因斯坦式的纯粹个人追求知识型的科研方式在今天不能说绝对没有, 但也一定是凤毛麟角了。英国著名学者约翰·齐曼(John Ziman)在《真科学———它是什么, 它指什么》一书中曾指出, 当今科学“既是个体性的, 也是集体性的; 既是自由无约束的, 也是科层体制化的; 既是权威性的, 也是可修正的; 既是开拓创新的, 也是高度保守的; 既是人统治的, 也是寡头政治的。”所谓“真科学”( real science) 包含所有下列因素: 它是“哲学的、专门的、竞争性的、探索性的、多元的、信息化的、体制化的、经济的、进步的事业”, 要想真正把握科学“它是什么, 它指什么”, 那么“我们的科学‘模型’, 必须把这些相互差异、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联系起来, 并且统一在一起。”
   在科学的世纪———19 世纪末期, 物理学家卢瑟福在发现原子的内部结构后, 曾经欣喜而又满足地感叹道, “再没有比在几乎是未经勘探的原子世界里漫游更令人神往的了”。然而, 今天的科学家恐怕早已没有这份“为科学而科学”的闲情逸志了。随着政府、市场的干预和影响日益加强加深, 今日科学研究已经与现实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和期盼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在“黄禹锡事件”中, 我们不难看出黄教授的研究工作与韩国的政治人物、证券市场、民族荣誉、社会文化等等都紧密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当代科研与商业金钱几已建立起了共生共荣的关系, 一方面, 如果没有强大财力的支撑, 当代科学几乎无法前行, 另一方面, 当代科学也只有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或者可见的诱人前景时, 才更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支持和发展。以我国为例,如果说70 年代中国的科学英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一意钻科研的陈景润的话, 那么今天中国的科学英雄就首先要推王选和袁隆平了, 其明显特征是在有较高学术成就的同时, 其学术成果须带来较大的现实收益。显然, 后者目前对于一个科学家的科研生涯更为重要并且实际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 在选择科研目标时, 今日科学家往往首先考虑的是科学以外的现实需求和收益, 或为政府解难, 或为企业谋利, 或进市场创收。当代科学的研究探索工作越来越象是一种市场中的商业行为, 为了自己的科学研究能够得到基本的或者源源不断财力保障, 科研人员们不得不八仙下海, 各显神通, 昔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专家们也要四面出击, 全面撒网了。加之对于今天各种内外利益错综于其间的科学研究来说, 其评价已远不是单纯判断是否促进了知识增长, 而是大大多元化、复杂化了, 相应地, 传统的科学家同行评议已渐渐失去了以往的制约能力。“黄禹锡事件”后, 美国《Science》杂志编委会在哀叹“黄禹锡事件”可能是这份世界科学界声誉最高的刊物自创刊125 年以来所遭遇的“独一无二之事”的同时, 又无可奈何地表示, 仅靠技术手段无法保障当今科学的诚信, 任何技术手段都难以防范蓄意和精心的造假行为。
   在如此大环境下, 科学研究中急功近利, 寅吃卯粮者普遍有之,杀鸡取卵, 竭泽而渔亦不罕见。投机取巧, 弄虚作假者不以为耻, 败絮其中, 金玉其外者亦可登堂入室。“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成为生存法则, 随之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直至黄钟毁弃, 瓦釜雷鸣的现象几乎就是顺理成章。而绝大多数科研人员也只能是人在江湖, 好自为之, 能“出污泥而不染”实属难矣, 科学界频频出现“失节事小, 饿死事大”的丑闻日渐不足为奇。世风如此, 徒唤奈何! 2005 年12 月20 日的《纽约时报》用“全球趋势: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越来越多的骗子”作为评论标题, 可谓一针见血。
在饥不择食, 朝不保夕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大多数科研人员往往疲于奔命, 勉力维持, 加上难以或者疏于防范, 极少数长袖善舞, 投机钻营者却可能一鸣惊人,其后续效益更是丰厚无比, 且多名利双收。在巨大压力和丰厚利益的双重驱动和诱使下, 即使世界一流科学家的黄禹锡同样甘冒风险, 不惜玩火的作法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用编造论文的手段得到韩国民众的信赖后, 黄禹锡通过夸大干细胞的效率性和实用化可能性, 仅在2005 年9 月从私人渠道就得到20 亿韩元( 约合210 万美元) 的经费资助, 并于同年6 月获得韩国政府授予的“最高科学家”的称号! 德国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哈特穆特·米歇尔以黄禹锡为例, 也曾指出, 如果一个科学家“身上有太多压力, 而他不能处理好这种压力, 他只想追求第一, 追求完美, 他就会开始作假。”
诚然, 今天的“真科学”已然是增强国家实力, 增进人民福祉的利器, 其探索研究中“为科学而科学”的传统色彩无疑在持续减弱, 而投资纯基础研究也并不必然导致能获得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竞争地位的技术和满足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实际需求。发展科学事业首先以增进社会的富强繁荣为旨归成为当代各国的普遍期盼也显然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是, 科学研究的求知和应用并不是截然对立二分的, 问题的要害在于如何在运行机制上建立以及保持追求新知与满足需求之间新的张力。一方面, 在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和人口增长等巨大难题时, 今天的“真科学”责无旁贷, 不能不对解决这些实际难题和社会需求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 仍需继续保持在科学前沿领域进行自由探索的传统力量, 尤其需要在当代大环境影响下建立和维护其相对自由发展的新机制。一日千里固然可喜可贺,十年一剑更是难能可贵。“为科学而科学”仍然是当今“真科学”发展进步的“元气”, 无它则会导致科学研究逐步陷入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的尴尬境地, 并最终与科学造福于人类社会的目标相脱离。

韩国的黄禹锡倒了, 但仅仅半年之后在其国内支持者的资助下又准备重出江湖, 重起炉灶了———这在传统科学机制下显然是比较罕见的, 而现在也多少有点奈何他不得。毕竟仍有人愿意出巨资赞助他, 毕竟黄禹锡在克隆领域仍然掌握着世界领先的技术并继续承载着许多同胞的期望, 其研究重新给韩国带来或学术、或脸面、或市场方面的“惊喜”亦未尝可知。与此同时, 日本的“黄禹锡”也渐渐冒了出来, 中国的“黄禹锡”也开始显山露水了, 真可谓是求知与逐利齐飞,高尚与卑劣同流。曾经多么自由纯粹、自在逍遥的科学走到今日这种地步的确不无讽刺和尴尬的意味。不过, 有一点可以肯定, 今天的“真科学”仍将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继续张开双臂拥抱这色彩斑斓的世俗世界: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参考文献:

[1]约翰·齐曼著, 曾国屏, 匡辉等译,真科学———它是什么, 它指什么,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2] 王骏, 科学骗局的“集体制造”——— “黄禹锡事件”的另类解读,

                                                   科学文化评论, 2006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