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

[中华文化大学网编者按]本期热点透视,我们转载三位知名学者不同观点的文章, 邓晓芒教授站在“西学”立场,提出“必须把传统文化批判推进到新的层次”，认为我们今天能够做的是开拓视野，拉开 距离，从地球那一边的文化眼光来从整体上审视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才有可能把握儒家文化的大格局，以及它之所以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委。王学典教授站在“中学”立场,则提出“儒学复兴的三大指向”，认为中华文化复兴指向三个东西。第一，主流意识形态也即马克思主义;第二，西方中心论;第三，现行的学科设置。陈来教授从正面总结“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认为中华价值观与西方近现代价值观相比，主要表现出四大特色：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

三位学者观点各有千秋，但共同的不足，就是脱离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特别是新哲学新文化建设，单纯评判传统文化。按照王学典教授的解释，所谓“守先待后，斯文在兹”，是说我们这代人，应该把先人的东西保留下来，再等待后人的创造的发展。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难道我们仅仅满足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或继承就可以了？据说，20世纪90年代，任继愈先生曾提出，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国故、继承传统，50年后可以建设中国新哲学。张岱年先生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新哲学建设，应该从当下开始，我们不应当坐等新哲学、新文化的到来！

欢迎各位网友和读者各抒己见。

　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

　　这个变迁是怎样发生的?它的走向如何?它意味着什么?这是我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十八大之后，比较大的思想文化事件有这样几个，它们虽然正在或已经发生，但未必会引起大家认真的思考。一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到山东曲阜考察并发表了一番非常重要的讲话。上半年在曲阜参加会议期间，我专门问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到曲阜的时候到没到过孔庙?人家说，那当然到了。这个举动非同小可，我们且不论他讲话的内容，就他到这个地方本身那就带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至少20世纪以来，国家最高领导人是没有到那个地方去过的。

　　二是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儒联关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长篇讲话。后来官方发表的稿子是5000多字，全面谈到了他对儒学的认识。这一举动意义尤其重大，因为曲阜之行仅仅是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而在国际儒联的讲话面对的则是海内外一千多名学者。文革结束之后近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儒学、对孔子、对传统文化态度一直比较暧昧。你说他反对，他也没有明确的反对，你说他支持，他也没有明确的支持态度。但是习近平这个讲话、特别是在国际儒联的讲话，很鲜明地表达了共产党人对儒学的态度，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对中华文化复兴的态度，所以这个讲话尤其值得重视。

　　当然这是两个比较大的事件，还有几个小事件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去看望汤一介先生，与汤一介先生进行交流。这意味着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去看望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儒学的代表人物汤一介先生，而不去问政于厉以宁、林毅夫诸位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就带有特殊的意味、特殊的标志性。另外李克强总理隆重接待饶宗颐先生，而饶宗颐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是两岸三地、英语学术界共同推重的一个人。李克强怎么不接待其他人呢?怎么不接待那么多的社会科学家呢?怎么不接待诺奖获得者呢?而且还在中央新闻联播上播了很长的篇幅。

　　还有一个细节，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我们的领导人出现在中华书局的纪念会上。中华书局是以出版古籍为主的出版社，他怎么不去人民出版社呢?他怎么不去商务印书馆呢?为什么单上一个专门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呢?视察中华书局不视察人民出版社，那是出版社自已能决定的吗?而且领导人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在那个地方晃动——陈来先生，他是儒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而且陈来先生不光是在读书日上晃动，我看在各种重要活动上都在晃动。在此之前晃动的是另一部分人，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些细节非常有代表性，包含深意。我希望这些细节促使大家思考我下边将要谈的问题。

　　另外现在遍布大中小学的读经班，各种各样的国学班风起云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到处都在办国学班，它怎么不办西学班?它怎么不学西方的经典，另外近年来，各种国学机构、儒学研究机构、传统文化研究机构像雨后春笋般地争先恐后地在出现，恰好在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一个西学研究机构出现，也没有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构出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这么大，成立一个自由主义研究所，也理所当然，哪有啊?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除了高校的马院之外，我也很少看到民间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读书班。这是当前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都昭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正在发生方向性的转折，而这一点是诸位应该高度关注的。　　

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否拯救中国?

　　我有这样两点认识需要提出来与大家讨论，一个是，我认为，儒学要想最终拯救中国，必须首先走向世界，因为人类现在是在同一个地球村内生活，不是在一个个封闭的帝国内生活。而传统文化要想走向世界，并成为国际思想界的主流，或者是被国际学术界认可和尊重，我觉得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必须与在这个地球村内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

　　最近几年我参与了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筹备，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第一届是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明年召开第四届，是儒学和伊斯兰教的对话。我们去年在山东大学召开了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第三届，强调人类多元文明。在讨论尼山论坛的议题的时候，我提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要想办成一个被国际思想界认可的论坛，它必须和自由主义这个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流派展开深度对话。因为你只有和主流对话，你才有可能成为主流，你和主流对话，你即使失败了，不占有利地位，但这不妨碍你成为重大的思想流派之一。你和边缘对话，你永远是边缘，你成功了也是边缘。所以，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要想在世界思想领域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它必须和世界上占主流的被西方主流思想界奉为旗帜的自由主义展开对话。这个意见最后没被接受，但是《文史哲》编辑部今年5月1日在济南举办了一个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我们拟定的议题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这个对话至少从各种反响上来看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我始终有一个信念，你和边缘人物对话，你成功了也是边缘人物。你必须和大家对话，和占主流地位的学者对话，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看法，儒学尤其要这样。包括世界尼山文明论坛，你不能光和基督教对话，不能光和伊斯兰教对话，因为这些宗教尽管在西方民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西方思想界并不占主流，处于主流地位的是自由主义，所以儒学必须和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才能获得成功。

本人还有一个看法，认为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道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们都企图通过某种信仰、某种修炼而使个人得到解脱。佛教上西天，基督教升天堂，道教成仙，这都是个体解放，着眼于个人。世界上只有三种思想形态是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第一是自由主义，现在西方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运行那是在自由主义的原则之下，第二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有一套社会发展理论，计划经济等等，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管理，马克思的口号：只有每个人获得最后的解放，人类才能够获得最后的解放。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人类共同体的解放，而不是个人的解放，尽管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是他主张的是阶级的解放，他忧虑的是人类的命运。第三是儒学，儒学和道教、佛教的最大差异就是道教和佛教都是个体解放，当然，佛教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它受中国本土的影响要普渡众生，但它本身都是个体解放。而儒学所关注的则是共同体的小康和大同，关注的是天下、人类的健康发展和谐相处。

　　儒学能不能最终拯救中国尤其要体现在另一点上：儒学要想主流化，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导价值观，它必须根据自己的基本原则去创造出一种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儒学要想获得生命力，不是在讲堂上，也不是在研究院，也不是在研究所，它必须根据自己的原则去创造一个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认为你这种生活方式更好，生活得更舒服。这是全部问题的核心。儒学能否复兴，不在讲堂上，不在读经班，不在书院，而在生活实践上，我们必须创造一个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是高于美国的，是高于自由主义的。许多人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大好，没有人情味，尤其尊老不够，彼此的权利义务过于清楚。我们发现按照自由主义原则建立的生活方式有问题，但我们能不能根据儒家的原则创造出一个更富有人情味的、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温情脉脉、讲信修睦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呢?如果能创造出来，儒家就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免谈。假如我们培养出来的都是君子，彬彬有礼、富有教养，那不是很好吗?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创造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我感觉我们曾经创造过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中国的唐代，当年在长安居住的人，那些外国人很向往中国的这种生活方式，那是按照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儒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创造出的一个让当时的其他各国感到最好的生活方式。我一直认为，当年的唐代就是现在的美国，大家都自发地来学习，不需要强迫，这种生活方式是可以效法、可以复制的。今天的韩国，包括日本，都采用过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今天能不能再造一个礼仪之邦，这一点攸关儒家的生命。

我一直主张要重建礼仪中国礼仪之邦，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的时候专门谈了这个问题。重建礼仪之邦从重建礼仪山东开始，不但要建礼仪山东还要建仁义山东，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就在这试试。我的研究院同事曾振宇教授连续在政协会上提案，要创建曲阜文化特区，重建一种生活方式，你要了解一种典范的儒家的生活方式，你到曲阜去看看，就像你想了解改革开放到深圳去看看一样。山大王益民教授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传统文化与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我觉得很有价值，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是在西方展开的，而是在中国伦理网络中展开的，使无情的市场经济带有人间温情的色彩，有什么不好呢?伦理关系在市场经济当中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值得讨论。中国有一句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按照儒家的概念来说，中国人重然诺，守信用，有什么不好吗?西方重契约，很好，中国重然诺，有什么不好吗?为什么要废弃、批判呢?纸币早在宋代就出现了，那完全是建立在守信用、重然诺这样的儒家原则之上的，当然儒家的这样的原则能和西方的契约精神互补起来那当然更好，所谓的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如果有这些因素，没什么不好。

以上就是我在儒学复兴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儒学复兴、国学复兴的三大指向

　　国学复兴和儒学复兴意味着什么?它在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复兴，它的指向是什么?它的含义是什么?我认为儒学复兴、国学复兴、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复兴指向三个东西。第一，主流意识形态也即马克思主义;第二，西方中心论;第三，现行的学科设置。下面我分头谈一下个人的想法。

　　习总书记关于儒学的一系列讲话，关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讲话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迄今并未止息。他的讲话事实上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文史哲》编辑部从今年开始和《中华读书报》联合评选“年度十大人文学术热点”。我们的初衷是要介入人文学术重新主流化这个过程，从我个人的角度、从杂志的角度、从作为一个人文学者的角度，我们要推动人文学术的主流化进程往纵深发展。在这个考虑之下，我们和《中华读书报》联手主办2014年十大人文学术热点，这个评审已于5月1日发布，发布之后反响强烈。其中有一条是习总书记2014年在人民大会堂国际儒联会议上关于儒学的讲话。大家在拟这个条目的时候，把落脚点放在哪里，一时颇费斟酌。我们要用一百字到二百字把这一个条目的入选理由解释出来。最后我们把落脚点放在习总书记的讲话引起的强烈反响上，认为这事实上再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从而引发空前关注。

　　你光就儒学谈儒学不要紧，关键是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一直是一个问题。习总书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同样更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同样更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个有目共睹。但同时，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一些搞儒学的师友和同事，他们在推动儒学复兴的同时确确实实有人在主张取代马克思主义或者是置换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不必讳言。在这一点上学界有巨大争议。

我个人不赞成在倡导儒学的同时拒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能否收拾住当前的世道人心，这一点暂且不论，这里我仅仅指出一点，在这个大过渡时代，把握当前社会转型、把握这个大过渡时代的最好的理论工具、最好的分析工具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由主义，更不是儒家学说。在此试举一例，马克思当年说过一句话，当然他是引用别人的话：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大家看现在，到处都是资本的狂欢、资本的盛宴、资本的凯歌行进，每天都是他们的欢呼。原来被我们看作是十分抽象的资本就在我们生活中间，每天都在发挥作用，而且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到处都看到资本的作用，十分可怕，恰好在资本凯歌行进、在我们的社会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我们进入资本黄金时代的同时，我们的高等教育却放弃了资本论。《资本论》的课没人开，学生也没人选这个课，我上研究生的时候专门选《资本论》课，经济系开的一个选修课，我从头听到尾，现在肯定没人听。在我个人看来，马克思的学说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分析我们身在其中的这个大过渡、大转型时代的最好的理论工具、分析工具，最好的理论框架。

　　目前在对待儒学的复兴问题上所存在的两头热中间冷的问题，它的本质，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在九十年代就出现了，现在越来越严重，历史学界的老前辈林甘泉先生在十八大之前发了好几篇文章，话说得很重，他说不能儒化中国，也不能儒化马克思主义，恰好我们现在理论界一部分人要做的工作，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经验相结合。这在理论界分歧比较大，不少人痛心疾首。直到今天，这个问题怎么平衡仍然是个巨大的问题。真正的悲剧是善与善的冲突，不是善与恶的冲突。悲剧就在于双方都有合理性，双方都不能相容，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它都有合理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有它充分的合理性，提倡儒学、国学复兴的人，他也有自己的合理性，两个合理性之间的冲突，这才是一些最重大的问题的由来。

　　第二点，西方中心论。对西方中心论的挑战，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这个在学术界也早就开始了，包括在西方自身也早就开始了，但是在中国，它的确有特殊的内涵。这就是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的确立问题。大家都知道一部电视政论片，叫《河殇》，那是当时典型的全盘西化的代表，这个作品要放弃黄河文明，它认为黄河文明代表着一种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是被超越的，是落后的，甚至于是腐朽的，我们应该奔向大海，奔向蓝色文明，全盘西化，是反传统的，更是反国学的。对西方中心论的挑战从1989年就开始了，但九十年代恰好是西化最深入的一个时期。自由主义在中国长驱直入，在理论界占据一个相当的地位恰好是在九十年代实现的。所以全盘西化的八十年代固然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自己的理论前提，但复兴国学的九十年代也同样是全盘西化特别发展的一个时期。真正的全盘西化倾向的被遏制就是从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概念提出来之后开始的。普世价值提出来之后，问题立即就产生了。

　　我感觉西方中心论有一个核心，它总是认为西方的道路是正宗、是正常、是一般、是正统，而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是特殊、是个别、是化外、是变种、是例外。我们总是在这样谈论问题，西方发展的道路是一般道路，而中国的道路是特殊道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关系，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当我们这们提出问题的时候，正显示我们仍在西方中心论的掌控之下。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在目前已经遭到根本性的颠覆。这一点理论界非常清楚，特别是国学热的出现，我甚至感觉已经出现了从西方中心主义走向华夏中心主义这样一个倾向，认为我堂堂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其他民族都优越，都高人一等，比西方人更好，更有优越感，更标准、更具一般性质，西方人你固然经济行、政治行，但你文化不行，很多现象都带有这种倾向，文化上的优越感非常强烈。但是这样一个东西，它有它正面的意义，瓦解了至少是两三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西方中心论，这是积极意义，包括国学复兴。铺天盖地的国学热、读经班的另一面意义是带有拒绝西方中心论的意义，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他们认为整个二十世纪打开国门之后，西方的学说就像洪水猛兽一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礼仪、传统的伦理冲得稀里哗啦。一个老先生在一个讲话里说，二十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破坏了我们的人文生态。我个人感觉，国学热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拒绝西方中心论的这样一种含义。我们现在找不到典型的、纯粹的、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呢?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意识到西方中心论的危害，他认为自由主义和儒学这中间没有矛盾，为什么不能联手呢?所以说，拒绝西方中心主义现在已经成为知识界的共同的底线。另外什么叫中心，中心本身也被颠覆、解构了，也被质疑了，哪有中心?谁是中心?

儒学复兴或者说是国学复兴的第三个指向，是挑战现行的学科设置、学科体系、学科框架。我们现在的学科设置、学术分类都是西方的，中文、历史、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全部都是，我们现在的学科框架、学科分类体系都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当然有好处，而且好处非常大，不然的话，我作为一个大学生到大学来学习，你要是不分科的话我怎么开始我的学习过程呢?我必须把一个完整的学问切割成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信息、计算机，然后把大家分门别类装到某个箱子里，你在这一块学习，他在那一块学习。中文、历史、哲学、外语、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新闻学等，这一套分类是西方现代学术分类，有它的好处，而中国传统没有这种分类，中国传统是四部分类，经、史、子、集四部分。在中国的四部分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观察没观察一个现象，经、史、子、集只有一项能和现代的分类直接对接，剩下全部都不能对接，就是历史学。经、史、子、集有历史，西方现代学术分类中也有历史，所以二十世纪的这些大学问家没有一个不是在历史学领域，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垣、陈寅恪，你要找哪个不是历史的，很困难。而在中国找个哲学家很难，别人说只有金岳霖先生，我不清楚。经学和什么对接呢?不知道。诸子学和什么对接呢?不知道。集部和什么对接呢，也不清楚。换句话说，经、史、子、集，除了历史之外，其他各类必须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能和西方现代学术分类对接，还没对接完几十年过去了。所以我跟大家说四部分类和西方学术分类之间有非常大的问题。

　　这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主要内容，我认为国学复兴带有深刻含义，它已经变成一个运动，大家不要轻看这个运动。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话，窗子外边不知道同时会成立多少儒学研究机构，不知道会建立多少书院，不知道又有多少少年、多少儿童走进读经班。我是要帮助我们大家理解我们大家身处其中的、窗子外面正在变成现实的那个强大的变迁过程本身，从而在让我们置身其中的同时，了解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并把握未来的趋向。

最后，还有一句话要说，这就是，儒学的生命力不取决于儒学本身，而取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能不能最终取得成功，这就是我的结论。

——摘自王学典《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

作者简介:王学典，山东滕州人,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