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青松编、方克立等著的《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一书2015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内容简介说：“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方克立先生于2006年提出的，其基本表述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旨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外来文化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准确揭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质内容和现实道路。这些年来，学术界对“马魂、中体、西用”思想的探讨日趋深入，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逐渐得到彰显，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本书收录相关文章39篇，其中“甲篇”收录了方克立先生本人的书信、访谈、学术论文、座谈发言13篇，“乙篇”汇集了近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20余篇，分别从基本内涵、学术渊源、理论价值、现实意义、范式应用等方面对“马魂、中体、西用”做了具体阐发与点评。可以说，本书是“马魂、中体、西用”论提出以来一次较为集中而全面的整理，为关注、研究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读者提供了最新、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序（方克立）

　　“马魂、中体、西用”论提出已经九年了。它得到学术界不少朋友的赞同、响应和支持，也听到一些批评和质疑的声音。在“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提倡“会通”、“兼和”精神的文化主张很难得到一致认同，这也是意料中之事。“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只不过是“五四”后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一种主张，一家之言，持不同文化道路选择的还大有人在。

　　“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文化道路选择，都把马克思主义这个重要维度排除在外，或者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西学”，不承认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中起了决定方向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马学为魂”受到的挑战是最严峻的。但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近百年来，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至今还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把它完全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之外，不是与客观历史事实相去太远了吗？

　　马克思主义要在现当代中国文化中起到“魂”即指导思想的作用，必须被中国文化之“体”所接受，与中国文化形成一种“魂体相依”的关系。这是我们要着力阐明和论证的一个主要观点。提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接受主体”四个概念，前所未有地突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突出了它的主体和载体地位，也与晚清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论本质地区别开来。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综合。

　　“西学为用”体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开放性特征，而且是全方位地开放，“坐集千古之智”为我所用。但是，在经济、文化、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开放性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所以还需加强文化的主体性建设，包括加强已融入中国文化之“体”中的马学之“魂”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马魂、中体、西用”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外来文化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三学合一”，综合创新，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一条康庄大道，也是唯一现实可行的一条正道。这个结论，已被近百年来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之所以现实可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在理论渊源上，“马魂、中体、西用”论与上个世纪30年代张申府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思想，以及80年代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有直接的思想继承和延伸、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张岱年有“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的论述，在我们看来，它离“马魂、中体、西用”论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过他还是在体用二元模式中来论述这个问题，我们则试图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来更加准确地界定马、中、西三“学”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有本体（实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以及本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两种主要涵义，表现为“器体道用”与“道体器用”之异。因此，在运用传统体用范畴来讨论文化问题时，往往歧义丛生，“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争就存在着对体用范畴涵义的歧解问题。面对“五四”后中、西、马三“学”并存和对立互动的格局，体用二元模式已捉襟见肘，丧失了解释效力，“魂、体、用”三元模式应运而生。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变通、发展而来的，形成“魂、体、用”三元模式的关键，是把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区分开来，亦即把“道体器用”之“体”与“器体道用”之“体”区分开来，分别用“魂”和“体”两个概念来表示。

“魂、体、用”三元模式有没有客观依据和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呢？我们借助于王船山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和“上下无殊畛，道器无易体”、“物之体则是形”的思想，认为“道”（魂）、“形”（体）、“器”（用）三元模式是可以成立的。世界上的事物、现象和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有的可以用“体用”二元模式来说明，有些“一分为三”的事物，就需要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来说明。它们各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才具有解释效力。指出中国儒学有“以仁为魂，以礼为体，以和为用”的文化价值体系，就是“魂、体、用”三元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之一例。

　　“马魂、中体、西用”不仅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唯一现实道路，而且也是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主导的学术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其问题意识、主要学术资源和话语体系都是来自中国的现实与历史文化，同时以其他民族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为资粮和借鉴。这实际上是指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有效的学术路径。20世纪中国一些成就卓著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是走的这么一条“三学合一”的学术道路，他们的成功经验对后学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本书的编者谢青松同志曾作为“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到社科院访学一年，他敏锐地意识到“马魂、中体、西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不但从学术范式的角度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而且还对有关学术成果做了系统整理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编辑了本书。收入本书乙篇中的24篇文章，分别从基本内涵、学术渊源、理论价值、现实意义、范式应用等方面对“马魂、中体、西用”论做了具体阐析与点评，其中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真知灼见。特别是有的文章还指出了这一理论的若干不完善之处，这对于推进研究的深化大有裨益。我对编者和各位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附录中还收入了杨承训先生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一文。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最先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概念，我们都是后继者和追随者。杨先生的开创之功不可没。

　　70多年前，张申府先生在《家常话》中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应该说，他的这个预言已经变成现实，“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和“新指标、新象征”。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巩固它的主流地位，让它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方克立

                                                                                                                          2015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