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觉醒时代——论中国文化之再创造》，成中英著。

【成中英简介】

成中英，1935年11月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与逻辑学硕士学位， 196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专业博士学位。成中英先生被认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身兼"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发起人与荣誉顾问，国际《易经》学会主席、国际易学导师资格评审委员会主席、IACEDM国际环境决策管理咨询委员会环境哲学总顾问等。

凤凰国学：您在大会发言中谈到两个"本体用"的观点，即"中学为本、西学为体、马学（注：马克思主义）为用"，和儒学以"易学为本、理学为体、心学为用"，除了学术上的分享外，您还特别提到儒家在当下如何真诚实践的问题。能不能展开谈谈您的看法？

成中英：我是比较来说的。何谓中学？何谓西学？何谓马学？都可以深入探索。但就我人心中所向往、所规范来说，或就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言，由于中学是偏向价值的，西学是偏向知识的，马学是编向实践的，故我有“中本西体马用”之说。就儒学来说，现在对儒家所进行的理论探讨比较多了，但是在根源上与用行上，显然还未真正用心，实践更是非常微弱。

我说的这个"实践"，指的是我们真正用儒家仁义的做人做事的真诚态度与明白是非善恶的心意取向，来对待我们自己的人生或者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涉及社会价值的行为。这一点我觉得现代儒家学者并没有出现实际的大作为、大气象、大气魄。

就具体事实的个案来分析，儒学学者所主动或被动纠结的是现实的利益问题，争权夺利的问题、公私分辨、天理与人欲的抉择问题。传统上我们说儒家讲德性、讲责任，讲诚信，讲道义，这些显然都是儒学实行中所重视的，但如今德性与诚信为利益所掩盖，责任与道义却为权力所扼制，看不到实际的运行。当然，儒家从来并不否认也不反对利益与权力的思考，更有为公为民为天下行仁政务正义的担当，因之坚持必须要与道德的价值一并考虑，做出明智公正的决断。目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人们往往只见一己之利，一党之利，而忘却其所以为己之本及所以为人之道，把公私之辩、义利之辨都丢到脑后了。因此我说这一方面儒学显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弘扬与实行。你看社会上的很多问题，都是由此产生，我也不必说得太多了。

对于儒家的理论研究，我的客观观察是：历史性的探讨比较多，注释性的探讨比较多，也就是对于元典的文字诠释、对典籍的历史考证、对资料的掌握比较多。和十年前比较，当然不知道要进步多少了。显然，对儒家的文献文典的认识是需要的，但是，还应该去体验这些文典里面内涵的精神与深刻含义。假如理解儒家经典只是从注释，从考证下功夫，这还只是属于文字上的研究，也可以说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理论，还欠缺内在体验出来的深思。

总言之，儒家对于这个时代的真实意义，对于人在天地之间、在社会上的价值，对于人在危机时代所担负的责任使命，人们在这方面的认同是十分缺失的。儒家的精神，儒家的气质，儒家的身体力行，可说还没有出现，更谈不上实现，或者说实现得少之又少。

凤凰国学：您是作为一个学者来看这种问题，自然比普通大众深刻得多，但从大众的角度来说，也会有一种好奇，就是为什么今天要学习儒家？现在中国大陆的高层也在推动传统文化的弘扬，民间搞国学也比较热闹，您难道不觉得儒家现在正重新焕发出新的光芒吗？

成中英：我觉得还没有，也许是方兴未艾。在这里我们要了解西方很重视所谓的"真理"问题，我们叫做真象实理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就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真实的认识，能够了解这个真实是什么，然后秉真而行，这就是一个学者作为“学者”或者作为“人”所需要做的事。

这一种真实，要透过你内心的了解，用真诚的语言，确切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不虚假，不误导，这叫做真诚。你的语言能代表你的真实想法，这叫真诚言行。没有了这一真诚言行，也就没有了儒学，也就没有了内在人类生命中的自信与信仰，因而不能不提倡此一意义的哲学儒学或儒家哲学。

儒家哲学传统非常重视真诚，重视人的真性情，重视对生命体验、生命价值的真实表达，尤其在是非、善恶、取舍这些方面，它要表达得很清楚，我觉得这是儒家当代的重要性所在。它能够为我们找回世界的真实与我们生命的价值。

儒家在孔子之时便谈到怎么成为一个真诚的人的问题，他说要"知人"、"知言"，“知礼”。曾子说要"三省吾身"，到孟子又讲"反身而诚"，也是要回到自我的真实。这是一种功夫，你随时要检讨自己，当然不是说一定得"一日三省吾身"，有人一天一省吾身也就足够来发现自己的真实性了，是缺失？或是圆满？只是现代的人们可能连一个月也难道一省吾身。

现在的经济社会当中，人们实际上笼罩在各种功利的网络之中，更脱离不了现实的利益思虑。公共的现实利益是值得去维护的，但是私欲的或者属于贪求的利益，人们在这方面就缺少了一些自我批判，所以社会上就产生了急功近利、浮躁胡来的乱象。这即是对真实的自己没有思考，更不够负责。

在人际关系方面，更有一种肤浅、粗糙的关系，所谓角色关系，流于交相利用，不能表露真情实况，不能说真心真情的话，不能真心真情的交往，不能在众多利益的考虑中维护深刻普遍的人性价值，比如关怀他人的价值，如何减少社会的负担，真正带动社会的互助与道德进步，这是一个问题，这个方面显然要进行一种新的自我的检讨。举例来说，有人说好了要做的事，可是心中完全没有诚意，只是为了自已一时的需要而一再确认，但什么都未做到，并利用各种托辞予以推诿，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真诚的说明与解释，一而二，二而三，如此没有顾忌的态度及行为只因为自己有权有势，有恃无恐，欺善怕恶而已，当然没有什么真诚的人格可言。

人们在经济社会中面临各种生活环境的压力，从而丧失了自我反省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真诚待人的能力，变得虚伪。过去说是“有过勿惮改”，今天的人饰过文非，不太能面对自己的过失。

比如互联网本来有个特点，就是在网上我们可以表露真情实况，它是转播与交友最好的工具，但对不真诚的人来说，互联网却成为蒙蔽自我、欺骗他人的有效手段。更令人不得不感叹的是它启发了（而不止是提供了）人们某种为非作歹的动机。

互联网因之就像刀刃的两面，一方面，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自由表达与发挥自己，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利用互联网来掩盖自己，助长某些恶行。有人表现出来的面貌还是好的，但他背后的动机往往与他所表达的方向相反。我们只可以从前后的言行来观察这种现象，确认善之为善，恶之为恶，这就儒家要求言与行合一、内与外合一、前与后合一、上下左右合一的絜矩精神。

如果一个人不能“反求诸己”，不能“反身而诚”，“内在”是空洞的，惶惶不定的，患得患失的，没有价值定向的，或自持傲慢之见，持势持能，不尊重他人，不尊重自己的承诺，我们又如何期待他在关键时刻体现内外合一与知行合一的行动呢？孔子所作的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就在于道德性格的差别；而道德性别的差别，严格的说，来自于后天的教养，来自于道德是否能够自觉地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地自我建立起来。再加上人们缺少对根本价值的信念，缺乏对终极价值观的认同，人们自然在行为上出现各种疑虑、彷徨与踟蹰。孔子提出培育最基本的德性来避免或消除这种内在的或内心的空虚与虚脱，那就是他说的“仁者无忧，智者无虑，勇者无惧”的道德人格的建立。所以，我说今日儒家的发展，还要再进一步从实践上来要求自己。他者没有办法去要求，必须是自觉地去要求自己。

其实自孔子以来，我们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如何回到你自己？在交友、学问、做人方面，正如《论语》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就是教你去做一种自我内省的功夫，内省会在自己的行为上表现出来，这里我们要产生一种自我实现真诚的审问。

真诚如何表露出来？只能透过语言与行为表达。这种表达是不是一种自我包装？或是有没有一种实质的深度、意义在里面？我们必须从观察与体验中发现人的言行真假，人格真假，因为作为人我们能自然地在人的态度上、行为上、谈吐上、文字上进行一种整体的反观与体会。

总的来说，当前的儒学研究还是偏向于历史性的叙述，不只是有实践的问题，也有如何去掌握文字背后的那种人的真实与真诚的问题。哲学的儒学当然重视历史的陈述，但却不只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而是要在历史的体证中见证现在的人们需要的真诚价值。不是要你只向孔孟学习，其实还要你自身去面对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真实地对待你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你的人际关系。真诚地对待自己的言行，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凤凰国学：正心诚意，知行合一，确实在现实当中很难完全做到，要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并且一起来践行就更难。儒家的这些价值主张，就您的观察和体验，如今是不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呢？

成中英：从“五四”到“文革”，儒学的处境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显得苍白无力，好像是历史上的沉淀物。经过“文革”所谓“去四旧”、“批儒扬法”等批判过程，经历了这些波折，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线索：个人与集体社会道德与精神上的空虚感，人们与集体渴望价值理想，社会需要伦理、经济企业需要管理，甚至政治上也需要信念与理想。至于这些价值理想与伦理管理的内涵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又不能不从历史的反思与知识与价值的审定中去发现和论证。因之，强调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发掘文化价值的重要性是自然的，也是必需的，因为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自身的生活内涵，是经过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过程走过来的，其中包含了我们安心立命的生命价值，也包含了历经沧桑的生命智慧，这就是儒学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儒学所根植的易学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我最早提出建立国际儒学联合会，是在1987年。1987年我在夏威夷大学给中国大陆写了一封信提出来的，当时大陆根本没什么反应。有反应是什么时候呢？是1989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的会议之后，中央的领导人才做出决议接受我的倡议，要办成儒联。也许那时候的领导人是基于一种政治上的需要来考虑的。但我们也能看到，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需要伦理，国际交流需要文化理想与形象，这两者显然构成一种重大的力量，使儒联能逐渐从一种比较弱势的状态慢慢走入更明显、更强势的状态。从1987年我创议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到今天已近三十年头。你就可以看到，儒联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不管在学术界或是在企业界，或是在民间社会，现在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它的活动也越来越广，经费都不是问题，有企业上的支持，有社会上各方面的支持，而不只是政治上的支持。它已获得自己的生命，因为它已重建了社会与企业发展的目标，也许进一步影响政治的生态，对中国国家的建立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今天能看到儒学的这番重要性，大陆尤其如此，台湾本来就倡导中华文化与儒学的复兴。但也必须要说，由于岛上政治的发展，对现在很多台湾青年来说，儒学的重要性是逐渐在递减中，但如果考虑到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我感觉到对儒学内在价值的认识仍然是与时俱增的，这在两岸应是一致的。

凤凰国学：现在政治层面对儒学的重视程度确实很高了，像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及国际儒联的大会上发表了讲话。您是怎么看待习近平这次讲话对儒学复兴的意义？

成中英：我在《光明日报》上表达过这个意思，习近平讲话的意思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的民族复兴的国家，他讲中华民族的复兴，讲中国的崛起，内容是多面的，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最后一定是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一定需要一种内核，一种生命伦理，一种社会伦理，一种生存伦理，一种生态伦理，这需要一个宇宙哲学与伦理体系来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内核是属于你自己的，属于你本身的。你不能把文化与历史废弃，那是一个老的根源，它会支撑你，它会慢慢开出新的生命花朵。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能不感觉到的重要性，是一种溯源回本的需要。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去年到国际儒联来做这个讲话，意义特别重大。我认为这个讲话代表着一种很真诚的表达：今天的文化建设、伦理建设，生命建设，价值建设，信念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从古到今儒家的这种关怀，这种基本文化、基本哲学思想，我们今天必须要真诚地面对。习主席的这个讲话，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回归，也代表了一个创新。这种回归与这种创新应该有其深沉的一面，是属于中国文化的，是属于中国哲学的，必然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回到我提到的"中西马"的问题，“中学为本、西学为体、马学（马克思主义）为用”，你可以看出来，目前官方多少已经有这个意识存在。中国的哲学，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易学、儒学，以及其他的诸子百家，都具有一种本根的价值在里边，必须先把这个“本”保护好，掌握好我们自己的身份，然后才能更好的发挥，更好的进行中国文化的再创造与创新，充实我们的民族创造的活力，建设一个美好的现代国家。从各方面的了解来看，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种“用”，是以中学为本，西学为体的大用。有了中本西体，我们才能更好地去用它（马克思主义）；不然我们的主体性没有了，我们怎么去用它呢？

我最早提到"中西马、本体用"这个概念，是2008年在武汉大学开第十五届中国哲学会的时候，现在我觉得可以更好的去发挥我的“本、体、用、知、用、行”的整体哲学了。

凤凰国学：您很早就提出过“儒学可能成为人类觉醒的新起点”，而且您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还谈到，“再过50年，世界从中国受益的不仅是在经济方面，而且是在文化。会出现18世纪那样的，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启蒙。”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判断？

成中英：我一直在思考人类理性与良知觉醒的问题。当年有一段时间大家面临着文明冲突的问题，涉及到所谓“轴心时代重建”的问题。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谈文明冲突、文化冲突。大家都不了解为什么文明会冲突。我写了一篇文章问：人类文明怎么会产生冲突呢？我当时认为，文明会产生冲突是由于它涉及到以实际利益为代表的人类文明所进行的资源与能量占有的竞争。由于资源是有限的，哪一个文明更能够占有这些有限的资源，也就是更好的食人而肥，也就能更好的生存下去。这是一种排他逻辑，一种原始的进化论，一种霸权论。在这种论调下，地球上的每个文明都可以尽量地去发挥、去争取利益，走向了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也就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过去主要是基于土地的夺取，资源的掠夺与军力的竞赛，进而产生政治上统治权与影响力的争夺、然后演化慢慢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价值观念的对撞。历史上，西方文化中的宗教战争实质上就是两种宗教文明进行的搏斗。

人类发展到这一步，虽然认识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冲突，对于如何解决这个冲突却十分茫然与无知。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都出来了。首先这种冲突是非常实质的，是人在生活里面可以感受到的，是国与国之间关系中可以知觉的。比如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如今的叙利亚伊斯兰组织与欧美，这类冲突最为激烈。从70年代中期，80年代、90年代，然后再经过新世纪到今天，说起来只是40年。但40年来你看到世界的变化如何之大，如何之快。一方面，世界越来越变成一个大的卖场，大的搏斗场，每个人都意识到有他者存在，而它者逐渐变成不同的他者，极端的基本教义主义以及极端的恐怖主义，让这世界变得充满矛盾，充满危险。

然而吊诡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互联网越来越流行、交流越来越方便，我们感觉到一种表达的自由，一种个性的释放。但这种自由与释放却不能取消我们在互联网之外的世界危机。这种危机显然强烈的影响人们的交流，甚至也体现在互联网上带来的欺骗信息与恐怖形象之中。

在这些诸多冲突矛盾之中，我们如何解决问题？我想我们必要认识网上信息背后的人类意识，以及其导向的价值混乱。当初我们不知道欧洲国家的种种历史的与现实的矛盾，现在我们知道了；当初不知道美国内部社会矛盾与种族冲突，现在可以知道了。现在我们也知道一个对内的民主国家，可以是一个对外的霸权国家。我们也认识到国际上各种政治与经济利益团体的博弈。加上人类工业文明逐渐导向出来的自然生态变化，人类的危机感日益加重。从六十年代到今天，人类工业生产带来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气候暖化，整个人类生存的大环境事实上已成为一种迫害生命的现实危机。

我在我的《新觉醒时代》一书中归纳出关于生态、经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国际关系、利益冲突等等的人类生存危机。我指出这些危机已迫切的促使人们必需反躬自省，不能再迷恋自己的私心与私欲，而要用一种“厚德载物，民胞物与”新的意识来解决自身内在矛盾的问题，要更进一步要推而到用“厚德载生，人胞物与”新的精神来解决世界冲突问题。这种觉醒是人类根本价值的觉醒，迫使我们急切地思考怎么去面对这些冲突，找寻根本的方法去解决它们。这种觉醒是对我们存在的环境、对我们人际交往、国际交往的重新衡量，回归到人的基本价值的认知。历史与环境已迫切的促使我们发展新的意识，一个由衷包含、创生共济，和谐共生的意识或再认识，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所谓“觉醒导向价值”的创新问题。这些自然也与深度的儒学复兴有密切的关联。

人的觉醒也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不止是新的意识，代表对自我态度的一种调整，要去掉许多偏见和无知，同时增强我们应付世界认知的能力。我们怎么说明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并进行合理、平等、互惠的对话，也就成为我说的“新觉醒”的要求。这个要求里面所具有的文化资源与价值理想就很重要。

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有人说是丧失了信仰。但我更愿意强调丧失了信念与自我认知。因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警觉我们自己内在的衰弱与空虚：当初我们相信的东西为何都不能相信了，当初以为存在的东西如何都不存在了。最终的结论应该是反观自己，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人性中的真实，确立价值的善端，在人类自然生命中，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在人类未来发展中创生价值与意义。重新燃烧起创造的热诚。进而审察历史，认识是非，体认是非善恶价值、与社会长治久安、生命吉凶祸福的内在关联，以自己的文化思考为基点，建立其一个价值理想，一个世界伦理，看成是世界人类命运的再创造与再出发。这就是我说的“中本、西体、马用”的精神所在。这样我们才能赋予这三十年中国社会走过的文化热、易经热、经济热以及最近的国学热以一个更深刻的意义。

当前显明的是：我们需要的是用传统文化的内在精华与生命来充实我们自己的生命与心灵，不论是通过国学，通过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或者说，通过易学、儒学、道学，甚至是中国佛学，都是为了面对自我空虚后的重建、充实。我们自己内在的空虚，我们要填补要充实，才能够去学习他者之长，才能够精益求精，进行再造，改善世界。当然这也就是复兴儒学与复兴国学的精神所在。

来源：凤凰网国学 作者：成中英,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