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创新是指继承往圣和诸子基础上，度越往圣和诸子，既不是照着讲，也不是接着讲。不管哪种学术文化、哲学理论思维，若封闭自我，自我设限，便是一条自杀之路。

创新的核心是儒学哲学理论思维的创新，即理论体系的创新，学术观点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

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网络普及化、文化多元化的情境下，宇宙性、世界性已成为日常话语的主题词。它与现代第一代新儒家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为生民立命”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第二代新儒家“花果飘零”于异地的文化心理，已大异其趣。无论是世界的，还是中国的，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人文语境已不可同日而语。哲学的思辨百年来经“古今之变”、“中西之争”、“象理之辨”的论争，其人文价值时间、全球生存空间和精神活动逻辑的理论思辨得以呈现。以往以地域性冲突和危机为化解对象的理论思维，已为全球性的冲突和危机的化解所代替。在当前这样的新时代、新形势、新危机、新冲突面前，儒学如何“与时偕行”，以新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观点、方法来观照，建构体现当下时代精神的真正的儒学哲学理论思维体系，是当代学者的历史使命和不容推卸的责任。 

一

哲学理论思维的生命和价值，就在于日新、日日新的创新。如果停滞新陈代谢和丧失创新力，那么，哲学理论思维的生命就会枯萎，价值就会隐去。换言之，当代儒学的生命就在于创新，无革故鼎新，儒学的生命也会凋谢。

儒学在其两千多年演进过程中，尽管有时式微，但总体来说却生生不息。孔子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为救世而奔走各诸侯国，在整理编纂“六书”中，吸取其理论思维的营养，创立了儒家学派，奠定了儒学理论思维的基本内容、性质、特征和框架，而成为“显学”。从诸侯国分封割据到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社会实现了大转型、大变革。儒学如何适应社会的大转型的需要？如何能长治久安？是当时法、道、儒各家所思议的热门话题。汉武帝为使刘汉政权“传之亡（无）穷”，而举贤良文学之士，以对策的形式“垂问乎天人之应”。经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殚精致思，吸收先秦名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入儒，建构了“天人感应”的新儒学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回应了汉武帝“天人之应”的垂问，为当时社会治理中所存在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政令刑罚、礼乐教化、学术思想等的不一统的冲突，与由此而产生的危机，提出了化解之道，儒学获得了新生命。

自汉末到唐，由于内外的种种因缘，儒学未能唯变所适地创造出化解现实社会错综复杂的冲突和危机，从而淡化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理论思维、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领域的应有智能和效用。尽管如此，儒释道三教在长期不断互动、交流、论争的冲突融合中，儒学以其特有的理论思维、礼乐制度的形式，获得了生命的存在。

宋元明清时的理学家，以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面对佛教的强势文化，他们出入佛道，“尽究其说”。既挽救了“两汉而下，儒家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的颓势，又融突和合儒释道三教，把唐代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落实到“天理”上。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异，下自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援佛道入儒，适应了新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终极关切的需要，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使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六朝的儒学，涣然而大明于世。儒学由于理学家的创新，不仅获得新生命，而且把儒学发展到顶峰。

二

儒学之所以开创，董仲舒和宋明理学之所以发展了儒学和赋予新生命，归根到底就在于创新。创新是指继承往圣和诸子基础上，度越往圣和诸子，既不是照着讲，也不是接着讲，而是在“穷理尽性而至于命”的效能上，充分体贴和把捉时代的现实需求和时代的主流精神，以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话题，建构新哲学理论思维体系，而自己讲，讲自己。

从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儒学新生命创新的实现来看，其动力源都来自开放地、“以他平他”地融突古今中外经典文献、人物思想的和合体。董仲舒是度越了秦法和汉初黄老，平等而尊重地融突吸收先秦各家思想，从而创新性地建构了具有新生命价值的新儒学。宋明理学度越了自南北朝隋唐以来强势的佛教文化以及僵化了的儒家训诂之学，解放思想，探赜义理，融合中外，创新儒学，使儒学新生命获得璀璨地开显。

从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创新儒学和儒学新生命的开显中，可以体认到：

（一）在致思时代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中，提升为化解冲突和危机的一种哲学理论思维，才能体现为一种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作为民族精神阶段性的体现，它是对民族的生命存在和民族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是对民族魂、文化根的塑造，以及对民族价值理想、终极关切的追求。它是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的社会实践和动态选择中形成的一种知识，如董仲舒的天人之学或宋明的天理之学，便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哲学理论思维而开出儒学的新生命。

（二）学术思想的开发、包容，是儒学创新和新生命转生的前提。开放、包容，才能虚怀若谷，广闻博采；广闻博采，便拥有与古今中外哲学文化对话、互动、交流的热情；这种热情转为建立一种不同哲学文化间互相平等、理解、信任、尊重地“以他平他谓之和”的机制，才能使儒学保持日新日日新的状态。不管哪种学术文化、哲学理论思维，若封闭自我，自我设限，便是一条自杀之路，儒学如此，其生命智慧就必然枯萎。儒学当今和未来的命运，只有坚持开放、包容，才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儒学才能唯变所适地大化流行，生生不息。

创新是获得新生命的动力源，这个动力源是古今中外多元无形相的理论思维、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冲突融合而和合。如此，儒学必须敞开胸怀，汲取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营养，其最佳的方法是“以他平他”地对话、互动、交流。对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中外经典文献、人物思想、历史事件，都不要以自我主体已有的定见、先见、囿见、误见来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这往往会曲解、误解他者。换言之，这是对他者的经典文献、人物思想、历史事件不尊重、不平等对话、互动、交流，这样就不可能获得营养，也不可能公平、公正的评价他者。

（三）儒学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汇聚，又是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结晶和妙凝，亦是哲学家、思想家主体精神的度越和流行。因此，儒学不断创新新生命的内在根据，逻辑地蕴涵着三个分析维度：

其一、核心话题的转向。思想是精神的言说机制，精神总是思想着的精神，思想是确定作为精神的那种东西。哲学理论思维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总是以核心话题（nuclear topic）的方式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新。核心话题的转向，是哲学理论思维创新的话语标志。董仲舒参通天、地、人三道，实现了从先秦“道德之意”向“天人之际”核心话题的转向，以“天人同类”、感应相动的“天人感应”学说，适应社会价值平衡、追求理想化中和之道的需要。宋代道学家在着手重建伦理道德、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中，完成了对儒释道三教的融突和合，消融了两汉“天人之际”的感应气象，又绍承了“道德之意”的源头活水，使魏晋“玄冥之理”成为“净洁空阔底世界”，让隋唐“性情之原”变为相对相关的价值空间，实现了“理气心性之辨”的核心话题的转生，核心话题创新性的转生，使儒学获得了新生命。

其二、诠释文本的转换。文本是思想言说的符号踪迹，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是主体精神超越的信息桥梁。哲学家必须凭借对一定文本的学习、思虑和诠释，才能准确提炼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为哲学理论思维的不断创新打上自己名字的烙印。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理论思维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春秋公羊传》。《公羊传》讲究义理阐释，微言大义地讲“大一统”，又杂合阴阳五行和刑名法术等，体现了两汉经学的天地人感通气象。宋明理学家以其开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理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朝的科举考试的教本，而与先秦孔子所诠释的文本“六艺”、两汉经学的《春秋公羊传》、魏晋玄学的“三玄”（《周易》、《老子》、《庄子》）、隋唐佛学的佛典异，各个时期哲学理论思维所依傍的诠释文本随时代精神所体现的核心话题而转换。

其三、人文语境的转移。哲学智慧是生命的觉解状态。热爱生命必然追求智慧。哲学理论思维原属爱智的学问，哲学本是一个民族热爱生命、追求智慧的心路历程。因此，哲学理论思维的创新在宏观演替上，就表现为人文语境随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历史变迁而不断转移。两汉大一统、象数繁衍和辞赋华丽的人文语境，以及“百家殊方”道术分裂的情境，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从意识形态上维护大一统的格局。唐末五代的腥风血雨使百花凋敝，学术文化四处飘落，北宋的祐文措施，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从训诂经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凝聚出能度越以往各种学说的理学理论思维体系。广开书院讲授儒典，兴建学校培养士子，两宋以文德致治，既强化了学者对国家政权的自觉依赖，也促进了文人对民众生活的亲身感受和对哲学思想的自由创造。

哲学思想的核心话题随时代精神的偕行而转向；诠释文本随主体精神及其自由创造的选择而转换；人文语境随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觉悟而转移。世界上不存在万古不变的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诠释文本和人文语境，一切都变动不居，唯变所适，儒学亦不例外。

当代儒学思想的生命与创新，要深刻反思儒学之所以创新和获得新生命的历史经验，以及儒学之所以衰落以至遭厄运的历史教训，在反省这个历史经验教训时，可以获得诸多的启迪。儒学的新生命在于创新，创新的核心是儒学哲学理论思维的创新，即理论体系的创新，学术观点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宋明理学开出理学的哲学理论思维新体系，体贴出自家“天理”二字的新观点、新核心话题，运用义理之学的新方法，从而重新焕发了儒学的青春。

在当代，若要开出儒学的新生面、创新儒学新生命，必须接受宋明理学的经验，建构“自家”哲学理论思维新体系、新观点的新核心话题和新方法。若仍是唱唱老调子，就会使儒学愈唱愈衰落，愈唱愈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脱离生产、脱离百姓。若执著于儒家文本的照着讲、跟着讲，还秉承衣钵式的接着讲、承着讲，就会使儒学愈讲愈枯燥无味，愈讲愈枯竭贫乏，为改变这种状况，使儒学得以新生，必须像程颢那样“自家”体贴出新理论体系、新核心话题、新诠释文本。开出新儒学的生命智慧。

儒学思想未来的命运，其发展的未来课题，和合学已做了一些相应的回应。儒学经和合学的转生，以达到人和天和、人乐天乐，天人共和乐的境界。人类在当代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的追求化解之道中，升华为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和合，其和平、合作的和合价值目标，不仅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学术、宗教、道德的价值诉求，而且为生命体与他者生命体之间的世界文明对话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合学在未来历史长河中，期盼其大化流行，生生不息。

原载：《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