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简单追溯一下东亚汉字文化圈在19世纪末随着中华帝国国力衰微而日渐式微，尤其是朝鲜与越南两国汉字传统的逐渐丧失的历史，以及最近30年中国国力快速成长之后对文化输出的要求，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周期变化。

东亚汉字文化圈这个概念对普通人来讲比较抽象，以亲身经历为例，数年前我去高雄开会，会后去台北故宫看南宋书画特展。同行者就是一位韩国佛教研究所的所长，他英文较难沟通，我又丝毫不懂韩语。但很快发现我们还可以采用一种东亚文化圈中知识分子跨国交流的古老形式，即笔谈。所谓笔谈就是双方口头语言不通时，以文字来达到交流目的，而在中古以降的东亚，其形式就是汉字。

这位韩国学者因家学故，从小就背诵并默写了大量汉语诗词，甚至包括大段的《离骚》与李白《行路难》。因此我俩不但在路上，而且晚上安顿后，还以此种方式相谈了数个小时。然而，他也非常遗憾地告诉我，现代韩国人中会汉字的已经极少了。

这种异国之间的交流方式，首先是大量存在于朝鲜、日本、琉球与越南使者前往中国的旅行之中或者反之。比如从元明清三代朝鲜使臣出使中国留下来的数百册见闻录，也即所谓《燕行录》之中记载来看，当时朝鲜士人虽然与中国士大夫常常语言不通，但相互之间诗歌酬唱，并以汉字来笔谈就是一种常态。而中国使韩者也是如此，如19世纪末当时20出头的袁世凯出使朝鲜时，阅读记录就可知他当时与朝鲜政要之间也多笔谈而无需翻译。

文献可征的日本人笔谈史则可以上溯到遣唐、遣宋史时代，这些受过良好汉文化训练的使者到中国登岸后，往往就通过书写来与当地人交流，这样相同的文字就跨越了异国间读音不同的障碍。而日本明治维新以降，随着两国交往的日益频繁，这种笔谈的形式更是成为了当时两国交往的常见现象。所以出使日本的黄遵宪就有诗云“舌难传语笔能通，笔舌澜翻意未穷”。

而这些笔谈的具体记录有些也被整理出来，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宫岛文书”与最近在中国出版的“大河内文书”，后者数量达70余册之多。无论是19世纪末的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等民国初年人物与日本友人交流时还常利用笔谈。

在中国之外这些国家的相互交往之中，汉字也同样成为了沟通的桥梁。像17到19世纪朝鲜派往日本的使团成员，就与日本文人间有过大量的“文会”，其沟通形式就是笔谈。如1719年己亥通信使行时，日本士人山田定经就说“惟夫两邦异言，四海同情，目击之际，社交即存，况笔话代舌，不必缘译氏。”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近古越南与朝鲜、琉球国的交流之中。

虽然这些国家都曾经深受汉字影响，但除了日本，都先后走上了拼音文字的道路。韩国在1444年创制出了训民正音，而越南则在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国族精神的高涨，而最终以法国传教士设计的国语字来取代汉字与喃字。而日本战后年轻人随着西化的加深，虽然理论上日语之中完全无法离开汉字，但对于汉字的学习热情也逐渐丧失，起码阅读汉字的能力完全无法与战前相比。因此这些国家之间实现文字互通，并且可以笔谈的基础也就逐渐成为了历史。

近年来随着中国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海外文字拓展运动，也一度非常活跃，虽然近年来孔子学院在各国遭受了不小的挫折，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崛起，海外汉语的热潮正在慢慢形成。

而在两韩与越南等传统汉文字文化圈之内，近年来也有不少对废弃汉字教育的反思。因为只有重新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在其本国内的历史地位，并且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来赓续其本国文字历史的传统，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恢复汉字教育。

然而，不用提在整个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力，即使是在东亚之内，汉字想要恢复过去曾经有过的荣光，恐怕都还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慢慢积累。

（作者为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