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院士）

台湾高校走过的路、积累的经验,甚至在办学进程中遭遇的曲折、遇到的问题，能给大陆高校哪些借鉴和启示？

建设世界一流、追逐大学排名，这似乎是亚洲大学都无法免俗的一场游戏。台湾高校过去20年来，迈出的教改步伐不小。相对于大陆院校，台湾地区一些高校的学术和科研已跻身亚洲领先水平。但成天围着欧美高校设定的指挥棒转，做出了符合世界级水准的学问却无法解答本土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构成了对台湾高等教育的困扰和挑战。

台湾高校走过的路、积累的经验,甚至在办学进程中遭遇的曲折、遇到的问题，能给大陆高校哪些借鉴和启示？最近，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院士王汎森受华东师范大学之邀来沪讲学，文汇报记者对他进行专访。

盲目将学院升格大学会升出很多麻烦

文汇报记者：您一直关心高等教育的发展。台湾高校总体数量不少，但办学质量怎样？

王汎森：过去20多年来，台湾许多原来的工专、商专，或技术学院都升格为大学。记得我念书时，台湾只有30多所大学，现在则有160所。这导致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少子化”令生源变少，学校招生出现困难；同时，台湾的教育资源也被稀释。

在台湾，即使是私立大学也需凭学校的表现和人数，领取教育部一定的补助。过去，教育部用同样的钱可以较为集中地进行资助。可当教育资源稀释后，力道就有所不足。

胡适曾在1947年提出学术独立十年计划。按他的想法，一个政府应集中精力栽培10间大学，因为以其财力，只能扶持这么多。现代高等教育是非常花钱的。19世纪以来的大学所花的钱当然也不少，但都没有现在这么多。

更为严重的是，台湾的工专、农专、商专等许多原来具有很强“实做”能力的学校，在升格为大学后，使用和普通大学一样的评鉴标准，只讲求做研究、写论文。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实做”的传统丧失了，不管是画建筑图、技术改进还是农业培养。这个问题最近又开始被注意到。

余年前，我曾担任过一次全台湾科技大学评鉴的副总召集人，当时听了一些意见，感到问题已经很严重，但不知为何没引起注意。等到这两年台湾经济衰退，人们才开始慢慢再度关注这个问题：公司、工厂觉得招不到需要的人才，可是大学又发现培养的人才过剩。其中部分蹊跷就在于缺少“实做”人才。人才是有分工的，大学培养了这么多高等人才，可是招工方不需要没有实做能力、只会写论文的人。

其实，早期台湾企业里在第一线工作、最好、最有拼劲的员工往往是那几所有名的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也在发展生产的第一线。那次评鉴的时候，一个与会的建筑师说，现在从工专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不会画建筑图了，都要从头教起。

一个地方的高等教育，必须既有研究高深学问，也有强调实做的。德国的高等教育就分工明晰，全世界经济萧条时，德国的经济相对稳定，失业率也低。相反，亚洲国家却把不同分工的高校全都变成一个模样，最后高不成低不就，高深的学问研究不如别人，实做的也不如别人。

“过度紧张的地方”出不了高度原创性的学问

文汇报记者：您曾不止一次谈到台湾高校过度竞争化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大学实行“优胜劣汰”，才能产出丰硕的科研成果，提升教育质量。台湾高校的情况如何？

王汎森：我一直在观察台湾的整体学术表现，过去20年中，台湾高校学术质量进步很大。但在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强调竞争而导致的问题。

激烈的竞争把整体学术水平推到了“高原”的状态，可是真正丰沛的、原创的东西一时还出不来。适度的压力是有助益的，但过度的紧张会压垮人、出不了好学问。我们用这么大的压力，一直“逼”、一直“打”，终于打出了世界水准的东西，用英文在国际上和别人较量，但在世界级水准的研究上，却看不到更具有突破性的成就，没有独创的东西。我们在进步的同时也被那些固定的标准绑住了。

大陆甚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大学都在走同样的路，都在追逐欧美国家给我们设定的标准。达到标准固然不错，但下一步我们怎么走？在我看来，是时候该追求有自己特色、有独创性的、还要能呼应自己社会需求的学术研究了。

这个问题在台湾的另一个体现，是对大学世界排名的追逐。大学排名，真是一个很俗气的标准。台湾大学挂出横幅，要努力进“百大”，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母校不是百大！台湾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诺贝尔奖得主，他也是台大毕业的。每次看到这样的布条，他说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哪有一个学校把“百大”当作一条命在拼的。

把“世界百大”作为奋斗目标，不能说高校没有进步，确实，有一些大学里的“朽木”被清除掉了。但我们同时要看到，有得就有失，大学也因此失去了它从前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带有一些悠闲思考的味道——大学变成了福特式管理的超级市场。

文汇报记者：您理想中的大学，应有怎样的一种治学环境？

王汎森：大学应该慢慢恢复为一个精神至上、有些余裕的地方。当然，余裕不是懒惰。欧洲中古时期，人们觉得散在欧洲各地的大学是欧洲精神的堡垒，能多少享受有别于基督教教条的思考的自由。现在的大学却变成了最紧张的地方，太硬了，而且越来越硬。

最近，台湾的高校在评鉴这件事上有重要转变。评鉴本来的目的是提升研究和教学水准，但过去10年做得有点过火。系自评、校评、教育部评，每隔几年要大动干戈一次，文书摆了一桌。去年院士会议的时候，几位院士，包括林毓生先生和我，联名提议要求修改评鉴标准。这一意见后来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台湾开始允许一定水准之上的大学自己办评鉴，理想目标是发展学校自己的特色。因为各个学校所擅不同，有些是人文科学，有些是生物医学，不能用一概标准来评鉴。

但是，当台湾高等教育正逐渐从原来的一体化标准中走出来时，却发现最大的阻力是大学的领导阶层。因为一些学校被束缚惯了，或是觉得自己定标准不足以服人，最好还是教育部制定统一标准。真是“演戏的人要散，看戏的人不散”。

推行文理学院和通识教育当是未来努力方向

文汇报记者：除了评鉴标准之外，台湾高校近期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转变？

王汎森：去年，我和几位院士希望在台湾推行文理学院（Liberal artscollege），但没获得什么响应。

台湾现有的160所高校中，有一大半将来应当转成文理学院。文理学院的特色是：就最基础的学科做极为深入的培养，包括物理、化学、数学、英文等等，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表达。另外，文理学院里的老师都非常关注学生的学习，师生比例很小，彼此关系紧密。在文理学院，老师如果研究做得好，非常欢迎，但是教学是评鉴的重要标准。

在美国，文理学院做得很成功。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务长曾做过统计，发现美国科学院院士出自文理学院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应有的。克林顿、老布什、奥巴马都受过文理学院的教育。奥巴马当年读的是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2年制。这个学院的一位老师恰巧在台湾当客座，他告诉我，奥巴马在西方学院最受益的课之一是西方政治哲学，罗杰·波希教授的“从十诫到上帝之死”。这类课的影响可以从奥巴马的思维风格与言语表达上看出来。由于文理学院讲究领导、沟通和演讲的能力的培养，因此从这里出去的学生担任领导和主管的比例也相当高。

对于我们这个凡事讲求实用的民族而言，会觉得文理学院的教育理念有一点“高大空”。西方好的大学的本科教育不那么现实，这段教育的目的是为一个人的终生所用，而非只是眼前求识的准备。这包括人生理想的树立，遇到挫折时的心灵慰藉、与人沟通的方法、自我学习的能力……这些东西是终生所需的。等一个社会认识到教育的真谛之后，才不会把大学当成一个就业训练所。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那里有很多美国南部有钱人家的孩子，毕业后会回家继承家族企业。但学生们选得最多的却是历史系，专业的企管、法律或财务，是到研究生阶段再学。因为他们觉得，要做领导者，必须要先懂得人的世界，而历史正可以扩充心量，一个人不可能做拿破仑，但是在读他的事迹的时候，整个人的经验和心灵历程就延展了。

文汇报记者：目前，很多国内高校都在试点开展通识教育。在台湾的大学里，通识教育推行得如何？你如何看待通识教育？

王汎森：过去20年，台湾的大学开始陆续建立通识课程。可过去5年，又兴起了一股激烈的检讨风气，认为许多通识课程已经沦为垃圾学分，比如把珠宝鉴定、口腔保护等都列在其中。

通识教育课程必须经过仔细审视。一个人的通识包括哪些东西？一个大学生除了他本来的专业之外，还得有表达、沟通的能力，学好母语和至少一门外语。网络的普遍使得原本的专业知识一查就有，这一点就已对教育产生了冲击。但为什么学习还是要紧的事情？因为学习并不只是获得这些查得到的知识，而是习得把这些知识串起来、形成整体、宏观认识的能力。通识的目标在我看来应该是培养在各个专业之间或之上的“通达之识”。

治学的年轻人最缺的是对远景的想象

文汇报记者：：回顾您的学术道路，您觉得您那一代学者和现在的台湾青年，在治学上有什么差别？

王汎森：我那个年代的台湾青年，追求知识几乎没有分科的界限，所以我们基本上什么书都读。如果你不小心看到这一代人的书架，你会以为他们在读八种学问。但是現在学习变得专业化，最多跨出去一两格。

还有一点，我这一代的台湾读书人还有很强的“道”的抱负，这个“道”的抱负现在大概会被认为有点迂腐、老派。

这个“道”不一定是儒家原来意义的“道”，而是有一个关怀的目标。台湾那一代的青年多少都有治国平天下的想法，这种期待会转化为一种公共服务的精神。现在，这种公共服务的精神正在失落中。一半以上的年轻人已经不欣赏、不接受这样的想法。年轻人受后现代等各种影响，对比较趋向中心的思考、宏大的叙述已经没了兴趣，并且还有一点冷嘲热讽。这就是代际间的差别——老一代觉得要谈时代走向，年轻一代却觉得“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文汇报记者：您能给现在立志于学术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吗？

王汎森：德国小提琴家穆特说，你要教一个人造船，最有效的办法是告诉他船在大海上航行的美好，他就会自己想办法去求得各种知识、技能，来建造一艘大船。对学问本身有一个远景和想象，其重要性在许多具体方法和技巧之前。

至于我的学术“远景”，则是余英时老师给我树立的榜样。余先生常讲，民国以来很多学者写过一两本有名的学术著作之后就金盆洗手了。但我在余先生身上看到，做学问是长韧的追求。余先生现在83岁，每天还沉浸在知识的王国中。前不久台湾东华大学的一个学生说想要了解余先生对我的影响。我告诉他，老师对我的影响，前一个阶段以学术为主，但到最近这些年，又增加了生命历程的榜样这一点。余先生做学问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一种价值和意义，也因此，一些来自政府或国内外大学工作上的催促，我都回绝了。

有一个学术楷模其实非常重要。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缺少的正是一些远景和想象。

来源：凤凰大学问

2017年0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