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哲新力量:“创学”兴起与发展
魏 巍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部博士后、天津中医药大学科研处副研究员)
摘 要: 中国新哲学、新文化建设发展,“学派”传承是重要途径和方法。通过前人深厚学术积淀,后人不断生发、累积、完善、升华,形成“薪火相传”不断创新发展的学术思潮。论文以张岱年先生创立的“综创”学派为重点,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仲林教授“创学”理论在博士研究生培养应用为例,梳理了创学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探讨了“创学”传承在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而研究生作为当前科学研究工作的参与者和未来科学研究工作的传承者,其创新能力的培养就成为研究生教育当中至关重要的问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反映在理论创新,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能力上。但是,在哲学类研究生培养中,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经学”考证轻学术创新等不良倾向,从而导致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创新和学派发展薄弱,不能适应时代对哲学和文化的需要。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和人文学院,通过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立项和创办学子与大众共同学修的“中华文化大学堂”,把学术传承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探索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新路,为其他理论类研究生能力培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中国哲学“综创学派”的源与流
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称为学派。陈士俊认为,不同观点的学派之间可以竞争、融合、更替,并以此推动学术发展。中国哲学“综创学派”是以张岱年“综合创新论”为观点,由众多学者丰富、完善、发展起来的一支中国新文化建设学派。张岱年作为“综创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作有《张岱年全集》、《中国哲学大纲》、《天人五论》等;据有的专著研究认为,“综创学派”的第二代主要是亲自受教于张岱年先生或认同“综合创新”观点的学者,主要包括刘鄂培、衷尔钜、方克立、程宜山、王东、刘仲林、李存山等,代表作有《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和《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等著作和一系列专论;第二代学者的再传弟子可作为“综创学派”第三代。例如,中国科大刘仲林培养的“创学”方向博士研究生,通过一系列博士论文,可算作“综创学派”准第三代组成部分。本文拟以中国科大博士生培养为例,从“综创学派”第三代成长的视角,探索“学派”传承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
首先,我们对“综创学派”思想和观点的创立、发展进行一下简要梳理。
(一)张岱年及其“综合创新论”思想
中国哲学“综创”学派的思想源头,要追溯到著名中国哲学家张岱年(1909-2004)及其“综合创新论”思想。张岱年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表诸多论文,阐述其建设新文化的理论——“综合创造论”(1980年代改称“综合创新论”)。1936年,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张岱年先生明确阐述了“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观点。“综合创新论”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长处融会贯通,汲取三种哲学中最有价值的思想,通过“综合”进而创造一种新的哲学。此一派观点,为建设中国新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路径。
“综合创新论”可以概括为“天人论古今,综创贯中外”,其内容为中、西、马哲学之精华,其方法和方向为“综合”。张先生以“创造”为核心的“动的天人合一”思想,超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哲学以“伦理”为核心“静的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创造创新的时代脉搏,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新哲学的建设提供了新思想、新方向。
(二)第二代代表学者对“综创”学派的发展
“综合创新论”自提出至张先生去世的60多年间,经张先生本人不断耕耘倡导,学界深化讨论,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传承发展,“综创学派”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新文化、新哲学建设中最为活跃的学派之一。
“综创学派”第二代突出的代表是著名中国哲学家方克立先生。方先生《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等著述极为积极地阐释并发展“综合创新论”。方克立对于“综创”学派的贡献,首先是明确其在哲学和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不仅首先将“综合创新”的观点置于与“全盘西化”派和“儒学复兴”派的比较之中,并列为三大中国现代思潮,而且使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概括“综创”派的基本文化主张。之后,方克立进一步发展了“综创”理论,尝试使用一个简明的理论模式概括,即“马魂、中体、西用”。观点一经提出,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讨论。
“综创学派”第二代代表之一刘仲林,从中西会通、文理交融的跨学科视角,弘扬和发展了张岱年以“创造”为核心的“动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系统理论建构和大众实践方面做出了新探索。在理论方面,在张岱年指导下,对综创理论基础进行了系统建构,1999年出版《新精神》、《新认识》、《新思维》系列专著,张先生在丛书序中说“将‘创’作为核心范畴,融入中华文化内核。由此提出了将‘仁学’等传统思想转化提升为‘创学’的新观点。”“创学”一词从此叫响。2001年刘仲林出版《中国创造学概论》,进一步发展了“创学”理论。2010年中国科大创立面向学子和大众同学共修的“中华文化大学”,将中华传统文化和创学的精髓以“百姓日用即道”的理念,立足实践,普及大众。
二、中国哲学“综创学派”的支流——中国科大中国哲学方向博士生
(一)中科大科哲专业创造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培养概述
中国科大培养中国哲学“综创学派”方向研究生,主要是依托人文学院科技哲学教研部科技哲学博士学位点进行。该博士学位点主要培养文、理交叉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的研究生。自中国科大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后,增加了中国哲学、文化哲学等方向。学位点“综创学派”即创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由刘仲林教授指导。
中国科大刘仲林及其指导的研究生队伍,作为“综创学派”的一支,始终致力于用创造的视角汇通中西两种文化,不断探索两种文化交融的可能。自2004年首届博士生入学以来,刘仲林至今共指导培养了12名“综创学派”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他们是“综创学派”理论体系的发扬者,也是未来该学派的继承者。他们全部以创新、创造为研究方向撰写了博士论文,毕业之后全都进入高校、研究机构,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本文就以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分析对象,仔细梳理出“综创学派”在此一支发展的理论脉络,并区分出各位博士研究生学术观点的异同,希望对“综创学派”学术体系进一步发展,以及该学派后继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参考。
姓名 |
博士学位论文名称 |
完成时间 |
王忠 |
中国传统创造思想论纲 |
2007年 |
汪寅 |
科技原始创新问题初探 |
2007年 |
毛天虹 |
创造视角下的两种文化交融 |
2008年 |
石仿 |
科学创造视角下的议会认识论—以波兰尼与庄子比较为基础 |
2009年 |
燕京晶 |
中国研究生创造力考察与培养研究—以现代创造力理论为视角 |
2010年 |
漆捷 |
意会知识及其表达问题研究 |
2011年 |
简红江 |
国内外创造学发展比较研究 |
2012年 |
裴晓敏 |
创学视野下的创造过程哲学 |
2013年 |
金丽 |
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大众实践 |
2013年 |
赵四学 |
创学视域下的中国文化理论建设 |
2014年 |
王永伟 |
中国新哲学建设的文理脉络—以理学、心学、创学为例 |
2014年 |
杨孝青 |
儒家仁学思想的演进与超越—论仁孝、仁生与仁创 |
2015年 |
表1 “创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和学位论文
(二)“创造学派”博士研究生理论发展的脉络分析
纵观12位博士的学位论文,整体学术观点的发展脉络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或者说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部分)为阐释“创造”的内涵和范畴阶段,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中“创造”追本溯源,意在说明创造在中、西文化中的含义及演变过程,并进行比较,得出联系和区别,发掘“创造”思维融会两种文化的可能性。第二阶段(部分)为创造的表达和路径,通过对创造过程的分析,试图打开创造过程这一“不可言说”的黑箱。第三阶段(部分)为“创造”的目标和方法,以中西汇通为发展目标,以创造思维为桥梁和纽带,以大众参与、百姓日用为方法,建设新文化和新哲学。下面将分三部分详细阐释。
第一阶段,“创造”的内涵和范畴。深入挖掘“创造”与“创新”的含义,不仅仅是要厘清“创新、创造”与其他相似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而且还要通过概念演变的探索,搞清楚“创新、创造”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文化为精粹的西方文化地位和意义,为进一步探讨“创造”融合两种文化提供可能的基础。王忠从《易传》和《中庸》中,把中国传统创造价值观概括为“生生”和“成物成己”,并考证了中文“创”词的演变过程。汪寅则把重点放在了科技文化更加强调的原始创新上,分析了原始创新与创新、创造、发现、发明之间的关系,并对原始创新的动力、社会环境、内在过程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科学文化是由近代西方文化产生的精华,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文化的代表,毛天虹从创造的视角回顾了斯诺“两种文化”、凯利和布鲁克曼的“第三种文化”观点,阐述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从创造成果、创造过程和创造境界三个层面探讨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问题。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归于创造,简红江则从创造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中西创造学发展的历程和观点的异同。
第二阶段,“创造”的表达和路径。尽管西方创造学精于各种创造技法,但是创造的实现过程仍旧近似于“黑箱”,难以言传和学习,这也正是创造的价值所在。漆捷认为意会知识的表达主要目的在于实践中的创造,他认识到意会知识的本体性质决定了其表达上可分为言可尽意和言不尽意,主张“主体对客体的选择性构建”可以作为意会知识表达的方法论,并结合科学、技术、生活和文学四种具体语境分析了意会知识表达存在语境的特殊性。在论文最后,他将意会知识的表达问题回归于创造,认为由于直觉、灵感、顿悟等创造性思维具有整体化的特征,意会知识其实是一种形式的创造。石仿更加明确了意会认知在科学创造中的作用,她认为创造过程就是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交织的过程,逻辑思维能够借助于语言或其他方式表达,而非逻辑思维就无法直接表达,需要借助于审美等方式获取。而且正如裴晓敏所说,当前大多数创造学重于能够表达的“形而下”的技法和应用,忽视了创造过程中的思维特质。裴晓敏从认识论的角度,将创造过程中技法和思维,概括为第一性问题与第二性问题,而统一二者的方式在于“基于知识、面向人的创造实践”。裴晓敏用“天人合一”阐述创造过程内在价值的统一,而创造价值论是整合创造方法论与创造认识论碎片化的最好方法。
第三阶段,“创造”的目标和方法。中国哲学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而儒家中的精髓是“仁”学。赵四学系统梳理了“综合创新”论在儒家理论中的源头和萌芽,以及在近代熊十力、梁漱溟等人对该思想发展,并且较为系统的整理了刘仲林对“综合创新”的理论发展。杨孝青以历史为维度,追溯了仁学的发展,从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仁孝思想,到宋明理学家的仁生思想,再到现代新儒家的仁创思想,给出了仁学发展的轨迹,并将此趋势合理推演,认为新时期文化建设可以创学为目标,以贯通中西,超越传统的儒家仁学。金丽提出通过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完成新时期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她认为中国哲学的生命力在大众,需通过“百姓日用”的文化传播方式,以完成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大众实践的结合。“百姓日用之学”的思想来源于王艮,他及其创建的泰州学派是该思想最早的践行者。金丽在文中还建构了以中华文化大学为愿景,以中华文化大学堂为实践阵地,以中科大公共课为课堂,在综合创新思想指导下的大众实践体系。王永伟则在中国新哲学建设的方向上更进了一步,他将中国式的理学与格致学和西方的理学—自然科学纳入成物为目的的理学范式,将中国传统的心学、新唯识论和西方的心理学纳入成己为目标的心学范式,并以“成物成己”的“创学”作为汇通两大体系的方向。王永伟认为大众文化普及是创新的土壤,在文中也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化大学堂等中华文化普及的实践情况。提高研究生的创造力是创造理论的一个应用,燕京晶运用中西创造力理论,对合肥地区理工科大学研究生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加强意象思维、审美逻辑分析方法等培养措施。
至此,“综合创新”学派中的一支“创学”学派思想脉络就较为清晰的显现出来了(见图1)。该学派的发展分为,创造内涵塑造和界定、创造表达和过程分析、创造在中华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作用和意义三个阶段。此三阶段相互衔接,前后呼应,初步搭建起较为完整的新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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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创学方向博士学术观点发展脉络图
目前,漆捷、赵四学的博士论文分别为光明日报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他一些专著正在陆续出版中。除了博士论文,这些博士生还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几十篇,其中CSSCI论文20多篇。毕业以后,部分博士继续参加刘仲林主持的贵州孔学堂重大项目“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使创学发展研究延伸到祖国多地。
(三)“中华文化大学堂”的建设与研究生培养
张岱年先生在倡导追求个人“天人合一”境界的同时,还要“与群为一”,就是要求不仅超越自己,同时还要关心大众觉醒,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建设除了“文化整理及批判工作”和“学术创建工作”以外,还需要进行“普及的文化革命工作”。长时间以来,我国在哲学研究生培养上,仍是以坐而论道的“经学”式的研究为主流,文化普及作为新文化和学派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还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2008年6位博士生参加了刘仲林主编的《亲征中国哲学大智慧》一书的编写,从3000多份大学生写的亲身悟道实践体会文章中,选取其中120篇,每篇配以点评,提高了实践分析能力,2009年该书正式出版。
秉承张岱年先生文化普及思想,并受到王艮“百姓日用之学”的启发,2010年在中国科大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支持下,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发起创办“中华文化大学堂”。推动传统文化及创学思想的大众普及实践。经典名著《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华文化大学堂”以此为宗旨,定位是“承道统,启新命,同修行”,即继承古代“大学之道”的传统。开启以“创造”为核心的文化新命,学子与大众一起学修。各界人士400多人参加开学典礼,校领导讲话,新华社等多种媒体作了报道。接着,陆续创办中华文化大学网、骨干培训班、网络视频课堂、在线课堂等,由此发展较为完整而多样化的“中华文化大学”教学体系。根据金丽的调查,中华文化大学堂的听众,学生占40%,退休人员、教师、企业职工等社会人员占60%。学员年龄范围也是从18岁至70岁。
博士生不仅参加中华文化大学的课程学习、写作、讲课、辅导、编辑等,而且作为志愿者,接人待物,宣传推广,与各界人士交流接触,获得了许多课堂上不能获得的实践知识。2012年这一实践活动获得合肥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以博士生为主,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华文化大学的学子与大众同修的活动进行了总结,该项目获得了优秀等级评价。博士生还参加了《中华文化精修入门》、《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普及教材书籍的撰写。博士生把这些实践经历写入博士论文,增加了理论的实践检验力量。中华文化大学的实践活动,是中国科大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一个亮点,也是哲学类博士生培养中的一项全新实践探索。
三、小结与分析
(一)哲学文化类博士生应该勇于站在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创新发展的前沿
目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亟待新理论、新文化发挥思想引领作用。中国传统哲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仍旧难以摆脱读经典、释经典的“经学”范式。即便进入新时期西学东渐之后,主流也只是将固守传统转向了批判和对立——“全盘西化”或者“国粹优越”。百年以来中西文化的大批判大辩论成了主流,中西会通的新理论、新学派建设却被边缘化。浮躁社会急功近利的取向,中西水火难容的思维方式,难以产生引领大变革时代的需要的新哲学、新文化理论。
中国科大“综合创新”方向的博士生培养,把哲学文化创新放在首位,继承和弘扬中国哲学大师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思想,不是单纯的评价论述,而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着力创新建构发展,形成各有视角和重点,且又层次鲜明、有机统一的博士论文群。
更具特色的是,培养不止于理论,而是密切结合实践,通过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支持下,创办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大学”,把新理论、新文化放到学子与大众同学修的实践下检验,这一探索具有鲜明的原创性。通过惠及百姓大众的同修共进,达到“明德悟道”的目标,而这一过程离不开研究生的参与,这既是对该方向研究生专业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历练,也是他们以实践体悟升华理论的一种途径。从博士研究生论文中撰写的中华文化大学堂的活动情况来看,他们深刻的了解到了文化学者的责任和社会普罗大众的需要,对于研究生理论提高和道德境界提升是一种十分有益的补充。
(二)研究生参与“学派”传承创新研究有利于百家争鸣、学术繁荣
现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中,导师以“做项目”的方式培养研究生越来越普遍。项目的获取一部分是基于导师长期的学术研究,另外一部分是为了解决某一学术热点或社会某一具体问题。而基于后一部分项目的培养方式,就造成研究生学术发展一定的短期性和急功近利性。此类研究生虽然在项目中培养了一定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但是由于项目的集中性和临时性,他们的理论观点容易缺乏体系和长远的发展性,毕业之后多半会另起炉灶,选择新的问题甚至研究方向。国家和高等学校都盼望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能在国际上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甚至建立有国际学术声望的中国学派。2011年,教育部推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之后,许多高校纷纷响应,颁布了各自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并在计划中提出打造“学派”的思路、。而建设中国学派恰恰要在研究生培养阶段开始,建立起学术传承和发展的学派培养意识,才能进一步发展学术观点,才有可能形成有国际影响的,有中国话语权的学派。中国科大进行“学派”建设式的研究生培养,是朝着这一方向进行的尝试和探索,希望对中国真正形成有影响力的学派,做出一点点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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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关于吉林大学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报道.[EB/OL].[2016-1]http://www.sinoss.net/2012/0401/40093.html
作者简介:魏巍,1983年生,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创造学、跨学科研究和科技政策。联系方式,wwtracydm@163.com
原载《研究生教育》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