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大学网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简称“两创”）的观点，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现转载四位知名中国哲学家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的探讨，学理丰富，例子生动，针对性强，值得借鉴。不过，对“创造性转化”的理解，似乎没有超越中国传统哲学 “伦理”中心的定位。怎样深化理解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涵，探索建设新哲学、新文化的新路，期待读者各抒己见。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我们的道德和伦理一定要创造性的转换和发展，譬如怎么对待父母、朋友、师长、陌生人等等。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这些价值，如果在剔除它的历史负面性之后，完全可以提炼、活化它的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生活中去。　　

唐凯麟（湖南师范大学伦理中心主任）：某些传统伦理精神可以成为促进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们号称是“礼仪之邦”，但实际上我们在与韩国等儒学文化圈的人打交道时，觉得恰恰是他们更好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时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近来他再次指出，要“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是一重要而又宏大的命题，如何理解？如何实现？本刊邀请四位专家撰文探讨这些问题。

传统一定程度的断裂与隔膜，最直接地表现在社会伦理生活法则缺失

主持人：今天强调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有何深意？

陈来：在古代，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和伦理生活法则。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自己的特色和概念，比如“道”、“理”，很难翻译成外文，但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常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讲理呀？”“道”和“理”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和生活中了。根本上来说，中国文化不是追求理论的明晰，而是一种实践的智慧。实践是跟我们做事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庄子》里面讲“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讲的都是超越世俗达到精神的某一种高度。这些都是有利于社会和个人的。今天，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发掘它、维护它，承担起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重大责任。而作为文化核心内容之一的道德与伦理，自然不容忽视。可以说，传统一定程度的断裂与隔膜，最直接地表现在社会伦理生活法则缺失。

所以，我们的道德和伦理一定要创造性的转换和发展，譬如怎么对待父母、朋友、师长、陌生人等等。应根植于本土文化资源。这也是大多数人比较容易接受的。

郭齐勇：实际上，在华人社区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中国大小传统的道德信念仍然长期地起作用，孝敬、家庭的稳定性、凝聚力、重视教育和忠信，仍然是老百姓选择的最主要的价值。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这些价值，如果在剔除它的历史负面性之后，完全可以提炼、活化它的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生活中去，作为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力量参与现代化的建设，来治疗现代社会的疾病。

今天，一切向钱看、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中心主义，缺乏诚信和信仰，这些潮流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尊重自己本土的伦理资源，是特别紧迫的任务。我们通过现代的转化和创造性的发展，可以使传统的核心价值能够支持市民社会的公共理性，来引导平民的起码的公平、权利诉求，并予以节制与平等沟通。

新道德建设，离不开社会生活实践这个源，同样也离不开传统美德这个流

主持人：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美德，何以可能？

肖群忠：任何一个民族的道德进步总是在对自己的传统道德资源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前进的。实现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这样一个提法，我理解，就是要把传统道德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资源和凭借，实现我们的新道德与传统美德的直接继承和延续。我们的新道德建设，一方面离不开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实践这个源，但同样也离不开传统美德这个流。

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对我国传统道德资源这个流，能继承的和要继承的，主要是抛弃其封建国家政治伦理的糟粕，转化个体道德、家族道德与社会道德中的合理成分，以指导现代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由于我们几十年来在民众的日常生活道德建设方面是欠缺的，传统道德资源的相关内容的绝大部分我认为还是可以直接为今天所用的。如传统社会生活中讲忠诚于事、忠诚于人的精神，行业道德的讲究信誉、勤勉敬业精神，讲究人际之间的诚信精神，家族道德中的讲究亲情孝道、和睦团结的精神，个体道德中的讲究个人修养、追求美德的精神，全社会的讲究礼仪、维护秩序的精神等等都是可以批判继承的。涉及人类基本道德的一些普遍资源更是可以直接继承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仁爱他人，讲究义务责任，天下为公等等。

唐凯麟：不可否认，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存在着冲突。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阻力和问题，其中不少就与传统伦理的消极影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人情大于法律，关系经济，忽视经济效益，规范意识不强，地方封闭和保护主义，竞争意识淡薄，等等。

但是，传统伦理道德是一个包含着多层次的复杂体系，不同层次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儒家伦理的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其核心精神即“仁”学，这是儒家关于人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一般的价值精神；二是其特定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层次，如三纲五常、家族本位、忠孝等等；三是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的一般的行为准则，如义、智、恭、宽、信、敏、中庸等等。在这三个层次中，第二个层次是与封建社会形态联系最为密切的，因而其具体内容是陈腐消极的，与现代社会是根本对立的，但这一层次中的某些东西就其抽象的形式而言也是可以通过扬弃和转换为现代社会所容纳，如忠与孝的形式等。第三个层次作为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的一般准则，当然不能不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但人类行为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不论任何时代的人都存在着一些为人处世的共同要求和准则，传统伦理中所包含的这些日常生活的为人处世的准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活实践和处理为人处世的准则，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活实践和处理人际关系的优良传统，其中所包含的积极意义理所当然地仍然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日常行为和处理一般人际关系时所汲取运用。

一些传统道德观念在现代社会仍是人们生活处事的信念

主持人：举例谈谈，哪些传统道德可经创造性转换为今所用？

郭齐勇：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可以用仁、义、礼、智、信等五德来总结，尤其是“仁”。孔子界定“仁”为“爱人”。孔子继承周公以来的人道主义传统，不仅反对人殉人牲，甚至对用像人形的土俑木俑去陪葬都表示厌恶。有一次退朝，孔子闻知马厩被烧了，他首先问“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关心的是人，而不是马（及马所代表的财产）。他关心的人，包括饲养马的普通劳动者。是爱人、同情人、关切人，包括爱、同情、关怀下层百姓，这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是道德准则。

“仁”的内涵的另一面是“恕”：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决不强加给别人。例如我不希望别人羞辱自己，那我决不要羞辱别人。尊重别人，是别人尊重自己的前提。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宽容精神与沟通理性，现代社会非常需要这些。而实际上，这些道德观念在现代社会仍是人们的生活处事的信念。我小的时候，常听家中老人讲：“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将心比心”，“秤平斗满不亏人”等。

陈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重视人的德性品格，重视德性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死还重要。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都是认为对道德信念的坚持不受物质条件影响。这种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了崇德尚义的气氛。

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鼓舞人们追求坚定独立的人格尊严，不被任何财富所腐化，不受任何外力所威胁。在这样的精神影响下，儒家一贯强调明辨义利，主张明理节欲，人的“美德”和修养始终受到重视。在中华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重视礼义廉耻、奉行仁孝忠公诚信为核心的传统美德体系。这种精神追求，通过古代的文明规范体系“礼”，形成了中华“礼义之邦”的社会风尚。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良好道德氛围，这些是重要的资源。

唐凯麟：某些传统伦理精神可以成为促进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比如，“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宁俭勿奢”的自律精神和“重群克己”的合作精神。孔子力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精神，《易传》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大学》高扬“治国平天下”的功名理想等等，都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同时，在消费上儒家提倡“宁俭勿奢”、“克勤克俭”，主张节俭自律。这种节俭自律精神的发扬，可以养成一般民众的节俭风气，增加社会储蓄。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居民的储蓄率非常之高。正是这种节俭的储蓄风气，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积累了所需的大量资金。

传统的群体合作精神对于培养和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精神，促进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有着重大意义，可为今所用。与西方强调个人价值和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伦理原则不同，中国传统伦理重视群体价值，强调人们对自己的所属的群体要有归属感和责任心，提倡群体中人们之间忍让协调，合作互助。这种群体合作精神对企业发展起着突出的积极作用。一些学者在研究日本企业与西方企业的不同特点时，发现日本企业高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员工对企业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心，经理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有一种西方企业所少见的团结合作精神，企业成为所有员工的“命运共同体”。

再比如，中国传统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与现代市场交易中信誉至上原则的一致。《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所谓“诚”也就是“真实无妄之谓”；而“信”是“诚”的具体表现，孔子强调“人无信不立”。这种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与市场经济的伦理要求是一致的。印尼著名银行家、华裔商业巨子李文正说：“银行家要出售的不是金钱，而是信用。”

要把那些日用而不知的仁爱忠信、仁义礼智等道德资源加以保护、拓展。

主持人：有人说，太多的不良风气表明中华优秀道德传统已被完全丢失了。客观来说，传统优秀道德资源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多少？

肖群忠：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我们号称是“礼义之邦”，但实际上我们在与韩国等儒学文化圈的人打交道时，觉得恰恰是他们更好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文明”，而我们则是将传统道德与礼仪的优良传统丢失了。比如，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用语里，我们提到别人的父母时，可能很少有人再说是“令尊令堂”，而在台湾香港等地区，可能还是这么说的。

多年前社会与媒体围绕这样一件事产生了不同的反映和争论：华中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在寒假里，给400多名新生布置了一项家庭作业，回家给父母洗一次脚。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争论，正面的意见认为“给父母洗脚”催醒孝心教育，一旦大学生们走上社会，假如连孝心都不具备，何谈对集体、对单位、对周围社会成员的尊重和合作呢？而有的人则认为这样“太做作了”，因此而拒斥这种要求。有的大学生之所以拒斥给父母洗脚这种道德实践活动，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已经没有这样的伦理实践了，乍实践起来就会觉得别扭、难堪。就在今年两会期间，王岐山同志参加代表团讨论时说起了时下最热门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他说：“韩剧走在咱们前头。韩剧的内核和灵魂，恰恰是历史传统文化的升华。仔细想想韩剧，讲的就是家长里短、婆媳关系、伦理纲常，就像当年的电视剧《渴望》，恰恰反映的是一种传统文化，是在生活富裕后的一种回归升华。”今年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因发表新年贺词，其办公室的几张照片被细心的媒体曝光，当人们看到习主席推着轮椅上的父亲，挽着母亲的手散步，以及和妻子、女儿的照片，深为他的孝子、贤夫、慈父形象所感动，他是践行中华传统美德的楷模。

郭齐勇：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信义兄弟的故事。湖北孙水林兄弟俩每年都会在年前给农民工结清工钱，年底哥哥孙水林为赶在年前给农民工结清工钱，在返乡途中遭遇车祸遇难。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工钱送到了农民工的手中，兄弟俩的诚信之举深深打动了全中国的人。这样的人很多，比如，蹬三轮的白芳礼老人；最美女教师张丽莉；以仁爱作为医务工作者良知的桂希恩教授。从这些人物及其事迹可知，在我们的民间社会中，仍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都遵守着“仁、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信念。它充分说明了，信义、忠孝之心仍可以存于现代社会，化为诚实守信，孝敬父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为，化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团体的奉献精神。持守道义，主持公道，讲求信用，言行一致，仍是我们做人的准则。我们要认识到，仁、义、礼、智、信等价值仍在老百姓的生活与生命之中，极具有草根性，只要我们有文化自觉，善于启导，协调整合，仍然会成为我国发展的软实力。我们要把这些日用而不知的民间留存的仁爱忠信、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资源加以保护、拓展。

传统道德实现创造性转化，要形成与现代社会的互补优化。

主持人：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怎么体现出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效果？

唐凯麟：传统道德伦理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一个理想效果是实现与现代社会的互补优化，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义与利的互补优化。求利是无可厚非的，是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但这种求利的取向，也可以助长一些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富不仁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不仅会败坏社会风气，也会破坏整个社会运行的正常秩序。因此，对经济活动中人们的求利趋向应该加以引导和规范。而这种引导和规范最主要的就是“义”，即适宜、正当、高尚的观念和行为的提倡和宏扬。传统伦理重义轻利，其轻利的观点固不足取，而其反对“不义而利”，强调“以义驭利”的思想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是和与争的互补优化。社会竞争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可以带来某种消极的作用，如一定社会资源的无效损耗，一定程度经济秩序的失常，以及因为人的心理的过分紧张而导致的精神危机和人格异化，等等。竞争的消极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由于竞争参与者之间缺少必要协调与合作引起的。而传统“贵和”思想正在这方面可以给竞争以补益。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认为“和则相生”，“致中和”就可以“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追求和谐，注重合作。如果把贵和思想引入社会竞争机制中，以和的生成性来补益争的损耗性，以和的规范性来调节争的失序性，以和谐的心态来淡化争的紧张与异化，达到以和济事，和争互补，就可以使竞争争而不乱，争而无伤，既充满活力，又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是群与己的互补优化。一些西方思想家像亚当·斯密、孟德维尔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恶即公德”，即人们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最终将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市场运行的事实并不像斯密等人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既有激发市场的活力，也可能甚至必然导致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的倾向的发生，如欺行霸市、假冒伪劣、钱权交易，以及经济学中的“求租”、“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等。要实现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注重社会群体利益的思想和行为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传统的群体本位伦理思想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在传统伦理中，重群克己是基本要求，要求人们要以“公义胜私欲”，提倡“国尔亡家，公尔亡私”，“至公无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把重群克己思想的积极因素融汇于个人意识中，群己互补、公私结合，就可能促成人们在发挥个人能动性的同时，又抑制利己主义的泛滥。

四是现实性与超越性的互补优化。现代社会利益机制驱动着人们忙碌于现实的功利追求中，重实际，讲实效，只有金钱才是可靠的。这种实用主义的现实观可能使人变得浅薄和物化，以至精神堕落，心态失常。一些大款一掷数十万、数百万争奢斗富，一些政府官员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大肆以权谋私，一些人存在的及时行乐的倾向，都是这种庸俗的现实观的典型表现。与现代市场机制驱动着人们迷恋现实性不同，中国传统伦理提倡一种对现实的超越的追求和理想精神。儒家提出“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倡导“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董仲舒提出“明其道不计其功”，认为只有对“道”的追求才是有价值的。这种重精神理想轻实际功利的倾向，当然有其片面性和消极方面，但其对理想的高扬却体现了“人之异于禽兽”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人类发展与完善不可须臾有缺的内在动力。把这种追求超越和理想的精神引入社会运行过程，则将有利于促成人们从利欲魔圈中解脱出来，摆脱心灵的空虚与精神的惶惑，以更宏大的气概、更从容的态度去获得更大的成功。

实现传统道德的创造性转化，要确立起一定的制度设置

主持人：如何有效促使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化转换？

肖群忠：对传统美德的继承，它不仅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实践和教育层面的问题。我们长期以来不仅在学校教育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放弃了对青少年的传统美德教育，试想，青少年以至于成年人连传统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叫他们承接？新加坡尚且在中学里开设“儒家伦理”课程，而我们中国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都几乎没有这样的课程。中华民国成立之初，蔡元培主政教育部时，规定在所有中等学校以上的学校里，均要开设《经学大意》、《人伦道德》两门课，而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至今还没有关于传统道德的课，要做到与传统美德相承接，我们必须以实实在在的措施加大传统美德的宣传教育力度。

唐凯麟：实现传统道德伦理的创造性转化，一个重要的环节和条件是要确立起一定的制度设置。只有在规范和开放的制度条件下传统伦理才可以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在缺乏规范、放任自流的制度条件下是不会发生什么作用的。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缺乏认同的社会氛围，推行不了；另一方面即使奉信这些精神也不会在现实中取得相应的效果。而在规范的制度条件下，传统那些伦理精神不仅可以融汇于现行制度中，而且这种精神的发扬将可以激发能动精神。比如传统道德重视人情关系，但这种人情关系只有被理性制度所规范时才会发挥其积极功能，而抑制其消极作用。海外华人企业的成功事实表明了这一点。人情关系被广泛地运用于海外华人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外部交易中，而华人企业在注重人情关系的同时，也重视企业内部的制度规范，把人情关系纳入规范的制度框架之中。在业绩的考核、职务的升迁等方面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规程，同时又尽可能对企业每一个员工表达一种亲情关怀，注重物质利益之外的情感投入，从而既增强了人际关系的协调和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又避免了任人唯亲、拉关系、走后门等消极腐败行为的发生。

（主持人：魏志奇）

来源《北京日报》。http://theory.rmlt.com.cn/2014/0310/24134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