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原创、诠释与转型”学术研讨会综述

力  澎

   　　“中国哲学的原创、诠释与转型”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哲学史学会2017年年会近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会议共收到论文102篇。围绕会议主题，百余名学者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首先，对于中国哲学如何实现“两创”，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考。陈来教授立足于当代的现实关切，对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问题进行了全新梳理与阐释，同时融入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等人的诠释学视域，认为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是从“批判的继承”转变为“创造的继承”。郭齐勇教授提出了中国哲学问题的六个基本“向度”：一是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二是宇宙论意义上的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四是性与天道、身与心、心性情才的关系，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六是古今关系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中国哲学六个向度的概括，蕴含了中国哲学问题在当代向世界开放的可能性。杨国荣教授则从“世界哲学”这一宏大视域切入，强调中国哲学总体的历史发展是“有哲学”的历史，同时也是“有历史”的哲学，“思”“史”是处于互动过程的统一之中的。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必须是“思”与“史”的统一。陈卫平教授则对“儒学”本身的“哲学品格”进行了宏观论证，认为作为“类称”的哲学，其本质规定有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宇宙人生最根本的普遍性原理，二是人们最根本的价值理念。儒学之道正是在这两个基本维度上充分体现了其哲学的普遍品格。杜保瑞教授则对中国哲学的“真理观”的系统性问题提出了宏观思考，提出真理观的“四大问题”，即系统性、检证性、适用性、选择性问题。与会学者的思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共同的问题意识，即中国哲学研究如何真正融入时代的和世界的视野来探索研究范式的创造性转化，同时又不丧失中国哲学的固有品格。

　　其次，基于新的文献材料和研究视域，对于中国哲学重要问题的思考。李存山教授基于“天人合德”的维度，深入讨论了中国哲学中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性善与成人，突出了中国哲学中自然观、人性论、人生观、社会观、个体修养功夫论等诸方面的统一。白奚教授认为《老子》中的许多观念传承了前人的思想经验，他详细论述了“贵柔尚弱”“谦下不争”“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功成身遂”等思想的来源，提出后代的阐释往往用一些后起的应用义、引申义来理解老子的思想，反而背离了老子思想的真实内涵。王中江教授则对早期道家“一”的思想及其哲学进行了系统性研究，重新论述了道家的宇宙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良序社会建构诸方面问题，深化了道家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单纯教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儒家人权伦理”做出了整体性论述。杨立华教授以庄子的“梦觉”之喻为线索，对《齐物论》“庄周梦为蝴蝶”一章中的许多相关概念做了新的哲学阐释。

　　再次，对于阳明学及其后学的新的理论阐发。此次会议阳明学及其后学的研究受到较多关注。张学智教授分三个方面，对王阳明的思想进行新的论说：一是致良知的双向结构；二是对王阳明思想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某些方面作比较；三是认为“良知上自然的条理”有“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两个方面的精义，并以直觉的形式表达深厚的内涵。他还提出了“致良知”有“自内而外”和“自外而内”两个方向。董平教授就王学研究中经常遭遇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论述，阐明了王阳明与唯心主义的分限，并对良知本体的“公共性”以及“无善无恶”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最后，对现代新儒学的反思。本次会议对近现代中国哲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现代新儒学的思考。杨泽波教授则对李泽厚的新旁出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其未能照顾到儒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同样是一偏，究其根由仍然是两分法在作怪。胡治洪教授从经济均平、社会自由、人际平等、政治民主和世界大同等多方面系统分析了熊十力的外王思想，强调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其外王思想中所蕴含的现代性。陈鹏教授从“终极关怀”和“规约原则”两个方面讨论刘述先对于“理一分殊”的现代重建，指出刘述先试图通过重建道德形上学来给予“理一”与“分殊”以同等本体论的地位。牟宗三研究仍是焦点。黄敏浩教授认为牟宗三分以两步“归显于密”定位刘宗周的思想，确有洞见。然而，他的第一步“归显于密”需要进一步说明，第二步“归显于密”则还需要作一些调整。陈迎年教授重点分析了牟宗三政治哲学中存在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国家与个体、保守与激进等几组“矛盾”，认为重新评估这些“矛盾”，有利于重新思考和定位牟宗三哲学。盛珂教授分析了牟宗三的哲学意识和哲学方法，认为我们今天最有价值的是借鉴牟先生的方法和问题意识，以中国哲学为真正的主体，采用新的资源来坚持论证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

　　本次会议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首都师大政法学院及当代儒学研究中心承办。首都师大宫辉力校长指出，举行这样一个研讨中国哲学传承与发展的盛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的主旨就是要从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来面对时代的现实问题，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2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