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将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

一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经历了衍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哲学的这种变迁当然并非凭空而起，它乃是以整个中国近代哲学演进过程为其历史前提：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发展与此前中国近代哲学的过程彼此关联。与之相联系，考察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哲学历程，首先需要简略回顾整个近代中国的哲学演化过程。大致而言，中国近代哲学的衍化呈现两重形态。其一，借用冯契先生的看法，其演进表现为哲学的革命进程。其二，中国近代哲学又呈现走向现代的趋向。

从哲学的革命进程看，中国近代哲学展开为多重方面。在人道观上，中国传统哲学首先关乎对历史的理解。以历史观而言，传统哲学对历史的理解往往与变易观念相联系，同时，其特点往往在于通过回溯过去以指向理想之世。到了近代，变易的历史观开始与进化论相结合，面向过去的回溯，转换为对未来的展望。由进化论，又进一步演化为唯物史观，从社会经济的变动考察历史过程，成为新的历史视域。人道观同时涉及何为人、何为理想之人等问题，后者所指向的，是理想人格的学说。从主流的方面看，传统的理想人格主要以圣人为形态，而人格的培养则以“成圣”为目标。比较而言，中国近代更多地追求人格的多样形态，包括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从天道观角度看，传统意义上的天道观的特点是基于直观和思辨，通过理气关系、道器关系、心物关系等辨析，以构造某种思辨的系统。近代以来，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越来越趋向于基于科学发展的理解。思辨的形而上学，开始转向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把握。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结合，则赋予宇宙观、世界观以新的内涵。

从认识论角度看，传统的知行观主要涉及对个体日用常行以及伦理践行和伦理原则的思考，到了近代以后，知行之辩开始转向以广义上的实践为基础的认识理论，认识的对象，也不再限于日常生活和人伦关系，而是同时指向更广的世界。基于实践的这种认识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仅仅关注日用常行、伦理践履的一种超越。进一步，认识论上的知行之辩与心物之辩，逐渐引向“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就哲学的现代走向而言，近代哲学的演化过程首先表现为实质意义上的体系开始向形式的体系转化。冯友兰先生曾经区分了实质体系与形式体系。实质体系主要侧重于围绕某个核心观念展开相关哲学思想。形式体系则注重在形式化的系统中，通过概念的重重辨析、理论的层层推演而展开较为严密的哲学构架。中国哲学在古典形态下主要侧重于实质体系。到近代以后，形式化的体系开始得到较多的关注，实质意义上的古典哲学逐渐趋向于近代的形态。

与以上转换相联系，传统的天道观开始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理论；传统的知行观则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认识论，后者注重考查认识所以可能的条件，认识过程展开的不同环节，包括感觉、概念、推论，等等；与知行之辩相关的名学，则开始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逻辑学。相应于以上过程，传统意义上的人道观进一步展开为现代形态的伦理学、历史观，其中的治道或所谓“外王之道”，则逐渐转换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如此等等。

中国近代哲学的以上趋向，包括前面提到的革命进程与现代走向，在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演化过程中并未中断，事实上，它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得到了延续。就哲学的革命进程而言，1949年以后，哲学革命延续的重要表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在哲学的各个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后者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深化。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既是近代哲学革命的进一步延伸，又展现为哲学革命新的形态，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再次确认，则是其积极的成果。在理论层面上，这样的讨论也许没有提供很多新的看法，但在实践上又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变革的先导。恩格斯曾经提到，哲学革命可以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哲学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哲学革命进程的延续与深化。

就哲学的现代走向而言，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伦理学、美学、逻辑学、认识论等哲学的分支，在不同层面上都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具体考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先后有关于形式逻辑、美学等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哲学方面，也有对中国哲学中的不同人物，如孔子、老子、庄子等人物的研究。到 20 世纪末，中西哲学的互动再度成为引人瞩目的景观。纵观 20 世纪的思想衍化过程，可以看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20 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推进，中西哲学之间开始了某种互动的过程；20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西方哲学逐渐走向沉寂，然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西哲学的交流、互动再次成为一种引人关注的历史现象。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研究与西方哲学的研究呈现某种同步的现象，西方主流的现象学、分析哲学不仅都在中国哲学中得到传播，而且在各个方面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进一步看，20 世纪 50 年代后，哲学的革命进程与哲学的现代趋向之间往往呈现互动的格局。以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一方面，古典的中国哲学得到了系统性的、现代意义上的梳理，在专题的研究和不同观点的争鸣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中国哲学论著，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走向现代的具体成果。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前，哲学的近代走向同时也受到了哲学革命进程中某些教条化的影响，如以两军对战（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作为梳理哲学史的模式，后者深深地影响着 20 世纪后半叶中前三十年对哲学史的研究。在这里，哲学的革命进程与哲学的现代走向在另一种意义上呈现相互关联的形态。

在这段时期，各个具体领域中也出现了多样的研究成果。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各个哲学的分支，都可以看到不少研究论著。同时，在哲学理论方面也有较为个性化的研究，后者同时以较系统的理论建构的形式呈现，这方面两个代表性人物即冯契和李泽厚。冯契提出“智慧说”，其内容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智慧说三篇》中。《智慧说三篇》由三部相互联系的著作构成，这三部著作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不应限于知识论（the theory of knowledge），而是应研究智慧的学说（thetheory of wisdom），要讨论元学（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这里既涉及具体经验领域的知识，又涉及关于性与天道的智慧，元学与知识论统一于广义的认识论。冯契肯定，逻辑思维能够把握具体真理：人能够在有限中认识无限，在相对中揭示绝对，而这一过程即表现为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就对象而言，通过如上飞跃，自在之物不断化为为我之物；就主体而言，精神由自在而自为，自然赋予的天性逐渐发展为自由的德性，从而达到理想的人格。从无知到知又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既是知识论的问题，又是元学或本体论的问题；以广义的认识论为基础，冯契先生对知识论与本体论作了沟通，并由此展示了统一本体与现象、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独特思路。

李泽厚不仅构建了历史本体论，而且提出了许多为人所熟知的命题。如经验变先验，即经验形态知识可以逐渐提升为一种普遍的概念形式；历史建理性，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运用工具的活动中可以逐渐形成理性知识并提高人的理性能力；心理变本体，即人的心理趋向可以沉淀为人的内在心理本体。肯定心理本体的理论意义之一，在于回应现代哲学中消解本体的哲学趋向。在现代哲学中，实用主义便往往由注重特定的问题情境、将概念加以工具化而表现出对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本体的消解。从现实的认识和实践过程看，内在的本体是不可忽视的，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中对工夫与本体的关系讨论，也涉及这一方面。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本体指涉的是内在的意识结构，它以价值取向和知识观念为内容，其意义不同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体。对中国哲学而言，工夫的展开需要以精神本体为内在依据。从实质的层面看，心理变本体之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中国古典哲学以上思想的现代提升。

                                二

从以上方面看，在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哲学现代演进中，中国哲学确实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

然而，如果撇开纷繁多样的哲学衍化现象，从更为内在的深层考察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向，便可以发现，尽管哲学的演进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创造意义的哲学系统，但总体上，这一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需要加以反思的趋向。具体来说，这种趋向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哲学向哲学史的还原。从总体上看，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无论是中西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关注的重点始终主要是哲学的历史而非哲学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通常被视为哲学原理，然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仍然主要关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而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内涵，却缺乏较为系统的、创造性的探讨。从更广的视域看，哲学领域中包含的问题，往往古老而常新 ：古希腊、中国先秦时期所提出的问题，在后世都不断地被审视并重新加以讨论，可以说，每个时代都以不同的方式关注以往的哲学问题并对此作出新的理解。从本体论上看，中国哲学主要以性与天道方面的论题为关注点，西方哲学则常常指向何物存在、如何存在等问题，这些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问题，都是哲学研究之域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哲学向哲学史还原的格局之下，这些理论问题却难以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得到深入的探讨。从伦理学层面看，何为善，如何理解道德实践，道德中的德性和规范关系如何定位，道德实践的主体、自由人格如何培养，等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十分系统的讨论。在认识论上，虽然对某些认识环节已有若干考察，但是在创造性地对认识过程的研究和把握方面，仍显得比较薄弱。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没有出现一部类似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认识论著作。

如果对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做一比较，便可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较之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哲学表现出的将哲学还原为哲学史的倾向，现代西方的分析哲学呈现相反的立场，即趋向于将哲学史还原为哲学。分析哲学对哲学史的问题往往并不十分关切，其关注之点主要指向当代分析哲学共同体中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涉及哲学史，也常常是因为需要解决当代哲学关切的问题。可以看到，分析哲学的总体取向是关注其所谓的哲学问题而疏离于哲学史，这种将哲学史还原为哲学的倾向与中国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将哲学还原为哲学史的趋向，表现为不同的哲学进路。从哲学之思看，两者都呈现各自的偏向。

人的存在和世界之“在”，都包含多方面需要探究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考察首先需要以哲学史为背景：离开哲学史的反思，便无法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做出有推进意义的把握。哲学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以历史上的哲学家的研究成果为出发点，并表现为相关思考的延续和展开。另一方面，哲学的研究又始终不能遗忘对哲学理论问题本身的关注。如果把哲学的理论问题推向边缘，仅仅关注历史上的哲学家的工作，便容易限定于对历史材料的罗列梳理而缺乏对问题本身的深层理论思考。就此而言，无论是将哲学史还原为哲学，还是把哲学还原为哲学史，都需要加以扬弃。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哲学发展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哲学趋向于专业化、学科化。伦理学、逻辑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科学哲学或自然辩证法，等等，都作为二级学科而彼此相分；一般哲学系中建立的教研室，也是基于二级学科的划分。二级学科的这种区分，是哲学学科化、专业化的外在体现，而哲学的学科化与专业化，则关联着哲学的知识化。如所周知，哲学的本来形态，表现为智慧的追问和智慧之思，作为现代汉语的“哲学”是对西语“philosophy”的翻译，而“philosophy”则涉及智慧。中国古代哲学虽然没有“智慧”这一现代术语，但它以性与天道的考察为指向，性道之学可以视为“philosophy”的中国古典形态，其实质的内涵也指向智慧的追求。与智慧相对的是知识，知识与智慧展现为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相对而言，知识的进路主要表现为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去理解世界，科学可以视为其典型的形态。然而，世界在被知识加以分解之前，其本身并不是以此种彼此分界的方式呈现，仅仅停留于知识的进路，显然难以真实地把握世界：对世界真实形态的理解，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智慧在实质上即体现了跨越知识界限以理解世界的进路，哲学之所以必要，也在于它以智慧的方式追问、思考世界。然而，当哲学趋向于学科化、专业化之时，其以智慧追求的方式把握世界这一内在意义便会逐渐退隐，哲学本身则容易由此被降低为知识。事实上，这种现象在哲学的现代衍化中便不难注意到。就哲学研究者而言，常常只能看到某种二级学科的专家，如中国哲学史专家、西方哲学史专家、伦理学专家、认识论专家，等等，却很少有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家。从研究学会的角度看，可以看到各种二级学科的学会，如现代西方哲学学会、伦理学学会、逻辑学学会或者中国哲学史学会，等等，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哲学学会。以哲学研究刊物来说，虽然有《哲学研究》这样的综合性刊物，但其中仍然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如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中的论文进行分类。在这样的构架下，一些本来属于一般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往往被人为地归入某种二级学科中。作为智慧的探索，哲学按其本义与知识相对，当哲学被还原为知识时，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本特征就会被模糊。与哲学的专业化、学科化相关的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离：后者可以看作是哲学的学科化、专业化的自然延续与展开。在这种分化中，中、西、马的区分也逐渐演变为壁垒分明的界限。

以上学科化的现象与哲学的本来品格显然存在距离。如前面提到的，按其本质，哲学本身具有超越学科的性质：以智慧的追求为指向，表明哲学既不同于特定学科，也不能限于某一具体的学科之中。然而，随着近代大学的形成，哲学逐渐成为大学中的一个学科，哲学也由此具有了学科性的特点，这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从更广的世界哲学的演进过程看，哲学的专业化、学科化趋向，也有哲学自身衍化的内在根源。近代以来，世界哲学的演化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向，首先是所谓哲学的认识论转向，20 世纪初以来，又出现了哲学的语言转向，这一类转向同时意味着哲学侧重于或偏向于存在的某个方面。哲学本来表现为以跨越界限的形式把握世界的观念形态，无论是侧重于认识论，抑或偏向于语言哲学，都可能遮掩哲学的以上品格。中国哲学中出现的学科化、专业化偏向，从一个方面折射了世界范围内哲学的以上历史演化过程。

以上趋向主要表现为多样的思想现象。如果更为深层地考察以上现象产生的内在根源，便可注意到，其出现与知性思维方式的泛化密切相关。“知性”这一概念首先与德国古典哲学相联系：德国古典哲学至少从康德开始，便已区分感性、知性与理性。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知性的特点在于或者把过程截断为一个个片段，或者将整体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在现代哲学衍化过程中，上述知性思维方式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受到关注的现象是辩证法形式下的知性思维。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辩证法得到了推崇，不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且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得到了关注。然而，在实质的层面，知性思维的方式却往往大行其道。各种形式的划界，如两军对战，亦即划分唯物与唯心、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成为重要的思想景观。这样，形式上的推崇辩证法与实质上的侧重知性划界，往往并存，这种现象显然疏离于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真正贯彻坚持辩证法，便应该扬弃这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划界方式。同时，辩证法本身也往往被公式化，一些概念、范畴每每被形式化地套用，几对范畴、几大规律彼此区分清楚、界限分明，这种划分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知性思维的方式，辩证法的内在精神则由此逐渐趋于消退。20 世纪 60 年代曾有关于“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的争论，“合二为一”被视为形而上学的观念而受到批判，“一分为二”则被看作是需要加以坚持的辩证原则。按其本来意义，辩证法既应讲“一分为二”，也需要谈“合二为一”，二者彼此相关。片面强调“一分为二”而拒斥“合二为一”，实质上偏离了辩证法趋向于知性思维。

在 20 世纪末以来的 40 年中，知性思维取得了另一种形态。步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黑格尔的哲学渐渐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其辩证法思想也很少有人问津。与拒斥黑格尔的哲学相应，辩证法不仅备受冷落，而且成为被质疑的对象。相应于疏远辩证法的立场，知性成为普遍接受的思维方式，在各种形式的划界、区分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以心物、主客关系的讨论而言，晚近以来主流的哲学趋向是“凡合皆好，凡分皆坏”。一谈到西方近代哲学，便常常批评所谓笛卡尔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观念，后者主要被概括为执着于主客、心物的两分，对这种近代哲学的否定，则每每与推崇主客合一、心物不分的哲学观念相联系。事实上，“合”本身需要加以分析：“合”既可以指未分化的“合”，也包括分化之后重建之“合”。分化之前的“合”往往表现为混沌、朦胧的状态，尚未经过理性分析的洗礼，从理论上看，不经历分化的过程，思维便将单纯地停留在朴素、直观的状态。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固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分”之上、将“分”绝对化，但从“分”构成了超越混沌、朦胧的状态而走向更深沉之“合”的前提这一方面看，它在逻辑上又有其必要性，笼统地说“凡合皆好，凡分皆坏”，无疑忽略了这一点。

在天人关系的理解上，也可以看到类似趋向。谈到天人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晚近的中国哲学常常责难近代西方哲学只讲天人相分，仅仅注重对自然的掠夺与征服，颂扬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肯定天人合一。这里同样存在前面提到的问题，即对“合”未做分梳。天与人在原初的形态下，呈现合而未分的形态，但这是一种未经分化的“合”，此时人还没有完全走出自然，与之相应，天与人的合一尚处于混沌的形态。在人对天的作用过程中，人逐渐走出自然，成为自然的他者。当然，天与人之间的这种分化既推进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变革，也包含着天人疏离甚至对峙的可能，后者决定了不能仅仅停留于“分”的状态，而是需要超越单纯的“分”，走向天人之间合一的重建。这种经过分化而重建的合一，不同于未经分化的原始合一，笼统地以“凡合皆好，凡分皆坏”理解天人关系，显然既没有看到作为重建合一历史前提的“分”的意义，也未能注意到重建的合一对原始的（混沌的）合一之超越。

进入 21 世纪以后，如何把握中西哲学的关系，成为受到关注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增长，相应于此的是对西方哲学的疏远以及向中国传统思想的回归，在国学热、儒学热等现象中，便不难注意到这一点。与以上现象相呼应，在研究方式上，所谓“以中释中”等主张也随之而生，后者的核心是要求在中国哲学的探索中剔除一切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论，纯粹从中国哲学自身的角度理解中国哲学。这种主张的背后蕴含如下观念：中国传统思想自成系统、完美无缺，运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将偏离中国哲学本来具有的完美形态。事实上，在走向世界哲学的历史背景下，哲学思考需要多元的智慧之源，对哲学传统的理解，也需要有不同的思想参照系统，中西哲学作为不同文明传统发展的成果，既构成了当代哲学思考的思想资源，也是深入阐释各自传统的重要思想背景。相对于此，“以中释中”的主张所执着的却是中西之间的划界，它从研究方式的层面，体现了知性思维的趋向。

                                  三

知性思维方式的多重呈现，构成了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哲学演进中无法忽视的方面。从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维度看，以知性思维的泛化为哲学思考的进路，显然难以真正达到真理性的认识。未来哲学的发展，无疑需要超越以上趋向。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注重史与思的统一，两者的关联以哲学史与哲学的统一为其实质的指向。前面已提到，哲学的问题总是古老而常新，在当代背景下对历史中的哲学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哲学史的反思是不可或缺的。在智慧之思的展开过程中，需要运用哲学史上已有的成果来回应、解决哲学中具有恒久意义的问题。与之相联系，哲学史的考察与哲学的思考无法彼此分离。在伦理学中，对德性与规范、成就人与成就行为关系的探讨，便既涉及历史的考察，也关乎理论层面的关切。从中西哲学的演进来看，不同的哲学家对相关问题提出了什么观念，留下了何种思维教训，这都是在面对具体哲学问题的时候需要加以关注的。从认识论来说，将认识理解为狭义上的认知，还是更广义上的认知、评价、规范的统一，同样是难以回避的问题。认知、评价、规范统一的背后，涉及世界是什么、世界对于人具有什么意义、世界应当成为什么形态（如何按照人的理想去变革世界）等问题。从哲学史上看，不同的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理解这些问题，便需要对历史上哲学家的考察加以梳理，这种梳理又并非仅仅满足某种历史的兴趣，而是始终包含理论的关切，在这里，史与思、哲学史的回溯与哲学的研究呈现互动的形态。

从学科与超学科的关系看，在肯定哲学具有学科形态的同时，需要关注其超越学科的性质，避免不同的哲学分支之间形成壁垒分明、画地为牢的格局。就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应当在世界哲学的视野下理解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互关系，将其发展成果理解为形成世界哲学的不同思想资源。如上所述，在当代思考哲学问题，需要运用人类文明衍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多方面成果，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应理解为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代哲学的智慧之源。与之相联系，不能以简单划界的方式来处理三者的关系，而是需要基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考察，展示这些哲学传统的不同意义，并进一步实现三者的内在融合。

就思维方式而言，如何超越知性思维，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里，重要的是对辩证思维予以必要的关注。哲学所指向的对象本身是具体的，世界也具有多方面性，并处于过程之中。惟有注重对象本身的多方面性及过程性，才能再现其真实的形态。辩证思维的基本要求之一，便在于从整体及过程的视域考察对象，以对其加以全面把握。从这些方面看，扬弃知性的方式、注重辩证的思维，是真实地把握世界的方法论前提。

史与思的统一、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融合以及对辩证思维的认同，体现了在更高层面上回到智慧的走向。前面提到的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转向，往往使哲学偏向一端，史与思的统一、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融合以及对辩证思维的认同，则意味着扬弃这种转向所内含的理论偏向，由此以更深沉的方式确认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本来形态。进一步看，智慧的探求本身又展开为一个多样化、个性化的过程。就此而言，回归智慧并不是走向千人一面的形态。恰好相反，回到智慧与智慧的多样化、个性化探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