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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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信息：

　　《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20214期

　　内容提要：

　　“西学东渐”，是指西方的学术逐渐传入东方的中国。检视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曾形成西学东渐的一股潮流，但到18世纪康乾盛世阶段，西学东源的理念占据主流，西学东渐反而中断了；应当把李约瑟问题区分为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两个方面，方能有效进行讨论，否则是难有答案的；17世纪中国科技转型曾有可能，但随着西学东渐逐渐蜕变为西学东源，彻底丧失了这一机会；乾嘉学派虽有重要学术贡献，但流行的是一种复古式考据的学术路径，并且以西学东源来审视传进来的西方科技，不能不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科技尽管还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但通过近百年的师夷长技，它的整个体制和规范已经走出传统的模式，而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实现了并轨。

　　关 键 词：

　　西学东渐/科技转型/耶稣会传教士/李约瑟问题/乾嘉学派/师夷长技

　　一、西学东渐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

　　“西学东渐”，顾名思义是指西方的学术逐渐传入东方的中国。这个术语并非源于中国古代典籍，而是始自民国之后，首先出现于容闳的回忆录中。容闳是19世纪受传教士资助的第一个留美生，也是第一个从耶鲁毕业的中国学生。他在1855年回到中国，曾希望借助太平天国把西学传入中国，结果不了了之。之后得到曾国藩的重视，参与洋务运动。在李鸿章和曾国藩支持下，1871年清政府采纳容闳提议，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1872年，由他领队，开始分四批率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可惜，因受当时保守派掣肘，这批留学生在1881年后陆续被召回国。因此，这些留学生中很多人都未能毕业，少数毕业生中就包括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尽管如此，此次留学也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容闳后来于1909年写了一本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直译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记载他的经历，特别是他去美国的生活，学到了什么，回到中国想做什么以及结果如何。1915年，国内把该书翻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就叫作《西学东渐记》，这也是“西学东渐”这个词第一次出现①。该译名跟原书的题目差别虽然很大，却与这本书的内容非常贴近，所以这个翻译名字就此传开。

　　后来，“西学东渐”成为流行词，人们在使用它的时候，通常并非指容闳的回忆录，而是指代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到民国这两个历史时期，西方学术和科技传播到中国的大事件。在对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历史进行考究时，当下也倾向于把从晚清肇始的西学东渐、师夷长技之事大大前推，并且一直追溯到明末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所开启的西学东渐——把西方科技和文化传入中国。

　　“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各种族集团实际上以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从那时起，它们才终于联系在一起”②。《全球通史》如是说。中外之间的科技交往也大抵如此。在明朝中叶之前，总的来说，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中国处于一种平行发展的态势之中，虽然中西方科技文化也有过交往，但并没有产生根本影响。直至1583年，西方的科技才由传教士开始成规模地传入中国，中西方科技和文化才出现真正的交集，所以称之为西学东渐。

　　从1583年到1949年中国的科技转型，可以概括为两波西学东渐的历程。第一波是1583年到1840年，第二波是1860年到1949年③。

　　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首次得到中国官方准许从澳门进入肇庆传教。一开始，传教士身穿僧人的衣服活动，被认为是和尚，影响甚小；后来传教士频繁接触中国知识分子和市民，接受儒士建议穿上了中国士大夫的服饰，打开传教局面，逐渐在中国安顿下来。1601年利玛窦终于获得明朝万历帝允许长居北京。从1583年到1840年这一波西学东渐，又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从1583年到1700年，是明末清初西方科技大量并迅速传入中国时期；1700年后进入康熙帝统治晚期，接着到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再到1840年鸦片战争，是第一波西学东渐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西学东渐”渐冷，“西学东源”成为主流观念。

　　在第一波西学东渐第一阶段，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合作可以说是一个标杆，硕果累累。例如，他们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15章中的前6章。《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欧几里得影响深远的著作，反观中国古代数学，它的逻辑、运算和操作却缺乏一种大家便于掌握的程序。再如，徐光启及其弟子孙元化等人，通过西方传教士，引入了红夷大炮，它在明末清初的疆场上，直到平定三藩、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皆发挥了很大作用。努尔哈赤据说就是在宁远大捷中被红夷大炮打伤致命的。然而，康熙基本荡平中国内地后，火器技术的整体发展陷于滞缓，既是因为使用需求的减少，亦是怕平民掌握大炮技术。到了19世纪，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主要只能靠老旧兵器应对了。

　　第二阶段从1700年到1840年，随着西学东渐的式微，当时的中国进行科技转型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在所谓康乾盛世，中国虽然呈现一种太平气象，但西方从18世纪开始科技革命的进程，科技水平迅速提升，中西方差距越拉越大。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思想观念恢复皇权大一统，清王朝在经济上延续传统农业的自给自足，并未鼓励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实行自我封闭和文化专制，提出“西学东源”的理念，认为西学并无新创，相关知识都可以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到源头。西学东源的提出终使学习西方近代科技、实现近现代科技转型的愿望夭折。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击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

　　第二波西学东渐的进程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从1860年算起，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第二阶段从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开始，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新中国成立前。

　　在第一阶段之初，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晚清的内忧外患迫使国人开始承认技不如人。被动挨打，主要的原因是科技的落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响应。1860年发端的自强运动即为中国科技转型开始的主要标志，之后在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期间，面对重重阻力，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开启了科技和教育的转型。

　　在第二阶段，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持续推动了科技和教育的近现代转型，这个时期的现代科教体制逐渐取代了旧体制。为此，海归知识分子发挥了骨干作用；在抗战中，科技、教育在外敌入侵的冲击下幸得顽强坚持；抗战胜利后，中国科教体制虽然已实现与现代世界接轨，但因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也面临着巨大危机；国人寄希望于中共建政，实现科技现代化。

　　两波西学东渐的结果有着很大的区别。第一波西学东渐一度改变了中西方科技文化平行发展的态势，传教士引进的西方科技一度带来中国科技转型潜在的可能，但是，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与政治和文化专制终致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式微。第二波西学东渐，其间虽然中国政局极为动荡，师夷长技以制夷却深入人心。国人不惮于以对手为师，努力学他人之长，积极通过输入、仿造、译介、留学、引进科学符号和方法、兴办现代教育、开设研究院所等举措，锲而不舍，愈挫愈坚，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移植，居然从原有的科教模式中走了出来，基本实现了中国科技的近现代转型。

　　二、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若干问题

　　1.关于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与西学东渐。

　　中国到了明朝才与欧洲国家进行较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最早与中国做生意的欧洲国家是葡萄牙，开始交易地是澳门。在16世纪耶稣会东扩期间，传教和科技移植随贸易伺机入华。158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在这一年，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正式地进入中国，也就是说被中国官方，实际上是地方官准许入驻广东肇庆，传播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技术。所谓西学东渐的故事缘起于耶稣会东来中国传教。

　　究竟如何看待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和引进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他们的贡献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有必要比较客观地去评价一番。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国土，得益于葡萄牙与西班牙进行远东殖民贸易的国际背景，他们采取上层传教策略和文化适应策略，可以说在本土化、中国化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曾形成西学东渐的一股潮流，如前所述，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游堪称这种互动的典范。1619年金尼阁携带7000余本书访华，对中国近现代科技传播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农政全书》《崇祯历书》《坤舆万国全图》等诸多著作的编译，使得平行发展的中西方科技文化在此期间产生了交融与碰撞。

　　在器物层面，西方的精锐火器技术帮助巩固了清朝政权。在早期，康熙帝大力支持西学东渐，也善于利用传教士的西学知识。例如，红夷大炮在清初的重大军事行动中，诸如扫灭南明、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及平定准噶尔、雅克萨之战等，都起到了很大作用。梁启超曾经说：“其时所谓西学者，除测算天文、绘制地图外，最重要者便是制造大炮。”④在传教士的帮助和参与下，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也有助于中国现代版图的确定和中国权益的维护。

　　历史上传教士来华有众多影响，其中有积极的，也有负面的。但以利玛窦和徐光启代表的传教士和中国士人的交流合作，开启并引领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揭示了中国科技转型的可能，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第一波西学东渐到了18世纪清朝康乾盛世阶段，为什么反而中断了呢？梁启超说，虽有种种原因，但太平时代用不着大炮，最少亦为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清朝大一统的王朝已经建立了，此后巩固统治的问题凸显，由此一来大炮也就不要了，西学自然就不学了。实际上，所谓太平盛世，皇权已经高度集中，传教士带来的火器等等西学，可能反过来威胁专制统治，自然被压制下去。尤其是传教士的活动有些涉及政权斗争，还有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格格不入的礼仪之争，这一切促使西学东源的理念占据主流。康熙晚期最终禁绝传教活动，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西学东渐了。

　　2.怎样看待李约瑟问题？

　　大家经常说到的李约瑟问题，究竟是什么？如果心目中的李约瑟问题并不一致，争辩起来就如鸡同鸭讲。所以最好还是追本溯源，弄个明白。1964年，李约瑟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两个问题：(1)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2)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求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⑤这里说得很清楚的两条，是李约瑟问题的焦点。

　　关于这两条，其实是需要分别进行讨论的。首先，第一个问题具备历史事实的支撑，现代科学确实是在欧洲发展出来的。至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需要人们去探讨。然而，李约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却是颇有争议的。这应当是个不恰当认定的问题，因为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既不能说自汉代以来直至明朝以前，中国的科技就比西方强，也不能说中国的科技在此期间就比西方弱。中国与西方的科技在古代非常长的历史时期中，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它们之间很少有交集，总体上是一种平行发展的关系。所谓平行发展，不是指利玛窦他们到中国来以后，而是指他们到中国来之前。在这两种相对独立的科技传统、体制和规范之间，还没有形成交集之前，是很难进行比较的。既然何者更为有效皆无恰当答案，就更谈不上去解释答案为何如此了。

　　换言之，尽管李约瑟曾指出11世纪和12世纪中国的科技实力要比西方强，之后才逐步衰落，但是，明代以前中西方科学技术，若从客观的角度进行回溯性比较，却很难断言中国和西欧哪个更强。结论应当是双方各有所长，两者属于平行发展态势。对16世纪前中西方科技史的探讨发现，中国的农业技术和医学技术略为见长，但西方建筑和机械技术也让中国望而兴叹。众所周知，中西方古代工艺技术各以瓷器和玻璃见长，却不便由瓷器或玻璃为标准来判断整个中西工艺技术的高下。直到16世纪末，随着传教士入华，中国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的科学技术真正产生了交集，之后的世界科技史才清楚显现两者的差距。15、16世纪之后，西方的科技发展便一直呈上升态势，经过文艺复兴和近现代科学革命的洗礼，西方科学技术在大约300年的突破性进展后，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

　　回到李约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原因何在？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一是西方有希腊的逻辑传统，崇尚理性，便于操作和运算，而这样的数学和逻辑，中国这里没有；二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有可控实验，中国这里也没有。当然还可以找出其它有关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原因。特别是清中叶之后，为巩固皇朝专制统治，政治上、意识形态上日趋保守，科学文化方面加剧自我封闭，甚至盲目排斥西方科技，最终错失了产生现代科技的良机。

　　3.关于17世纪中国科技转型的可能性。

　　明末清初引进西学的氛围日益高涨。崇祯、顺治、康熙这三位皇帝都比较喜欢科学，对传教士相对来讲也比较友善。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曾形成西学东渐的一股潮流。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三人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他们促进了明末的科学传播和科技移植，且产生了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愿景。17世纪中叶，西学的传播由于康熙帝较为宽松的政策取得卓越成效。康熙帝钟情于科学，他任用南怀仁、闵明我等耶稣会士为西学老师，对于格致穷理之学，天文、地理、测算、音律等科，均能通晓大意。钦天监是负责观测天像以及历法的官方机构，在皇朝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而清初钦天监的监正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是传教士。通过传教士引进的历法，以及钦天监的长期运行，中国的历算水平得以大大提高。康熙帝还下大力气组织绘制了《皇舆全览图》，其精确程度可以媲美西方同时期绘制的最好地图。

　　康熙帝与西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他对科学颇有兴趣，也比较在行，还会根据皇朝利益有效使用中国士人和外国传教士。当时参与制作《皇舆全览图》的传教士白晋告诉康熙，在西方，法国已经有皇家科学院，英国有皇家学会，彼得大帝也建了俄罗斯科学院，建议清朝予以效仿。康熙曾经动心要建一个科学院，派白晋再去欧洲招一批懂科学的专家来，特别是懂数学的。科学院的仿建对象是法国的“格物穷理院”(皇家科学院)和“天文学宫”(巴黎天文台)，似有西方近现代科技即将在中国落地之势⑥。然而此时康熙已步入晚年，形势也大不相同了。他不想被传教士牵着鼻子走，后改变了主意，最终只建成了一个算学馆。康熙还写了一本算学小册子，然后找了一大批人，包括国外的传教士(数学家)，编制了一套书叫作《御制数理精蕴》。这套书把当时中国的数学和西方传来的数学主要是初等数学都收录了，相当于初等数学百科全书。康熙的科学院计划也就到此为止了。

　　后来所谓礼仪问题的冲突愈演愈烈，康熙帝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在放开和禁绝之间几度反复，到1721年后终于下令禁绝。在对西方科技的评价上，也仅存西学东源一种声音。雍正登基，因有传教士曾卷入康熙末年皇位继承之大忌，他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禁得更为彻底。到乾隆朝，光鲜亮丽、夸功自大、盛世其外，闭关锁国、文化专制、败絮其中，在禁教方面则变本加厉。由此一来，科技转型的可能性，到清代中叶也就消失了。

　　明末清初(延续到清朝中叶)，伴随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西方科技开始传入中国，东西方两个原本平行发展的科技传统得以交会，给中国科技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假如西学东渐此后能够持续，几代之后或许会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旦国人掌握足够的近现代科技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并非没有融入当时世界科技革命洪流的可能。可惜的是，由于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西学东渐”却逐渐蜕变为“西学东源”，使中国丧失了这一科技转型的机会。

　　4.关于乾嘉学派与科学转型。

　　18世纪，清代进入所谓康雍乾盛世，却失去了进取性。为了巩固皇权统治，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趋于保守。1711年康熙提出：“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⑦这便是“西学东源”的圣谕。康熙帝亲自倡导寻求本土化的科学凭据，钦定了西学东源一说，竟使中西科技传统之间初步产生的交集归于解体。此说严重影响了清朝学者的研究旨趣，最直接的体现便是乾嘉学派用经学考据中国古代科学的风气盛行。

　　乾嘉学派的学者们特别善于古代文献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应当说非常出色。例如戴震整理出《算经十书》，他把散失的古代数学文献都收集齐了，并且认真进行考证和阐释，包括古代数论、圆周率计算、高次方程、杨辉三角形等等都被挖掘出来。再如阮元写了一部书叫做《畴人传》，古人将科学家、工程师称为畴人，地位在文人之下，阮元却专门为畴人作传，记录、考证了几百个畴人，肯定他们的杰出贡献，这是之前历史上没有的。

　　一般地说，古代中国学人做学问基本不涉及科学，当然，他们也难寻专门学习科学的场所。乾嘉学派的一些学者却懂科学，他们对国学的发扬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些学者的学识水平与当时(18世纪)的世界科学水平，却不在同一层面上。乾嘉学派学者一般是按照传统做经学的方法来做科学，而近现代科学研究，则要求运用可控试验和数学、逻辑方法。换言之，乾嘉学派学者并没有通过实验去做科学。他们主要做的是科学史研究，当然非常有价值，但大多数并不是通常说的近现代科学研究。而且，乾嘉学派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进行挖掘和整理的重要任务，是遵循皇帝的旨意，对西方传教士传播进来的科学技术，包括天文、历算、舆地等方面的成果，进行特殊的阐释，以论证西学东源的结论。

　　那么究竟怎么看乾嘉学派和西学东源？一方面，乾嘉学派贡献了一大批著名的学问家，其中一些人在科学领域也颇有成就。另一方面，进入18世纪，西方已经在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如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学科取得重要进展，而此时的乾嘉学派却流行一种复古式考据的学术路径，并且以西学东源来审视此时日新月异的近现代西方科技，这又不能不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胡适曾评论道，西方科学家“运用的都是自然的材料……中国人所运用的是书本、文字、文献证据。这些中国人产生了三百年的科学的书本学问；那些欧洲人产生了一种新科学和一个新世界”⑧。这段论述是非常中肯的。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固然方法严谨，成果卓著，却以文本和历史为研究对象，由政治的主观设定西学东源为目标，在做学问方面，尽管成果非凡，但在自然科学领域，无奈地与近现代科学发展的路径渐行渐远。清朝中叶之后，受皇朝专制加强和禁教政策的制约，西学的传入与研究呈现出衰退的迹象。西学在中土传播受阻且逐渐走向式微，中国与进入“巨人时代”的西方科技发展再次分道扬镳。

　　5.关于师夷长技的理念与实践。

　　中国通史一般是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崎岖、曲折。聊以欣慰的是，中国科技的近现代发展基本上告别了传统模式。从1860年自强运动开始，到1949年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一路走来，科技教育一波三折，尽管还很落后，却始终坚持师夷长技，已然实现近现代转型，和西方科技教育基本接轨。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令人惊奇的。

　　鸦片战争之后，1860年咸丰帝维持皇权统治已力不从心，上层统治阶级中涌现出一批先觉者，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因而率先开启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冯桂芬等一批有识之士已初步形成共识：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常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主要原因是技不如人，即科学技术远落人后。当时主持清朝中枢机构的恭亲王奕和大学士文祥，力主办洋务。地方大员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这些重臣，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与列强交涉的过程中，发现只有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坚船利炮，才可能巩固皇朝统治，并有效对付西方列强。

　　晚清的洋务派官员秉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从开眼看世界到开眼学世界，在全国兴办各种产业，先后提出“自强”和“求富”口号和目标。郭嵩焘的《使西纪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著作都讲到中西方社会差异之巨以及科技水平之悬殊。他们的思想虽然最初受排斥，但到清末渐被肯定，总之师夷长技的内涵是不断变化和深化的。

　　但宏观地回溯，还是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即在师夷长技的理念下，国人持续兴办洋务和实业、出洋留学和开办新学、推新政和建新军、引进学会和科研院所等等，共同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科技教育转型。清末民初开展了近代中国大规模地学习西方运动，引进了大量西方科技及各类西方著作文献，培养了一大批留学生，进而打开了西学之门。

　　这一百年间虽然思想杂陈，但思变求进的主线贯穿始终；无论遭遇什么挫折和打击，对于师夷长技，总是锲而不舍，越挫越坚。这一变中有常的思想态势，有助于并最终促进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和教育转型。

　　从晚清到民国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科技尽管还处于一个十分落后的水平，但通过近百年的师夷长技，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实现了并轨。通过对高等教育的整顿，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种类型高校呈现有序发展；随着高校大力发展理工学科，科学教育体制建设逐渐步入正轨。

　　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设有物理、化学、历史语言等十四个研究所，有效引进了西方科技体制和模式。1948年，修订《院士选举规程》后，经过多次筛选、投票、公示，选举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名。此次院士选举对中国科学体制化发展是个标志性事件。此时中国在教育、科研机构、学术建制化、基础和应用科学的建设等诸多实践活动中，基本完成了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

　　综上观之，本文可以概括为一个主题、两个阶段、三个节点、四个术语。一个主题是西学东渐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两个阶段分别指1583-1840年的明末清初(及延伸)阶段，以及1860-1949年的晚清民国阶段。三个节点是指：1583年，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中西科技发展开始有了交集；1700年，是一个象征性的节点，代表国人的态度已从西学东渐转变为西学东源；1860年，中华大地在内忧外患冲击下，国人逐渐认同师夷长技，开始了艰难而持续的科技转型。四个术语则是从历史的纵轴提炼出的四个关键词——平行发展、西学东渐、西学东源、师夷长技。“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两个词准确地描述了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实质内含。转型过程是不断取舍的过程，超越“平行发展”，第一波“西学东渐”有较大的偶然性，结果实现转型的可能被“西学东源”瓦解了；第二波“西学东渐”则因坚持“师夷长技”而突破重重艰难险阻，初见成效。

　　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四百多年来一直在继续，今人应该如何面对？以史为鉴，当今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历史中汲取经验。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去思考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乃至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新的历史书写将跃然纸上。科技传播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应当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①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译，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

　　②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③刘大椿等：《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第二卷《师夷长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2页。

　　⑤李约瑟：《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76页。

　　⑥韩琦：《康熙朝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活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2期。

　　⑦《清实录?圣祖实录(三)》卷二四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1页。

　　⑧胡适：《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载杜维明等《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当代研究与趋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