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郑万耕

张岱年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早在20世纪20至40年代，他就完成了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并且创造了一个“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全新的哲学体系。以后又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问题多所创发，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是一位既善于守望传统，又勇于推陈出新的哲学大家。从其整个学术生涯来看，他十分推崇《周易》经传，对《周易》学说多有创造性阐释。

张岱年曾明确指出：“在先秦典籍中，《易大传》是思想最深刻的一部书，是先秦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高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以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与唯心主义思想家都从《易大传》中吸取思想营养。应该肯定：《易大传》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确实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他在《张岱年自传》前，亲笔题写的自律格言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言有物而行有恒。”“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言有物而行有恒”均出自《易传》。可见其对《周易》思想推尊之至，体悟之深。现择其要者，略作说明，以见其创造性阐发之一般。

一、《周易》为中华文化的思想体系提供了基本框架

张先生认为，中华文化丰富多彩，中国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华文化的基本思想也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的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①刚健有为，②和与中，③崇德利用，④天人协调。其中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和与中的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而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这四个方面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思想体系。而这个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在《易传》中已经表现出来了。（参见《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对此，张先生作了充分的论证和揭示。

先生特别强调，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是以《易传》为代表的天人协调思想。

《周易·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谓财成，即加以裁制、调节，使之完成；辅相即加以辅助。《系辞传》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亦即裁成之义，曲成亦即辅相之义。《文言传》又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此所谓先天，即引导自然；此所谓后天，即随顺自然。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也不违天，即天、人相互协调。这是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全面的观点。（参见《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汉宋以降，《易传》的天人协调思想溶入“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发挥。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第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第二，自然界有普遍的规律，人也服从这普遍规律；第三，人性即是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第四，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谐调。总之，中国古代的天人之学，从《易传》的天人协调说到天人合一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它的基本要点在于：以为人在自然界中处于辅助参赞的地位，人既应改造自然，也应适应自然，人类活动的目标不是统治自然，而是把自然调整得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与此同时，必须注意不破坏自然，让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成发展。要而言之，就是比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

张先生十分推崇《易传》的崇德利用思想。他论证说，春秋时代就有“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之说。正德指端正品德；利用指便利器用，亦即发明与改造各种工具器物；厚生指丰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质生活。《易传》对崇德和利用的关系作了精彩的论述，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知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义指事物的规律，神指微妙的变化。精研事物的规律，以至于理解深微的变化，是为了实用；便利实际运用，改善物质生活，是为了提高道德境界；而道德提高了，就更能对微妙的变化有更深入的理解了。这种兼重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学说，是比较全面的正确观点，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易传》又以“中”或“中正”为事物的最佳状态，并提出了“保合太和”、“天下和平”、“刚健中正”、“时中”等观念，强调最高的和谐与中正之道，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张先生以为，“刚健”之说是战国时代儒家中讲《易》的学者提出来的。《周易·彖传》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又云：“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这些都是赞扬“刚健”的品德。《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努力向上，决不懈怠。刚健还有“独立不惧”、“立不易方”之义，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刚健思想还包含另一方面的内容，即《象传》所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势是顺，能包容万物 ，兼容并蓄。君子应效法大地的胸怀，包容各方面的人，容纳各种不同意见，使他人和万物都得以各遂其生，各畅其志。这两个方面，自强不息是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引申，两者相结合，构成《周易》人生理想的总原则。这种刚健有为的人生总原则，经过历代思想家的阐发，逐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先生实际上是将《周易》视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对整个中国文化具有统领的意义。甚至也可以说，中华文化之精义全在《周易》。

二、《易传》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辩证法思想

张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易大传》的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些比较精湛的辩证观点。《易大传》的辩证思想在先秦哲学中可以说是最丰富的最深刻的，对于后来辩证思想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
早在1932年，张先生就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其在《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一文中，认为中国辩证法的最早的重要代表是老子。在老子之后，发挥辩证观念最丰富最详密的是《易传》。他将《易传》中辩证观念归结为四个要点：第一，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第二，其所以变化在于对立体之相互作用；第三，变化的公式是反与复；第四，变化的历程有骤有渐。关于一切是变化，他在引述了《系辞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唯变所适”等语之后说：“宇宙便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大流，这即是'易’。万事万物都是变动不居的，无片刻止息，无霎间停滞，参伍错综，阖辟往来，新的代替旧的，不久新的又为更新的所代替。总之，一切在变化中，一切在'易’中。”

那么，为什么万事万物总是这样变化呢？也即变化之“所以”何在呢？张先生指出，《易传》即以两种相反的东西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世界是阴阳所生成的，任何一物皆涵阴阳两种元素，这些阴阳所结合成的万物，又可分为阴阳两大类，这样，内涵对立，外亦有对立，对立者相摩相荡，交互推动，交互排挤，乃引起无穷之变化。

《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就是说，变化起于阴阳即乾坤两端之交互作用。有乾坤即有变易，乾坤如毁，则变易亦无；如无变易，而乾坤也没有了。乾刚坤柔，相荡相摩，而变化无息。要之变化之原因在于对立体之相互作用。

变化的公式又是怎样的呢？《易传》认为一切变化都是一反一复，反复是变的规律。事物发展演进到相当程度，就必定转而为其反面。到相当程度时的状态叫作“穷”。穷故不得不变换。《易传》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终则有始，天行也。”在一个方向上演变，是不可久的，是要反转的。变化都是反复的，所以《易传》又给“变”下了一个界说：“变化者，进退之象也。”“一阖一辟谓之变。”变化就是一进一退，一阖一辟。

张先生以为，在《易传》的辩证观念中，变化的公式除了反复之外，尚有“积”或“渐”。《易传》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而乾卦的爻辞，叙述龙的动作，也正是比喻积渐之理的。龙并非一动就“有悔”了，乃是渐渐地经过若干阶段，才成为“亢龙”而“有悔”的。事物的发展，极则必反，即亢必有悔。但并非一动就达到极，乃是经过了若干阶段，然后才达到极，乃至于穷，于是不得不反。此种反复及积渐的原理，在《序卦传》中解说最为详明。

这样，经过张先生条分缕析的阐发，《易传》的辩证法思想就十分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对提高人们的辩证思维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十多年之后，张先生于1979年又写了《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微》等文，对《易传》的辩证思想进一步加以阐发，揭示其在当时独创性的观念。他认为，在先秦哲学的辩证法中，以《易大传》所讲最为精深，比老子又前进一步。《易大传》提出了三个意义深广的精湛命题：⑴“生生之谓易”。⑵“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⑶“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是，第一，肯定万物是生生不息的。第二，肯定万物变化的根源在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第三，肯定对立面的相互联系、相互推移是事物的最普遍的规律。《易大传》探讨变化的原因，指出了变化的根源，揭示了事物变化的最根本的规律，这都是极其精湛的思想。除此之外，《易大传》也谈到斗争，《文言传》说：“阴疑于阳必战”。如果阴阳二方势均力敌，必相战斗。《易大传》又研讨了刚柔胜负的问题，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刚胜于柔，于是又提出“知柔知刚”的主张：“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既须知柔，又须知刚。这些思想是对于老子思想的修正，比老子要全面了。（参见《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微》）

如此不厌其烦地对一部书的观点反复加以论说，在张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是不多见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窥见张先生尊崇唯物辩证法的学术宗旨。

三、宇宙大化与兼和思想

刘鄂培先生曾以“兼和”称谓张岱年哲学的精髓，得到张先生的肯定和赞许（刘氏《岱宗青长在，光华耀千秋》，载《不息集》）。“兼和”概念是张岱年先生一个独特的创造，首见于其《天人简论》的“大化三极”章。而《天人简论》是张先生“四十岁前思想的概略”，是“将个人对于各方面哲学问题的见解作一概括的简述”（《天人简论》附记），也就是说，它是对其《天人五论》前四论所作的总结。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大化三极”章实乃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核心。

“大化”一词，取自《荀子》“阴阳大化，风雨博施”。大化即天地变化的大历程。他十年之前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就作为“宇宙论”的一篇，分六章论述“大化论”。于此又作为“简述”，明确指出：“宇宙大化有三极：一元极，二理极，三至极。元极者最根本的物质存在。理极者最根本的原理，即最普遍的规律。至极者，最高的价值准则。”

此说与《周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何谓“极”？极乃顶端之义，也即最先最高或最根本之义。以“元极”为“最根本的物质存在”，实与张先生推崇《周易》有关。其论“太极”说：“太极也是表示最高存在的范畴。太是最先最高，极是顶点。太极就是最原始最根本的实体。太极观念最初见于《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依照汉儒的解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学说可以说是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起源论”（《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其于《中国哲学大纲》中也讲到：《易传》以乾元与坤元为宇宙万物之本根，乾元即阳，坤元即阴。《彖传》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乾元为万物所资以始，坤元为万物所资以生。乾元是万物之究竟本始，然仅乾元不能生物，必有坤元，方能生成万物。有乾元坤元，于是生成一切品物。《彖传》以乾坤即阴阳为宇宙之本根，实为一种二元论。至《系辞传》，乃于阴阳之上统以太极，而成为一元论。此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易”即宇宙变化之大历程。宇宙变化之大历程有所始，是为太极。太极即至极无以复加之义，指最高无上之本始。由太极而生两仪，两仪即是阴阳。由两仪生四象，四象即四时。由四象生八卦，八卦也就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代表自然界的一切现象。由此看来，“元极”之说，很可能是吸取《易传》“乾元”“坤元”和“太极”说而来。

张先生以“理极”为“最根本的原理”，“最普遍的规律”，即宇宙大化历程的根本原理和普遍规律。他说：“最根本普遍规律曰两一，即对立而统一。凡事凡物，莫非两一。物莫不两，两莫不一。凡物皆有其两，凡两皆有其一。《易传》：'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者，阴阳对立而统一。”（《天人简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张先生最重视“两一”这对范畴或“两一”学说。他认为：“中国哲学大化论之最主要部分，尤在于反复两一学说……反复两一是事物之本来的理则。”“中国哲学中的宇宙大化论之主要贡献，在其关于变易、反复、两一的学说。”（《中国哲学大纲》）“两一”概念，取自张载，但“他的这项学说，从思想来源讲，是继承《易传》的”（《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其《人与世界》和《中国哲学大纲》“大化论”篇，都专门辟出一章论述“两一”学说。张先生以为，中国哲学中，与反复密切相关者，有两一的观念。两者对待，亦即对立；一者合一，亦即统一。两一即对待合一，亦即对立统一。两一的观念，在《易》爻辞已开其端，到《老子》乃发阐之甚详。但《老子》尚未以对待合一解说变化，至《易传》乃以对待合一为变化反复之所以，认为所以有变化而变化所以是反复的，乃在于对待之相推。凡对待皆有其合 ，凡一体必包含对待；对待者相摩相荡，相反相求，于是引起变化。《易传》言之极精，然尚未立定概括的名称。

到宋时，张子乃创立“两”与“一”的名词。（《中国哲学大纲》）但张载所讲的比《易传》所说详细明确多了。所以，他又认为，两一学说，到《易传》可以说很成熟了，而大成于张载。从这些论述来看，张先生的“理极”说，是吸取《易传》两一学说而来的。更何况《天人简论》直接引述《易传》“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来阐发“对立而统一”的最普遍规律。这是张先生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发展。

张先生以“至极”为最高的价值准则，认为：“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易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孟子》：'充实之谓美。’充实亦即富有之谓。……惟日新而后能经常得其平衡，惟日新而后能经常保其富有。”此引《易传》“富有”“日新”之说，论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思想，表明此说即源自《易传》。其实，“兼和”一词，也可能是对《易传》思想的综合创造而来。“一阴一阳之谓道”，任何事物都兼有阴阳两个方面，阴阳“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正蒙·参两》）。这是两一学说的应有之义。和即和谐，在《周易》中，将最高的和谐状态称为“太和”，并以“保合太和”、“天下和平”为最高的价值理想。张先生《天人五论》之三的《事理论》第七章，又专论“两一与反复”，其中讲“乖违与和谐”：对立之相互冲突谓之乖违，对立之聚合而得其平衡谓之和谐，亦简称曰和。事物变化之流，一乖一和。凡物之毁灭，皆由于冲突；凡物之生成，皆由于相对的和谐。乖违为旧事物破灭之由，和谐为新事物生成之因，事物变化，一乖一和。并在《品德论》中将人生之道概括为：“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以此为人生和谐、圆满的道德理想境界。在如此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张先生“以兼和易中庸”思想的理论创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中华民族精神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文化与哲学问题的研究，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充满热情，倾注了毕生心血。我以为，张先生在文化问题上的最大贡献有两个：一是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二是积极倡导“中华民族精神”。这在1980年代以后表现得尤其突出。

何谓民族精神？张先生认为，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一个民族应对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一个延续发展了五千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基本的主导思想意识可以称为“中华精神”，“中华精神”即是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

那么，究竟有哪些思想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精神”呢？张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精神集中表现于《易传》中的两个命题，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易传》被认为是孔子的著作，因而具有最高的权威，所以这些名言影响广远。广大的劳动人民也具有发愤图强的传统，与《易传》的名言也不无联系。

张先生强调，“自强不息”就是永远努力向上，绝不停止，这句话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奋斗拚搏的精神，表现一种生命力，不向恶劣环境屈服。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在政治生活方面，对外来侵略决不屈服，对恶势力决不妥协、坚持抗争、直到胜利。在个人生活方面，强调人格独立。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又提出“天爵”、“良贵”之说，认为人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这价值即在于道德自觉性。孟子更宣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不屈”的大丈夫精神。古代儒家强调培养这种伟大人格，这对于广大人民，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树立了激励人心的榜样。

“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辨”有一定联系。西周末年的史伯区分了和与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所谓“和”，即包容不同事物而保持一定的平衡。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义，这是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西方有宗教战争，不同的宗教绝对不相容。佛教产生于印度，却不为婆罗门教所容。结果佛教在印度被消灭了。而在中国，儒学、佛教、道教彼此是可以相容的，这种现象只有中国才有。这对于推动文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个是奋斗精神，一个是兼容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点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易传》中的这两句名言，在中华文化史上发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以上参见《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更新》、《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四、修辞立其诚

“修辞立其诚”，是张岱年先生的为学之道，更是其立身之道。“修辞立其诚”一语，出自《周易·文言传》。冯友兰先生曾以此赞赏张先生的治学之道。其于《张岱年文集·序》中说：“张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抑有更进一义者，推本溯源，则立身与为学，初非两橛。'修辞立其诚’、'直道而行’只是一事。一事者何？诚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诚也；'直道而行’，亦诚也，一以贯之矣。”也就是说，张岱年先生道德、文章一以贯之，以诚为本。

张先生十分重视对“诚”的阐发和提倡。其《中国哲学大纲》就有专章论“诚”，认为“诚”是《中庸》的最重要的中心观念，《中庸》以诚为人生之最高境界，人道之第一原则。圣人之所以为圣，在于诚而已。不诚则一切德行皆属虚伪而无其实，诚则众德圆满。诚本是一种合内外之道，而亦可说是一种合天人之道。诚是天道，人如能诚，即与天合一了。也就是说，“诚”乃人生最高的道德境界。据此，其于《天人简论》中拟定当今时代需要的新道德，其中之一即为“信诚”：言如其实谓之信，言行一致谓之诚。他更明确提出“哲学家须有寻求客观真理之诚心”（《人生与世界》），“求真之诚，为哲学工夫之基础”，“如无求真之诚，纵聪明博辩，亦止于成为粉饰之学”（《哲学思维论》）。

张先生还专门撰写了《修辞立其诚》一文，论述其中的深刻义蕴。他指出，“立其诚”即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立其诚”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这种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他明确地告诉世人，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更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也是他平生服膺的格言之一。

张岱年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就是倡导和践行“诚”的一生。他满怀寻求客观真理之诚心，治学立言“立其诚”，立身为人更是“直道而行”，“立其诚”。他一生，至诚无妄，自强不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这是值得我们永久景仰并不断发扬光大的。

作者：郑万耕，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学术委员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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