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当前学术体系建设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学科交叉。我对此有两点较深的体会。

重视人文学科的交叉

重视人文学科的交叉。这包含两方面：一方面，从大的类别说，如哲学、历史学、文学和文艺理论等的交叉，在当前的学术界还是很薄弱的。另一方面，类别内部的小学科的交叉也非常重要。如从文学学科来看，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不与研究文艺理论的人来往，研究文艺理论的人不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来往；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的不研究西方文艺理论，研究西方文艺理论的不研究中国文学理论。这让我很不理解。进一步看，在古代文学中，研究明清文学的似乎不研究宋代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的似乎不研究汉代文学，只有研究同一时段文学的人才交往密切。学科之间的这种疏离甚至断崖式的关系，如果继续下去，显然是不好的。

近几年，我和研究文学理论的先生们讨论问题，常感到其中个别先生根据不足。我是学哲学出身的，觉得研究哲学的先生们说话还是注重根据的。他们说话、作判断、提出概念，相对严格一些。我觉得讲话最严格的是研究科学哲学的人。他们说什么东西或研究什么事情，会说明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用什么实验证明过，这么讲的根据是什么。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让你觉得他是有根据的。他们互相讨论问题，也有条有理，有时候还是交叉的。这一点，值得研究文学批评、文艺理论的先生们借鉴。

我曾经讲，阐释要依据文本，要从文本的道理讲话。阐释要有根据，要有逻辑。如果没有逻辑、没有根据，你讲什么呢？可是，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或者说我们了解和认识的西方文艺理论不是这样的。它主张：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什么约束。而且，他还要问你，为什么要约束？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可以吗？顺着这个逻辑，一百万个读者就应该有一百万个哈姆雷特。果真如此吗？有统计概率上的根据吗？实际上，当读者数字从一千扩大到一百万时，哈姆雷特的个数反而会变少，呈现的是正态分布状态。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因此，我重视研究阐释的规则。研究历史、哲学、文艺理论、社会学、政治学的，只要研究，就是在阐释。那么，阐释有规则吗？关于文本，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写了一本《开放的作品》，于是许多人就跟着喊作品是开放的，把作品的开放当作了阐释的开放。作品的无限是说作品文本可以无限吗？作品本身的蕴含无限吗？文本是有限的。是什么无限呢？阐释是无限的，是对文本的理解无限。许多学者不区别作品的开放和阐释的开放，所以造成许多误解。包括艾柯本人，也在混乱地使用这个概念，没弄清到底是作品开放还是阐释开放。他当小说家后，在丹纳讲坛上，当别人任意阐释他的文本时，他就不同意了，说自己的文本没有那么多意思，没有别人说的那个意思，他称作过度诠释。

各学科的分离，特别是与基础学科、基础研究的分离，学科研究与基本逻辑规则的分离，使这个学科难免混沌。一些基本概念弄不清，不自觉地互换概念。我主张概念要清晰，研究的概念、目标、标准等都应该是清晰的。但是，人文学科研究经常是不清晰的，这与一些基础学科之间的分离，甚至对立和不屑有很大关系。

就说阐释、诠释、解释这三个词。加上“学”字，是从国外翻译来的。拿到中国之后，今天是诠释，明天是阐释，后天是解释。我就问，阐释是什么意思？诠释是什么意思？有学者回答：都一样，就是“释”嘛。但是，在中国古代汉字的建构和中国古代的阐释或解释的学术思想观念和实践中，“阐”和“诠”是不一样的。当然，“阐”中可以有“诠”，“诠”中可以有“阐”，但是，中国人构字造词中有“诠正”这个词，没有“阐正”这个词；有“阐扬”这个词，没有“诠扬”；有“阐悟”这个词，没有“诠悟”这个词。这是为什么呢？说明“阐释”与“诠释”是有区别的。但当它作为一个“学”拿到中国时，却没有严格区分，究竟是阐释还是诠释。这对于学科建设，显然是不妥的。所以，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一些基本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人文学科的建设上非常重要。我建议，研究哲学的人也研究研究文学；海德格尔或者后来的罗蒂等很多人，不都研究文学吗？还有历史学、哲学和文学交叉研究的。研究文学的人，也多研究研究哲学或历史学，研究历史的人也应该如此。学科相互疏离这个倾向如果不解决，特别是学科内部各小学科之间疏离的关系不改变，我们的学术进步就会不顺畅。

重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交叉

重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交叉。我极不赞成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对立。从阐释这个角度说，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和自然科学不一样，他们反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拿到人文学科当中来。他们觉得自然科学的方法无法运用到人文学科。自然科学是可重复、可发现的，即使不研究，它也存在，而且可以重复、试验。人文学科则不然，如精神科学，早晨一个念头，下午一个念头，晚上又一个念头。而且在研究精神现象的时候，比如研究某位先生的某部作品，研究者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特别是他明明这样想，也会说不是这么想的。人文学科由此排斥自然科学的方法。当年狄尔泰的反对，有他的道理，但是，把它们绝对地割裂开来，却没有道理。有名望的哲学家多是懂自然科学的人，比如康德、马克思，他们起码对自然科学的一些成果、先进方法、进步等很关注。可是，我们现在的许多学科，特别是文学理论学科却不是这样，而是对自然科学非常警惕。

关于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我想讲两点。其一，阐释可以分为“诠”和“阐”，“诠”就像圆周率π。“诠”追求的是3.1415926……是无限的，可以在3.1415926后面无限地说出新想法，但不会超过3.1416，只能在其间扩展。追求圆周率的准确，这个追求的目标很清晰。π已算至31.4万亿位，还可以继续计算下去，但界限是确定的。其二，再说“阐”。阐是无限的，但可以永远无限下去吗？谁决定“阐”的有效还是无效？比如一个文本，大家都从自己的立场、语境、利益进行理解和认识，阐释的无限性就表现出来了。但是，别人说过的，为什么还要说？因为，每一个出来说话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这背后是在阐释上对确定性的追求，是希望对这个文本的理解是他的而不是别人的。怎么表达阐释的这种开放和收敛？数学讲概率论，有个正态分布，是说一个倒扣的钟形，顺着两边延伸出去，向底轴无限靠近，却靠不进去、贴合不上。也就是说，给你的机会是无限的，你可以无限地阐释，但是如果用概率的说法，在钟顶中间有一个中线，用我的语言说，就是公共理性能够期望或者能够接受的对文本的阐释，68%以上的人集中在这个中线周围。阐释的本质就是要说服别人，让自己的说法被接受，然后进入知识体系、进入历史。中心曲线即高斯曲线，可以反映人类精神现象的一般规律，这在心理学中已经运用得非常广泛了。

总之，不要把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对立起来。自然科学有很多方法、很多思维方式，确实值得认真对待。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学科体系建设，需要特别重视学科交叉。一方面是自己学科内部的交叉；另一方面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这很重要。我非常希望我们重视学科交叉，引领学术前沿，用中国智慧做有思想的学问。

（作者张江教授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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