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良

钱耕森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文化史研究，教学科研孜孜不倦，积厚功深，视野开阔，晚年独创“大道和生学”，为往圣继绝学，为中华哲学文化之开展紹述创新开辟了新的途径，业已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较为深广的反响。实有进一步深入探讨拓展之必要。本文不揣冒昧，略谈几点学习心得体会。

一、和生学的提出

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的太史史伯在与郑桓公讨论西周的命运以及郑桓公个人的前程出路时，提出了著名的“和实生物”说。钱耕森先生把它概括地称之为“和生学” []，认为“和实生物”代表中国哲学的起源，史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

一般认为，成体系的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总体的认识，即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与思维方式及其规律的认识、概括和总结。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起源于“惊异”：“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 [] 哲学起源于惊异，但惊异并不是哲学，惊异只是激发人们去认识奇怪有趣的万事万物产生发展的现象。人们一开始总是对事物的表层现象进行认识观察，积累一点一滴的知识经验，逐渐从具体到抽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个别、特殊、片面的上升到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这才是哲学思维，才是哲学智慧。诚然，人们也许不需要获取更多的对事物的经验认识，也能对事物的普遍性规律性下断语，做结论，但这通常只是才子式聪明人的有智慧的猜测，并不能解决“是什么”、“为什么”、“如何”、“怎样”的问题，不能形成逐渐有系统的哲学知识。只有通过人们对自然世界发生发展的长期观察、通过人类生产生活的长期实践，通过对事物发生发展的周而复始的秩序性、节奏性、规律性的发现，才可能出现对事物普遍性的概括与总结，这才是哲学思维哲学智慧。据说公元前800年——前200年，是人类世界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代，古代中国、古埃及、故巴比伦、古希腊四大文明同时兴盛爆发，产生许多哲人、智者、圣人，充分说明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经验知识，就必然要有更高的追求，要求对事物的规律性普遍性作出解释与说明，这就是更高的思维、哲学思维的出现与发展。

史伯“和实生物” []说的提出，并非一时一地偶然的突发奇想，而是中华文明长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智慧成果，是中华先民长期从事自然生产社会生活政治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社会实践经验、并对这些经验加以概括总结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相对成熟阶段，就要上升到对普遍性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对事物发展来龙去脉的追索与探讨。这就需要对具体事物进行抽象，上升到抽象思维，理性认识。

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从起源时，文明的规模和能量就十分巨大。考古发现证明，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区，几大文化区几乎同时出现并相对独立发展壮大。新石器晚期中国以仰韶文化即华夏文化（约公元前70005000）为中心的几大文明区都表现为定居的农耕文明。农业生活不仅培育了家园感、故乡情，而且最易引发对自然环境的亲和感，人们对不变的土地、树木、山川河流与周而复始变化的四时寒暑、日月运行由逐渐认识了解而感到熟悉亲切。西周末期，人们对自然变化的认识、对社会生产生活的认识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语·周语》记载，西周的虢文公认为农业是头等大事，务农必须在立春开始耕种，经过春夏秋冬四季辛勤劳动，最后才能有收获，保证民众生活与国家政治秩序稳定：“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 []人民的头等大事在于务农，祭祀上帝的祭品贡物出于农耕，民众生存生活养老送终繁育后代生于农耕，国家财政供给在于农耕，民众的和谐、协调、凝聚、亲睦产生于农业生产的过程，敦厚、光大、团结巩固的民风习俗由此形成，因此负责农耕的后稷历来为天官。虢文公还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农耕生活的全过程作了概括与总结：“古者，太史顺时脉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

“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廪于籍东南，锺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镈，不解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时也，王事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 []

  虢文公看到，从立春日开始，“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 阳气俱蒸，土膏其动，阴阳分布，震雷出滞，要立刻开始广泛动员民众及时开展春耕务农，对不积极开展春耕生产的要加以惩罚，于是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镈，不解于时，这样才能做到“财用不乏，民用和同，”春夏秋冬四季三季务农，一季（冬季）讲武，“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

在此之前，尧帝已提出了“协和万邦”(《尚书·尧典》)，更早的黄帝则已提出了“万国和”(《史记·五帝本纪》)的名言。虢文公在上面的一段话里也多次运用“和”这一概念，如“和协辑睦”、“民用和同”、“和于民”等等，说明“和”概念在西周末期已经广泛应用，但是，他们都没有对“和”的确切含义作过界说。

上面提到，定居的农耕文明有利于人们观察四时寒暑、日月运行的秩序性、规律性，有利于人们通过观察亲历实践周而复始的农耕生活积累大量关于万物生长生成的经验。虢文公已经提出“阴阳分布”，指出“阳气”、“土气”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的作用。

稍后于虢文公的伯阳父则明确以阴阳二气失调来解释地震发生的原因：“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伯阳父提出地震发生的原因是阴阳二气失序，提出天地之气有“序”的观念及其重要性，已经认识到气与自然事物皆有秩序即规律性，并运用有序与失序来解释国家兴亡。有序，不失序，就是天地阴阳二气的平衡与协调，也就是“和”。 阴阳“失序”、地震为什么会导致国家灭亡呢？伯阳父提出“水土演而民用”，即水土相互润泽恰到好处才能使农作物粮食得到生长，人民赖以生存生活，如果水土无演，或旱灾或水灾，则民乏财用，国族将亡。“山崩川竭，亡之征也。”

在以上思想资料基础上，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司徒郑桓公关于个人命运的垂询给史伯提供了一个总结经验、达到规律性认识的机会。史伯断言西周“殆于必弊”，是在总结大量历代兴亡的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问史伯曰：“周其弊乎？”（史伯）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即光明正大而有德性)，而好谗慝暗昧(即挑拨是非，奸邪阴险)；恶角犀丰盈(即额角有犀文，面颊丰满)，而近顽童穷固(顽固幼稚蠢愚难教)。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儿，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

史伯认为西周必弊，根本原因在于周幽王在治国用人方面采取了“去和而取同”的错误原则和路线。一方面，他抛弃“高明昭显”(即光明正大而有德性)，厌恶“角犀丰盈”(即额角有犀文，面颊丰满)的君子与忠臣；另一方面，他喜好“谗慝暗昧”(即挑拨是非，奸邪阴险)，亲近“顽童穷固”(顽固幼稚蠢愚难教)的小人和奸臣。

史伯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能够看清政治形势，深知社会危机的根源之所在，预见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把现实中具体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提到了“和同之辨”的理论高度。他明确反对周幽王的“去和取同”的谬误，提出了“去同取和”的正确主张。

史伯明确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就是说，“和”确实能够产生新事物，而“同”则无法产生新事物，也不能推动事物的前进发展。

史伯论证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多样性的统一可以生成万物，单一的雷同就不能发展。

史伯在论证过程中，对“和”的确切含义作了介定。他通过“和”的定义极其深刻地揭示出“和”之所以能产生新事物的本质的规定和必然的原因。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和”所下的笫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即“以他平他谓之和”。也可以说“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时，他进一步强调指出“同”不可以产生新事物。“他”指各种不同的事物，“平”，基本的含义是平衡，包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等。比如阴阳平衡、相互作用，水土相互平衡、相互作用等等。“谓之”相当于“是”，即“以他平他是和”。所谓“同”，是与“异”相对而言，是对“异”的排斥，是同种事物或同类事物的并存叠加。史伯的意思是说，如果总是用一种东西和同一种东西相加，就无法产生新事物。比如盐加盐还是盐，水加水还是水等。

史伯列举了许多生活经验来加以证明：“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这意思是说，只是一种音调，没有和声，未免太单调了，也就没有再听头了；只是一种顔色，没有文采，未免太单调了，也就没有再看头了；只是一种味道，不能成为美味，未免太单调，久之而乏味；只看到一种事物，不与别的多种事物相比较，就只能作出片面而欠公允的评价，而无法作出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史伯进一步以人类的大量生活实践来说明，首先，他概括地以“先王”名义提出：“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金”、“木”、“水”、“火”、“土”是五种不同的物质。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含史伯在内）把这五种物质作为构成万物的元素，以此说明客观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并给它们起了个总名称，叫做“五行”。这就是说，史伯认为“百物”、“万物”归根结底都是由“土”与“金”、“木”、“水”、“火”这五种基本元素中的“他”与“他”经过相互“平衡”相互作用而产生。这里的“杂”，从传统到现代往往都诠释为“合”，其实就是“平”，也包含伯阳父“水土演”的“演”的含义，即相互作用相互演化相互融合的含义，“杂”是史伯关于“平”的另一种说法和同位语。

   接着，史伯又从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百个、千个、万个、亿个、兆个、京个、姟个的“他”与“他”，说明经过“平衡”化而形成不同的新事物，出现多种多样的“和谐”。他说：“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这意思是说，用五种滋味交互调配，以适合人的囗味，强健四肢，来使身体健康。用几种不同的声调互相配合，和谐悦耳，端正七窍为心所役使，协调身体的八个部分，使人完整，充实九脏，以建立纯德，设立十种等级，以训导百官，产生千种品位，提出上万的方案，计划亿件事情，经营兆数的财物，常有成“京”的收入，作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史伯这段话意在表明，四个他、五个他、六个他、七个他、八个他、九个他、十个他、百个他、千个他、万个他、亿个他、十亿个即一兆个他、十兆个即一京个他、直至最大数十京即一姟的他，彼此都可以通过互动、相互结合，达到“和”的、“平衡”的状态，即可形成为万事万物。史伯就是如此不厌其详地遍举不同事例来证明“和实生物”的真实性、客观性、普遍性和有效性。

史伯进一步指出做王的已经具有许许多多的“他”的条件，“居九畡之田，收经入”，拥有天下极广的土地，常有京兆的收入，只要又能充分运用这些“他”的条件“以食兆民”，供养百官万民，并“周训而能用之”，普遍教导而又善于使用他们，那王就可以实现“和谐”，和全国人民亲如一家人，“和乐如一”。史伯高度评价这种和谐是最高的和谐：“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又进一步说道，先王就追求这样的和，努力做到这样的和：“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于是，先王与异姓的家族通婚，各地的财货相应而来，选择那些敢于直谏的人来做官吏，处理事情要和其他众多的事物加以比较、衡量，这都是按照“和”的法则而不是追求“同”。

史伯对“和”的定义具有划时代的世界思想史意义。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谓之”，即是“是”，所谓“和”，就是“以他平他”，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和”所下的第一个定义。

钱耕森先生认为，在史伯关于“和”的这个定义里，至少包括了两个要点：

第一，“和”的组成，不像“同”,只是单一的“自我”而已，而是包括了多元的“他”；

第二，多元的“他”，即“他”与“他”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平”的关系，也就是“平衡”的关系。同时还应引伸为“平等”与“公平”的两种关系。即当他与他共同创造新事物时，首先是他与他必须以“平等”的原则参与其事；其次是他与他又必须以“公平”的原则充分发挥出各自的作用；之后则是他与他在互动中必须并且能够达到高度的“平衡”。所以，我把史伯的一个“平”字，诠释为三个“平”字，即“平等、公平、平衡”，三者之中，当以“平衡”为主。

当他”与“他”达到高度“平衡”之时，即“和谐”之时，则新生事物也就会油然而生了。所以，史伯断言“夫和实生物”，并以“以他平他谓之和”予以有力的证明。

笔者完全同意钱耕森先生的解释并深表钦佩。

二、和生与道生

钱耕森先生认为老子提出的“道生”与史伯的“和生”具有前后一致性、连续性和创新性，我也完全同意钱耕森先生的精睿见解。

老子主张万物是由“道”生成的。“道”生万物，在老子的哲学里有明确无疑的表述。老子《道德经·四十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按照老子的说法，“道”生万物，是一个由一而二，二而三，三而万物的逐渐增多的长过程，是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有限到无限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是永远的，没有尽头的。因为，我们中国的先哲对万物生成过程的观察以及所形成的思维定式是“生生不息”“生生不已”“日新又日新”。所以，这万物的“万”字，并非是确指，它实是无穷多的代名词而已。

老子用“一、二、三、万”的自然实数的加法来描述“道生万物”，是他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来表达“道生万物”的玄妙的哲理。如果人们对于这句哲理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字面上，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再作追问和探索以及深思。老子对于“道生万物”这个玄奥的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其实有更深刻更精彩的解答。这就是他紧接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之后，又极其精辟地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这两句话，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

钱耕森先生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句话的精深的内涵，主要有三。

 首先，老子引进了“阴阳”二气这两种哲学上的基本范畴来说明“道”之所以生万物，乃是经由阴阳二气而生的。阴阳生物的观念，来自于对西周虢文公“阴阳分布”与伯阳父阴阳二气“不失其序”的继承：“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老子把阴阳观念极大地推广到万事万物的生成发展。他认为万物之所以产生的内在结构与动因，并非是由于别的什么东西，而就是由于万物无一例外地都是由“阴”与“阳”这两种既互有区别又互有联系，并且不断互动的结果。老子这就使阴阳生物具有了无限的普适性。

其次，老子进一步引进了“冲气”来说明“道”为何通过阴阳二气来生万物的。什么是“冲气”？“冲气”和阴阳二气有什么关系？“冲”，本作“沖”，二者相同。《说文》说：“沖，涌摇也。”沖义，为水动摇的样子。“冲气”，有较多的论者将它解释成“虚气”。例如，任继愈说：“冲气，冲虚的气，肉眼看不见的气。” []但是，蒋锡昌认为不妥。他说：“四章‘道沖而用之或不盈’之‘冲’当作‘盅’，此‘沖’当从本字。《说文》：‘盅’，器虚也；‘沖，涌摇也。’二谊不同。道之盈虚，譬之以器，故用‘盅’；阴阳精气，涌摇为和，故用‘沖’；此其别也。” []可见，“冲气”与阴阳二气关系密不可分，它内含有阴阳二气，它就是由阴阳二气共同构成的。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阴阳二气，即阴阳二气处于相互交冲与激荡的状态。仅就这个意义而言，它又是不同于一般的阴阳二气的一种气体，这种极具个性特色的阴阳二气，就可以称之为“冲气”，“负阴而抱阳”，也就是“冲”。

最后，老子更进一步引进了“和”来说明道是如何通过阴阳二气相互交冲与激荡而生万物。简言之，即如何通过“冲气”来生万物。阴阳二气，不相互交冲与激荡，是生不出万物的。单阴独阳，是无法生出万物的，正如单身男女，是不可能生人一样的。只有当阴阳二气经过相互交冲与激荡，并且还必须达到了“和”，即“和谐”“平”“平衡”的状态时，才能产生出新生事物，生生不息，日新又日新，就能产生出万物。这“和”的状态，万变不离其宗，还是阴阳二气的“和”，因此，它又可以称之为“和气”。

所以，老子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全句的完整意思是说，万物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构成万物的阴和阳的二气，彼此互动，相互交冲与激荡达到了“和”的状态时，就形成新的和谐的统一体，即形成了新事物，天长地久地生生不息，就会源源不断地无穷无尽地产生出万物。

由上述可见，老子的“道生万物”说，其实也就是“和气生万物”说。这样一来，老子的“和气生万物”说也就与史伯的“和实生物”说，在本质上则是一致的了。

老子的“道生万物”说，是对史伯的“和生学”作出了巨大的发展。

史伯开创了“和生学”，老子则建立了“和生学”。并且，老子后来居上，超越性地创新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博大精深的并在全世界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形而上的体系——“道生万物”说，实即“大道和生学”。

史伯和老子共同创立的“和生学”“大道和生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在历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无疑也是我们构建生态和谐、世态和谐、心态和谐，以及和平崛起、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资源。

三、和生与哲学的起源

钱耕森先生提出，史伯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并且是世界上第一个哲学家。这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试图在钱耕森先生论说的基础上再做些玄学思考，支持钱耕森先生的观点。

钱耕森先生批评了胡适和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澄清了历史上关于哲学起源的一团迷雾，认为史伯是第一个哲学家，他所构建的“和生”哲学，有背景，有理论，有论题，有论据，有论证，有践行，有影响。其体系最核心的内容是三个命题：其一，“夫和实生物”；其二，“以他平他谓之和。”其三，和同之辨，“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其中“以他平他谓之和”，也可说是史伯对“和”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和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定义，又是历久弥新的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所以，史伯的“和生”哲学，不仅在历史上影响深远，而且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当代和平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哲学，据说起源于古希腊，原文Philosophy,据说意思是爱智慧，实际上就是爱思考，只有思考才能使人聪明有智慧。中文“哲”的意思就是聪明，有智慧。哲人就是智慧卓越或有卓越智慧的人。而哲的最源始意义却是求平衡，（我们已经知道理想的平衡状态即是和）哲，zhe，从折从口。两相对立，相互验证而相衡。古同喆。相对、平衡。喆，两吉对立。吉，象形，上是兵器，下是盛放兵器的器具。哲，在双方具备实力中找到平衡。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据说近代日本的西周把西方的源于Philosophy的学问翻译成“哲学”并且把中国与西方近似对应的儒道墨法等学问称为哲学。现在许多人看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老是纠缠西周的翻译是否合适，甚至怀疑中国没有哲学。至少是没有西方那样的哲学。实际上，西方十五十六世纪的传教士早就把中国的孔孟老庄等人称为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学说自然是哲学学说。也就是说，恰恰是西方人自己早就承认中国的哲学是哲学。哲学起源于思考，但一般认为脱离了具体事物形象的思考才是哲学思考，即“形而上”的思考或抽象思维才是哲学思维，特别是脱离具体事物的关于普遍性的思考、关于万物本源的思考才是哲学的起源。黑格尔认为只有达到对世界本源的认识才是哲学的诞生，古希腊的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或者说“万物起源于水”，“一般都认为泰勒斯（Thales）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Thales）生卒年不详,其“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85/584年。” [] 所谓“鼎盛年”，一般指创作高峰的40岁左右。黑格尔认为“水”还没有脱离具象，只有到了巴门尼德提出“存在”才是哲学的奠基。于是，由于中国古代没有提出“存在”概念，许多人又开始重复黑格尔的肤浅之见，说中国哲学不是哲学。实际上，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只是富有天才的猜测，并没有说明水为何能成为万物的始基，也没有说明水是什么，即没有给水下定义，更没有大量运用自然世界人类生产生活的经验佐以证明。巴门尼德提出“存在”，也没有说明“存在”是什么。古希腊的“存在”，是“Being”,即生成，是指现存一切处于生生不息过程，也就是即存有即活动，与中国哲学概念“生”“生生不息”并无二致。海德格尔说，当希腊的“Being”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活生生的存在变成了僵化不动的“存在”，变成了死物。“罗马思想接受了希腊的词语，却没有继承相应的同样原始的由这些词语所道说出来的经验，即没有继承希腊人的话。” [11] 海德格尔要让“存在活起来”，所以他的哲学要从“此在”出发。史伯提出“和生”，并对“和”下定义，就是哲学思维，就是中国哲学的诞生，至少比希腊的泰勒斯说“水是万物的始基”早200年。“和实生物”，解决了万物如何发生发展的问题，“和”是万物的本源，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以他平他谓之和”，是下定义，哲学的基本要求就是下定义，说明“和”是什么，“谓之”即“是”，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和生”经过老子“道生”的充实，完成“和、生、道、气”哲学体系的初步建构，即“大道和生学”。

总之，我同意钱耕森先生“史伯是第一个哲学家”的观点。

作者简介：王国良，现为安徽大学哲学学院系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安徽省孟子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比较与新儒学研究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

[] 钱耕森：《大道和生学研究·前言》，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第1页。

[]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页。

[] 陈桐生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4月第1版，第573页。

[] 陈桐生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4月第1版，第16页。

[] 陈桐生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4月第1版，第16—22页。

[] 陈桐生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4月第1版，第28页。

[] 陈桐生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4月第1版，第573页。

[] 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9页。

[]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11]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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