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Augustine's Cosmopolitan Teleology

作者简介：吴功青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11期

内容提要：奥古斯丁在对《创世记》的解释中，逐步发展出一套基督教的宇宙目的论。受柏拉图《蒂迈欧篇》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奥古斯丁主张宇宙的秩序根源于上帝对质料的赋形。“赋形说”并不意味着奥古斯丁的宇宙论仅仅是“外在主义”的：一方面，奥古斯丁理解的质料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有着朝向形式的主动潜能；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对“种子理式”的论述，表明宇宙具有合乎理性的内在秩序。同时，他的宇宙目的论亦始终无法脱离外在主义的危险。这表现在，无论质料具有多大的主动性，它都对外在的形式有抵抗的冲动(恶)；万物虽然具有“种子理式”，但保存和维持这一形式的力量仍在上帝自身。奥古斯丁宇宙目的论的内在性和外在性，从根子上源自上帝的内在性和超越性。内在性和超越性的张力，不仅困扰着奥古斯丁，而且潜伏于基督教思想深处，成为困扰中世纪哲学和现代哲学的难题。

关键词：宇宙目的论/赋形/种子理式/内在与超越/神意标题注释：本文受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奥古斯丁一生五次注解《创世记》，他最关心的不是其中的“神圣救赎计划”，而是“创造的存在与结构”这一创造论问题。(cf.Augustine，2002，p.20)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奥古斯丁从希腊传统中汲取灵感：通过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他知晓了最高神用努斯( )创造宇宙的模式，并初步熟悉了赋形说的基本框架；通过普罗提诺，奥古斯丁更为系统地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质论，并将它与基督教的宇宙论结合起来。(参见吴飞，2018年，第45-47页)与此同时，奥古斯丁不得不否弃普罗提诺的“流溢说”(Emanation)。因为，一旦承认万物是从作为太一那里流溢出来的，则上帝和被造物的区分就难以辨别。奥古斯丁所理解的创造，一定是上帝“无中生有”的创造。为此，他的基督教宇宙论体系，一定要在“无中生有”的基础上展开。

在宇宙的生成这一问题上，奥古斯丁同样沿袭了《蒂迈欧篇》的立场，强调上帝对于质料世界的赋形。但是，他不愿像柏拉图那样相信质料的永恒存在，而是主张它为上帝所造。上帝所造的质料被上帝赋形，具有理性或曰努斯的形式因(causa formale)，宇宙因此也就有了目的。但这样一来，奥古斯丁的宇宙目的论就会滑向某种“外在主义”，即“创造的目的论结构是外在的，根据一个权威的神圣意志，强行加到被动质料上的。质料的本性并非内在地趋向某一特殊目的，因此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而仅仅是让包含在神圣心智中的形式将秩序强加在它之上”。(Oliver，2016，p.382)情形果真如此吗?奥古斯丁的宇宙目的论是否真的毫无内在性可言，而仅仅是外在的?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奥古斯丁宇宙目的论的基础——“赋形说”逐层展开。

一、创造、召唤、转向与赋形

受新柏拉图主义形质论的影响，奥古斯丁将上帝的创造分成两步：第一步，上帝先从虚无中创造出基本质料或曰原始质料(prima materia)；第二步，上帝对质料赋形，使事物产生。奥古斯丁认为，“从形式到形式的变化，要借助某种没有形式但又并非绝对虚无的事物”(Confessiones，12.6.6)，这种事物就是原始质料。它虽没有形式，但不同于虚无，而是“某种无”(nihil aliquid)或“不存在的存在”(est non est)。它“能够接受可见的和有序的形式(species caperet istas visibiles et compositas)”(ibid.)，是承载形式的基础。根据瓦妮(M.A.Vannier)的考证，“赋形”(formatio)的拉丁词根为“forma”，后者大致与希腊哲学中的 (理念)对应，与“species(种)”“ratio(道理)”的含义基本等同。(cf.Vannier，pp.14-15)所谓“赋形”，就是上帝把不变的形式(理念)加在原始质料之上，使事物生成的过程。

赋形并非理所当然、一蹴而就，从创造到赋形之间，还需经历许多复杂的环节。按照奥古斯丁的理解，《创世记》首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表明，上帝最先创造了精神质料和物质质料。(cf.Confessiones，13.2.3)可直到“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一赋形行动之前，“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质料始终处在一种没有形式的无定型状态中。从创造到赋形，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奥古斯丁仔细分析经文后发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句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同，后者明确用了“要有……就有了”的句式，而前文则没有。这表明，当上帝创造原始质料时，它意识到了后者趋向虚无的无形式性，因此未加赞许。上帝知道，除非这些原始质料转向(convertere)永恒不变的上帝，模仿圣言，否则它们无法变得完美。因此，上帝接下来说“要有光”，旨在“将创造的不完美召回到他自身之中，以便创造不再是无形式的，而是有形式的”。(Genesis ad litteram，1.4.9)奥古斯丁指出，上帝的召唤虽然只出现在这句经文中，但这一行动毋宁说从开始就伴随着创造，光照之前“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上帝不断召唤被造物回转的证明。整个创造过程，可以描述为“创造-召唤-转向-赋形”(creatio-vocatio-conversio-formatio)四个相连的环节。

如果说，创造和召唤同步，转向伴随着赋形，则创造和赋形便被分割为两个不同的时间段，似乎原始质料的创造在先，上帝赋形的事物在后。不过，奥古斯丁坚决否定了这种理解。在他看来，创造和赋形的关系，犹如声音之于歌曲：

我们不是先发出无组织的、不成歌曲的声音，然后加以调制而成为一支歌曲……声音作为歌曲的质料(materia)先于已成形的歌曲(forma cantandi)，不是说声音有创作歌曲的能力所以先于歌曲，因为声音并非歌曲的制作者，声音服从发生的器官，由歌唱者的灵魂制成歌曲。这不是指时间上的先后，因为声音是与歌曲同时的。也不是指优劣方面的先后，因为声音并非优于歌曲，歌曲不仅是声音，而且是美化的声音。这是起源上的先后(prior est origine)，因为不是歌曲接受形式后成为声音，而是声音接受形式后成为歌曲。(Confessiones，12.29.40)

奥古斯丁说的很清楚，声音先于(prior)歌曲。但这种“先于”，不是指声音是歌曲的制作者，或声音在时间上先于歌曲，也不意味着声音比歌曲更优越。而是说，声音仅仅在起源上先于歌曲，因为声音是构成音乐的质料，没有声音就无法形成音乐。原始质料与被赋形的事物的关系也是如此：“上帝没有首先创造无形式的质料，然后将它赋形为各种本性，仿佛后起的想法；不，他创造了被赋形的质料[formatam quippe creavit materiam]”。(Genesis ad litteram，1.15.29)创造和赋形是完全同步的，并无时间的间隔。圣经把原始质料的创造放在前面，赋形放在后面，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与时间无关。

创造和赋形的同步，决不意味着两者的先后区分可有可无。奥古斯丁坚持上帝先创造质料，然后为之赋形，乃是为了突出赋形对于创造的根本性意义。我们看到，在声音和歌曲的比喻中，奥古斯丁不仅认为“声音并非优于歌曲”，而且还强调“歌曲不仅是声音，而且是美化的声音”，暗示赋形的事物(歌曲)具有相比于原始质料(声音)的优先性。接下来，奥古斯丁又说，“它(原始质料)在价值上最低(pendatur extremior)，因为很显然，有形式的事物优于没有形式的事物”。(Confessiones，12.29.40)没有形式，原始质料只是“某种无”或“不存在的存在”；只有上帝通过圣言为原始质料赋形，后者才能走出接近虚无的状态，从黑暗进入光明。正如“声音并非歌曲的制作者”，而是“由歌唱者的灵魂制成歌曲”；同样，在创造中，上帝就是那个“歌唱者的灵魂”，用“制作歌曲”的方式为质料赋形。上帝的赋形，才是创造中的关键。

但这样一来，奥古斯丁的“赋形说”的确容易沦为某种外在主义，仿佛形式不是质料自身固有，而是一个外在的他者(上帝)强加给它的。相应地，奥古斯丁的宇宙目的论辩难逃外在主义的指责。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质料是否真的只能被动地接受形式，形式又是否真的外在于质料?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澄清奥古斯丁哲学中质料的内涵。

二、质料的被动与主动

奥古斯丁的质料( )概念主要源自柏拉图。根据《蒂迈欧篇》，德木格工匠在造世时，用努斯为之赋形(“压模”)的东西就是质料(Timaeus，69A)。质料是一种没有形式，同时承受一切形式的铸造材料(ibid.，50C)；它也可以说成是空间( )，一种具有包容性和接受性的无形式存在。(参见先刚，第294-300页)受柏拉图影响，奥古斯丁笔下的质料也呈现出被动的特性：质料之于形式，犹如声音之于歌曲；不是歌曲接受声音，而是“声音接受形式而成为歌曲”。在赋形者与质料之间，前者始终扮演主动的、施加者的角色，后者则扮演被动的、被作用者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外在主义的批评也并非毫无道理。

但是，接受性不同于被动性。诚然，奥古斯丁反复强调质料“接受”形式，但他并没有说质料只能被动地接受，而毫无主动性。相反，在质料和形式的关系上，奥古斯丁既沿袭了柏拉图的模式，主张形式与质料的分离；又从普罗提诺那里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质论，将质料理解为潜能，将形式理解为实现。由此，质料就并非完全被动地等待形式的赋予，而是作为潜能，内在地期待形式的实现，甚至主动地寻求形式。在《论善的本性》(De natura boni)中，奥古斯丁说，不仅形式是善的，而且质料也不像新柏拉图主义断言的那样是恶的，因为“形式的潜能无疑也是某种善好(procul dubio bonum aliquod est etiam capacitas formae)”。(De natura boni，18)这种潜能，是质料主动转向形式，进而被赋形的前提。质料的这种主动性，在《创世记》中亦有体现。奥古斯丁注意到，圣经在讲述天地的被造之后、赋形之前，特意说了一句“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的“运行”，希伯来文词的意思是“孵化”；这里的“水”，对应首句的“天地”即质料。在奥古斯丁看来，之所以“上帝的灵在水上孵化，是因为无论它催生的是什么，都准备被赋形和被完善，倾向于造物主的善良意志”。(Genesis ad litteram，1.5.11)这就表明，质料并不全然是被动的，而是因其内在的潜能，具有朝向形式的主动本性。(cf.Hanby，pp.85-88)基于这一观察，S.奥利弗(S.Oliver)修正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奥古斯丁的宇宙目的论并非完全外在，同时也兼具内在性的特征。(cf.Oliver，2016，p.385)

无疑，上述学者都正确地注意到了质料的主动性。但从中直接推出奥古斯丁宇宙目的论具有内在性，这一做法并不严谨。一方面，质料尽管具有朝向形式的主动性，但在赋形这一事件中，赋形者的主动性仍是最根本的，没有赋形者的存在，赋形工作根本无法完成。赋形的主动性高于质料的主动性，两者的次序不能被颠倒；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质料的主动性并不意味着它必然朝向形式。质料要想被赋形，必须首先真正转向形式，否则便有偏离形式的可能。倘若如此，形式作为目的就不可能内在于质料世界，宇宙目的的内在性也便无从建立。正是在这点上，奥古斯丁再次追随柏拉图。根据后者，造世工匠的创造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时常遭遇必然性(质料)的阻力。最终的宇宙“是必然性和理性(即努斯)的共同产物，理性是通过说服来驾驭必然性的”。(Timaeus，48A)同样，奥古斯丁在肯定质料的主动性时，也深刻地洞察到了质料反抗形式的危险。

质料对形式的反抗集中表现在精神质料，特别是构成天使的精神质料上。④按照奥古斯丁，上帝起初创造了精神质料(“天”)，然后通过圣言的命令(“要有光”)对精神质料进行光照，使精神质料与形式结合，产生仅次于上帝的精神性存在——天使。与此同时，魔鬼也出现了。魔鬼何来?显然不是上帝直接造的，而只能是自身堕落的结果。但与通常的理解不同，奥古斯丁坚持认为，魔鬼并非堕落自天使，而是“从时间的开端就因骄傲而堕落的，在此之前，它并不曾和神圣的天使们一起生活在和平与极乐中。相反，它刚一被造，就背叛了自己的创造者”。(Genesis ad litteram，11.16.21)这意味着，当上帝一开始创造精神质料，还未给它们赋形时，魔鬼就背叛了上帝。可是，彼时的魔鬼充其量只是精神质料，一种“不存在的存在”，又有何能力去背叛上帝呢?

这一点，我们还要结合“赋形说”来理解。前文指出，在“创造-召唤-转向-赋形”的四个环节中，创造与召唤始终同步，转向伴随着赋形。转向是赋形的必要条件，若质料不转向上帝，将不能被赋形。对于天使和魔鬼而言，情形更是如此。按照奥古斯丁，天使和魔鬼都由精神质料组成。就它们都是质料而言，两者并无分别。只不过，那些构成魔鬼的精神质料，“在它被造的那一刻，立即背离了真理之光，因骄傲而膨胀，因欣赏自己的权能而腐化”(ibid.，11.23.30)，没能成为天使。显然，魔鬼不可能不被赋形，否则也不会变为魔鬼。所以，情况很可能是，“当魔鬼背离上帝的永恒之光的时候，它还是被永恒之光照亮了一部分，即被赋形了，因为这永恒之光是无所不照的，没有哪种质料会完全黑暗”。(参见吴飞，2013年，第93页)天使与魔鬼之分，不在于上帝是否光照它们的质料，而在于质料是否愿意转向它。主动转向上帝的质料变成了天使，拒绝转向上帝、又被动接受上帝的部分之光的质料堕落成了魔鬼。

同一种精神质料，有的主动转向上帝，有的主动抗拒上帝，根子还是在自身。诚然，质料在与形式结合之前，只是“不存在的存在”。但恰恰因为它不具有任何形式，在自身中便毫无规定性，趋向各种形式，处在无穷的流变中。正如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认为质料“不稳定、到处乱窜”(Timaeus，30A)；同样，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也主张，“变化事物的可变性，在于它自身接受让可变事物变化的所有形式”(Confessiones，12.6.6)，将质料归为无形式的变化性。这种变化性意味着，质料是自由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们是有自由意志的。(参见吴功青，2017年，第72-73页；2020年，第59页)因为自由，有的质料选择成为天使，有的质料选择成为魔鬼。它们的分化没有理由：我们甚至不能追问魔鬼堕落的原因，因为“意志之恶没有自然的动力因(Cum ergo malae voluntatis efficiens naturalis vel)”(De Civitate Dei，12.9.1)，自由意味着一切。

质料的自由严重威胁着奥古斯丁的宇宙目的论。本来，质料朝向形式的潜能和主动性，将形式拉回了质料世界，使得后者开始呈现内在的目的性，部分修正了宇宙目的论的外在主义危险。但质料的自由对于形式的反抗，又将二者本来契合的关联撕开了裂缝。奥古斯丁宇宙目的论的内在性，再次变得岌岌可危。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