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之道

20世纪物理学有了重大的突破，尤其以量子力学为代表。量子力学用概率去描述世界，引入了带有主观色彩的测量进入客观世界。让当时世界上最一流的科学家都犯了难。玻尔提出了互补性原理被认为和中国的道家异曲同工。它的同时泡利则趋向于道家的另一种形式。与此同时，20世纪的哲学家罗素也论证了道与在英国实行的laissez-faire的合理性。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道家的理念与今天在欧美流行的“极端”的环保主义有关。

互补性原理和阴阳图

1947年，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因其在量子力学发展和对丹麦的服务方面的贡献而被丹麦王室授予“大象勋章”。在为这一场合设计徽章时，玻尔选择了道教的古老符号，该符号描绘了宇宙和人类存在的根本性，不可调和但“和谐”的二元性，即阴和阳。任何事物的“内含物”都包含在其对立面中。在此符号的上方，玻尔放置了“相反的互补” —“对立的互补”一词。因此，玻尔正确地将其著名的“互补”概念等同于中国古代道教的阴阳神秘主义。

玻尔的互补性概念是在20世纪上半叶发现光和原子相互作用的量子现象的背景下提出的。1901年，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发现，能量是以离散的量子而不是连续流辐射的，这是电磁理论先前所理解的。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1905年证明，光也以量子或光子辐射。通过光传播的干涉和衍射图可以证明，这与光的众所周知的波特性相矛盾。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在1927年补充说，在研究这些亚原子波和粒子现象时，观测本身会破坏现象，因此对粒子（或“波纹”的）位置的确定使其动量不确定，并且反之亦然 ; 这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原理”。玻尔断言，由于波/粒子对偶性和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我们必须舍弃物理学中的因果关系原理，而保留牛顿和麦克斯韦的力学来描述实验在二分法的每一侧观察到结果。对任何新理论的拒绝，都被宣布为本身就是新理论。正如玻尔说：“确实，我们的光传播图像的空间连续性和光效应的原子性是互补的方面，因为它们占了光现象的同等重要的特征，因为它们之间的距离越近，它们就不会彼此直接矛盾。机械分析需要相互排斥的实验安排。同时，这种情况迫使我们放弃对光现象的完整因果解释，并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能量转移的电磁描述在一个运动场中仍然有效的事实，让我们对概率的解释感到满意。（《光与生命》， 1932年）”

这时候，大家突然发现：人类的知识被简化为纯粹的经验主义，在这里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所有知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概率统计。

玻尔在这里揭示了他的不可知论的偏见，就像康德一样，认为创造力不能使人的意识变得可理解。玻尔说，任何反思思维创新过程的尝试都必须像观察原子现象那样，改变被调查的“心理内容”。因此，任何知识理论都必须“在解释我们自己的意识活动时开始并放弃”（《光与生命》，1932）。此外，他（与亚里斯多德一起）认为，意识仅来自“有机体中的残留印象，相当于神经系统中不可逆转的记录。”如果潜意识中发生了创造性思维，玻尔说：“不可能提供明确的想法潜意识概念的内容对应于不可能对量子力学形式主义进行图像解释”（Unity of Knowledge， 1954）。如果对玻尔来说，科学超出了理解范围，那么艺术就是纯粹的魔术和幻想。“文学，绘画和音乐艺术可以说是形成一系列表达方式，其中对定义的更广泛的放弃，科学传播的特征，使幻想得到了更为自由的展示”（知识的统一）。

同时性与非因果性

但是，如果薛定谔屈从于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玻尔的同事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便从向了科学与神秘主义者之间毫无掩饰的联盟。多年来，泡利与新时代袭击西方文明和犹太基督教文化的中心人物之一，准心理学专家CG Jung合作。

泡利（Pauli）于1900年出生于维也纳。他的教父是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者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他在慕尼黑和哥廷根上大学时就被认为是一个年轻的天才，他在与Bohr和Heisenberg紧密合作的同时，为1920年代的原子结构研究做出了一些贡献。1929年，他退出教堂，由于短暂而失败的婚姻而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并在1931年至1933年之间成为了荣格的精神病患者。

荣格将弗洛伊德关于人的野兽概念（受野兽的激情控制）扩展到了一个神秘的极端。他说，人类是由非理性的原始力量的“集体无意识”所定义的，超越了理性的力量，而理性的力量仅在梦，幻想，妄想等中才展现出来。这些“原型形象”定义了真正的人类。

荣格从小就对东方神秘主义着迷。他最终采纳了道家的阴阳观念，即在每个个体的心理中存在互补的对立面，例如男性/女性，感官知觉/直觉以及感觉/思想。为了实现自我，必须权衡这些对立面。

荣格在与泡利（Pauli）共同出版的书中的论文被称为“同步性：一种非因果联系原理”。该论据指出，“现代物理学的发现打破了自然法则的绝对有效性，并使之成为相对论。”自量子新定律以来荣格断言，力学是统计的和概率的，必须存在，这些事件不遵循因果关系之外的确定性定律。（这是荣格理论上的全部“论据”。）此类事件属于“同步性”类别，它是指在宇宙中发生的两个或多个同时发生的事件（物理事件或物理事件与精神事件的组合）事件（思想或梦想）不是彼此造成的，而是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荣格通过对已婚夫妇的占星术迹象的统计研究“证明”了这一主张，他发现，有“适当”迹象的个人之间的婚姻发生率很高，以至于有1：500,000,000的概率反对这种结果。一个机会。因此，据荣格说，占星术起作用。

荣格的其他“证据”需要使用占卜的道家修炼的扩展讨论的形式易经（易经）。荣格对中国人的看法与英国种族主义观点相同：华人天生就是道教，反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等。荣格在《易经》译本的序言中写道由神秘学家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于1949年担任，他曾是中共情报与安全局局长康胜的顾问。荣格在序言中写道：“我真的答应给深奥和神秘可言，揭示智慧每个独特风格的机会”荣格运用他的同步性理论的易经通过断言这个问题问的易经，一个精神事件，与棒的物理辗转反侧（其确定在哪个章节同时发生易经将提供答案的问题），因此它们被连接以有意义的方式。再次，这是他对《易经》的“证明”的总范围“工作”，只是断言文本的阅读对人的一生具有“不可思议的意义”。

泡利（Pauli）直接引用开普勒（Kepler）的思想原型，然后根据自己的意愿“解释”开普勒的含义。泡利写道：“可以看出，在开普勒，象征性图画先于自然法的有意识的阐述。象征性的图像和原型概念是促使他寻求自然法则的原因。因为他以这张原型图像为背景观察太阳和行星，所以他对日心系统充满了宗教热情。” 1953年，泡利（Pauli）在一篇名为“物理整体性的斗争”的论文中承认了这一点。开普勒（Kepler）成为贝特朗·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观点：“这就是我真正理解开普勒的领域及其对太阳崇拜的倾向的方式，正如B.罗素和其他人所表达的那样。开普勒“最初引起科学和宗教的原因几乎是通过太阳崇拜和更多理性动机来支持哥白尼假说”。在泡利的私人信件中，他讨论了他对基督教的拒绝，再次归功于伯特兰·罗素的灵感。通过假设和实验，开普勒（继库萨的尼古拉斯之后）证明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观点是对物理宇宙的科学上适当的描述，泡利更喜欢罗伯特·弗洛德的“四元论”观点。泡利将“四分之一”定为第四个维度是“上帝的邪恶面”，他将其定义为生命和物质宇宙的非理性，非理性面。泡利跟随玫瑰十字会的“秘密著作”，写道：“我想将“黑暗”解释为暂时尚无智力，正常（“轻”）秩序的事物。也就是说，道德上的邪恶（将邪恶整合到神性中），自然哲学中的因果关系。”泡利不仅引用老子来支持这种对上帝邪恶的看法（“自然不爱人类”老子），而且到1955年，他已经采用了虚拟的道教信条：“我相信这是命运西方人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两个基本立场彼此联系在一起，一种是批判性的理性并渴望知道，另一种是神秘的非理性并寻求友善的绝对经验。两种立场都将永远存在于人类的灵魂中，并且其中一种立场已经始终背负着另一种立场，成为另一种立场。...我们必须将自己的工作托付给这个过程，并将这对对立互补。”

道与自由主义经济学

道教的中心宗旨是“ 无为”，意为“非行动”。这不是修行冥想的字面非行动，而是意味着一个人不应该有目的地做任何事，任何与神秘主义不符的事，大自然在不知不觉中流转。这（并非偶然）恰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商和神秘学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应用于经济学的概念。史密斯的自由放任自由主义教条，允许“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的魔术”，可以称为无为。

罗素（Russell）部署到中国之前的几十年，已经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哲学的首席哲学辩护人，以及正在建立全球种族科学运动的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周围的种族主义优生主义者。他在1900年出版的《莱布尼茨哲学的批判性论述》确立了反对以约翰内斯·开普勒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为代表的柏拉图式基督教科学和经济学流派的英国经验主义者和地缘政治家的战线，以及在十九世纪由乔治·康托尔所著的还有Bernhard Riemann。罗素1920年的中国之旅和他的《中国问题》，曾被用来引导一战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英国自由贸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政策和各种新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教条的意识形态。罗素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儒家的道德传统，他在谴责儒家的道德和思想教义的同时，对道家的相反，消极的，神秘的传统赞不绝口。罗素在表达他的种族主义观点和阻止中国科学发展的意图时说：“进步和效率对中国人没有吸引力，除了那些受到西方影响的人之外。通过珍视进步和效率，我们获得了权力和财富；通过无视他们，直到我们带来动乱之前，中国人总体上确保了和平的生活和充满乐趣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罗素向中国人传达了他对西方科学和哲学的观点，以致说西方科学和物质经济的发展完全归因于英国经验主义和自由贸易经济学，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著作。

道与美国绿色行动

1975年，在美国反文化风潮的顶峰时期，伯克利（Berkeley）受过教育的博士学位在物理学领域，弗里特霍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物理之道》。到1990年代，这本书已经以十多种语言出版，并且已售出超过一百万册。作者承认食用精神药物“已向我展示了心灵如何自由流动，精神见解如何产生”，他将量子力学的结果与东方神秘主义者尤其是道家和禅宗的教义进行了比较。卡普拉（Capra）继续成为美国激进环保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倡导去工业化，减少人口以及类似的对人类的法西斯主义袭击。

卡普拉（Capra）明确指出了保利将人分为“思想型”和“直觉型”的道家根源。他断言，“人们已经认识到”，知识有两种类型，分别是理性的和直觉的。科学和宗教（这是贝特朗·罗素1935年《科学与宗教》的论文）。他总体上指责西方，但也指责东方的儒家思想太过理性，太科学，太阳而不顾阴。他断言，在中国，“道教和儒教这两种互补的哲学传统在中国古代已经发展起来，以处理两种知识。”真正的知识或“绝对”知识仅来自于“非知识”。在非普通的意识状态（称为冥想或神秘）中产生的现实的知识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