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晶

　　（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张岱年（1909-2004）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综合创新”是其学术思想的精髓，他融“唯物、理想、解析”于一体探索中国新哲学建设，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为核心的新文化观，为中国哲学、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开拓出一条新路。在文化成为全球性热点话语、文化的作用日趋凸显的今天，在中国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加速的过程中，深入理解张先生文化观的形成历程，对于进一步推动学术界研究、理解并超越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1 张岱年早期“文化综合创造”思想

　　1.1 综合创造论的提出背景

　　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大批有志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向西方，以探求拯救中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学说、西方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学的学说，纷纷传入中国。以致在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了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文化热”高潮。在中国哲坛上出现了辩证唯物论、西方各种流派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争鸣，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是，在这三个流派之间，并非是“道并行而不相悖”，而是“道不同而不相谋”。

　　在这个时期，张岱年满腔热情地参与到这场对中国文化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并介绍、宣扬辩证唯物论哲学，预言了辨证唯物论取得丰硕的成果。在1933年写下了《哲学的前途》、《论外界的实在》、《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关于新唯物论》、《辩证法的一贯》，在1934年写下了《辩证唯物论与人生哲学》、《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等具有创见的论文。从1932至1934年，张岱年写了不少介绍西方哲学的文章：《斯宾诺萨》、《斯宾诺萨与庄子》、《怀悌海的教育哲学》，并写有专文介绍石黎克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解析法：《维也纳派的物理主义》、《逻辑解析》，还翻译了石黎克的著作《哲学的将来》。在中国哲学方面，张岱年自幼受家学薰陶。在1932年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在1933年写了《辟万物一体》、《颜李之学》、《谭“理”》，《中国哲学中之非本体派》、《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在1934年写了《中国思想源流》、《中国知论大要》。

　　从张岱年先生在1932年至1934年所发表的论文和其他成果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学思路：融会辩证唯物论与逻辑解析法为一体，并以此研究、整理、发掘中国传统哲学。这一时期，张岱年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的基础，同时也为他的文化观的形成作了坚实的理论铺垫。

　　1.2 综合创造论的提出

　　1935年1月10日，陶希圣、萨孟武等10位当时文化名流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又称“一十宣言”)。该文的发表，引起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又一次文化争论高潮。张岱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这场争论，在此前后，写出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1933年6月)、《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5年3月)、《西化与创造》(1935年5月)等三篇文章。

　　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张岱年认为：“现在要仍照样保持中国的旧文化，那是不可能的，但西洋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到了将被否定的日子，社会主义的世界性的文化必然要到来，中国必将产生新文化而成为那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1]他高度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在此时代，中国应由西方文化给予的刺激，而大大地发挥固有的创造力，创造出新的文化。”[2]他还主张对中国旧文化进行改造以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认为“中国旧文化的改造，同时就是新文化的创成，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3]可见，张岱年在当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读经复古”，主张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对待文化问题。

　　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张先生明确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更明显的说，其实可以说是‘文化的创造主义’。不因袭，不抄袭，而要从新创造。对于过去的一切，概取批判的态度；对于将来，要发挥我们的创造精神！”[4]“惟有信取‘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主才能复兴。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之惟一出路。”[5]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文化综合创造论”的形成之作。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建设要综合东西方文化之长，从新创造中国本位的文化，这比此前《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论述更加明确与精辟。自此以后，先生继续深入研究文化建设理论，最终由文化综合创造论发展成为“文化综合创新论”。

　　1.3 “综合创造论”的意义

　　“文化综合创造论”是“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初级形式，为“文化综合创新论”打下坚实的基础，体现了张岱年先生始终坚持的“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哲学研究新路。文化综合创造论体现了张岱年先生学术生涯中一以贯之的“兼和”思想（兼骇众异而得其平衡）和张岱年先生强烈的学术创新精神，为中华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指明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值得科研、学术工作者体悟、学习。

　　2 “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发展历程

　　2.1 “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提出背景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再一次出现“文化热”，各种文化建设思潮争论激烈，中国文化的走向成为焦点。“全盘西化论”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主张中国的文化建设应效仿西方国家；而“东方文化优越论”则认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完全无需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思想。与以上两种观点不同，张岱年先生主张文化“综合创新论”。半个世纪以来，先生不断给他的思想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其文化观也逐渐成熟与完善。

　　2.2 张岱年在此期间关于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成果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张岱年迎来了他学术成就的又一高峰期，这期间先生发表了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论文主要有：1982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1985年《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与基本精神》、1986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中国文化的回顾与前瞻》、《文化体用简析》、《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1987年《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1990年《文化发展的辨证法》、《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1991年《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复兴》、1993年《中西文化之会通》。此外， 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先生的《文化论》。

　　2.3 “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思想基础

　　在1982年后到1987年前，张岱年关于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和天人协调；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思想基础是“天人合一”的天人观、道德理想高于物质利益的价值观和辩证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中国文化中哲学占主导地位、文化的发展与思想自由关系密切、在演变中既须吸收外来文化又须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张先生关于文化体（最高指导原则）用（具体措施）的基本观点是：“中体西用”忽视时代要求，阻碍文化的迅速前进；“西体中用”忽视民主的主体性，也将混淆视听，在建设文化时应该有所创新；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建立中国文化的新传统，应该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体”，融会中西文化并进行创新为“用”。

　　2.4 “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正式提出

　　“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正式提出是在1987年冬天。在山东济宁市召开的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张岱年先生在其所作的主题发言中正式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观点。对于什么是综合？什么是创新？张岱年先生作了如下的论述：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一个创新的事业。我认为：一方面要总结我国的传统文化，探索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经过深入的反思，对其优点和缺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作具体分析，对其缺点和优点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根据我国国情，将上述两个方面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高的文化。什么是创新?创新意味着这种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近几年来，我写了一些研究文章，自己撰了一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6]“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同时汲取西方文化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7]这里，张岱年所说的“创新”，其内涵就是“超越”。他说：“什么是创新? 创新意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高度民主、高度科学的新文化。”[8]至此，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正式建立，并受到许多学者推崇。

　　2.5 文化“综合创新论”与文化“综合创造论”的异同

　　文化“综合创新论”相对于文化“综合创造论”其“新”有三：首先，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以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其次，不仅讲中西文化之综合，而且也讲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最后，明确指出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综合。如果说文化“综合创造论”主要意图是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形态进行融会贯通，主要是学理上的思考，那么，文化“综合创新论”则更强调在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建设上的正反经验。它不仅是学术问题，还是全方位的社会实践问题。

　　2.6 专家学者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评价

　　“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提出受到很多知名学者的高度评价。方克立教授认为：“应该大力提倡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我曾表示自己最能心契和赞同的是张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之义。我认为“综合创新”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对古今中西问题的一种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也表现出了健康的文化心态和开放的立场。这种主张明显地优于极端的西化派和国粹派，也优于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派和“西体中用”派，不仅超越了欧洲中心论和华夏中心论的偏见，也超越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同时它又是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和文化政策相一致的，所以值得大力提倡。’”[9]

　　胡显章教授对“文化综合创新论”也深表赞同，“我赞同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这种论点是以“兼和”为其哲学基础的。所谓“兼和”，张先生将其界定为：‘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这种哲学观，并不回避差异、矛盾和必要的交锋。它使人们视野开阔、襟怀博大，减少片面性，有利于吸纳一切优秀的文化，有利于抵制文化霸权，也有利于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10]

　　2.7 文化综合创新思想的发展

　　张岱年先生在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后，继续不断地进行此方面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复兴》、《中西文化之会通》等论文，从实践的角度丰富和发展“文化综合创新论”。

　　要让“综合创新”文化观形成为一系统学说，既要有严谨的理论建构，又要有现实的实践基础，真正为大家所认同，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所以，不仅要做“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深入研究工作，更要做宣传普及实践工作。后来的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如张先生的学生程宜山，在张先生指导下执笔写成《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系统而详细地论述了张先生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方克立教授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16字方针，概括了“综合创新论”的主旨与方向。刘鄂培、陈来、刘仲林、李存山、王中江、王东、洪晓楠等学者在阐释、宣传和发展“综合创新”文化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如：刘鄂培著《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张岱年研究》；刘仲林著《中国文化综合与创新》《中华文化人生亲证》；洪晓楠著《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文化的反思与重建》等，都是对张先生“文化综合创新”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1995年，在澳门专门举办了“‘综合创新’文化观研讨会”，与会学者对“综合创新”的文化观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思进行了充分肯定和探讨。如今，文化综合创新思想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我国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种主流观点。

　　3 文化“综合创新”论对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启示

　　3.1 走进来——发掘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努力发掘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至关重要。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从不缺乏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从隋唐开始，中国文化的发展随时可见引进、吸收外来文化的活动。外来文化佛教于两汉时期传入中国，至隋唐进入鼎盛时期。这时，外来佛教与老庄、儒家学派逐渐结合，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派别，促使佛教在中国广泛流行。到宋代程颐、朱熹大胆吸收佛教文化中“一多相容”说，称之为“理一分殊”，并以此为架构，建立了一个以儒学为主，兼采道家、魏晋玄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学”体系。至明末，“西学东渐”引起中西文化的碰撞。清朝后期，帝国主义武力入侵中国，中西文化冲突更趋激化，引发文化争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争论达到高潮，不少人提出从西方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于后者，从清朝后期起直至五四时期的文化争论都未有阻力，争论的关键在于该不该引进前者。新中国建国后，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更是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现存的中国文化是中外文化不断融合的“综合体”。中国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综合”，不断“创新”的过程，“综合创新”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应该也是一个“综合创新”的过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应该是不断“综合创新”的文化。这是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对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启示之一。

　　3.2 跳出去——跳出旧文化观的“体用”说

　　中国近百年的文化观以“体用说”为主体：一为“中体西用”说，一为“西体中用”说。这两种文化观在历史上曾争论不休，而从思想方法上看两者都存在绝对化的错误，即将某一种文化视为绝对的好，另一种文化则视为绝对的坏，不是扬此抑彼，就是扬彼抑此。历史已证明，以上两说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要保持中国封建专制这个“体”，就不可能发展西方科学技术之“用”。同样，模仿西方资本主义为“体”，则中国文化成为“奴才”文化，中国文化之“用”就会无从依附。

　　文化的形成具有历史性，要受到历史条件束缚。中西方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不同，其内容及表现形式也有很大差别。例如，中西方文化都讲“对立”与“统一”，西方文化强调一个事物的“统一”体中两个“对立”面的“对立”斗争，强调量变的积累必然引起质变的发生，促使事物变化发展；而中国文化则强调“对立”面的“统一”与“和谐”，强调量变的积累以适“度”(即最佳状态)为限，以避免事物向坏的方面演变。中、西的“对立”与“统一”观都反映出一定的客观真理，两者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偏。在历史地、逻辑地分析基础上，可以预见建设中国新文化需要综合中西文化，取人所长，补己所短，才能为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创造可能。

　　形而上学的“体用说”已被历史淘汰，唯有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新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才能适应建设中国未来的新文化的要求。这亦是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中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3.3 创下去——不断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文化生存的外界条件在不断变化之中。二十一世纪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激发全民创造活力的社会新文化呼之欲出。但文化的建设从来不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必须有新元素的不断输入，并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才能可能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仅是理论上的探讨，更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去践行。因此，在文化建设的道路上，不间断地进行“综合创新”的实践是一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这是“文化综合创新论”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三。

　　参考文献:

　　 [1] 李存山编，张岱年选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413页.

　　[2] 李存山编，张岱年选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416页.

　　[3] 李存山编，张岱年选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415页.

　　[4]、[5] 李存山编，张岱年选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422页.

　　[6] 张岱年，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N]，北京：北京日报，1987年7月10日.

　　[7] 张岱年，张岱年文集[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490页.

　　[8] 张岱年，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N]，北京：北京日报，1987年7月10日.

　　[9] 方克立，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J]，哲学动态，2002年第4期，第4页.

　　[10] 胡显章，给大学文化建设以更大的关注[N]，北京：科技日报，2007年1月4日.